赵冬梅:在帝制中国,政治在事实上笼罩了一切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11-21,星期日 | 阅读:95

撰稿丨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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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鼎是权力的标志。图为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后母戊鼎。(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从秦代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历史学界泰半称之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赵冬梅看来,这两千多年并非全然都是一片黑暗,至少在北宋前期,儒家对法家的制度改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而宋代之后,君主制度逐步强化。

在前不久出版的《法度与人心》里,赵冬梅以三十年史学研究为基础,以通俗化的写作为读者解读了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纠葛。

本书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之人的互动中所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如: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颠沛流离的境遇;官僚群体与更迭的制度“相爱相杀”,在制度变迁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颠簸起落;等等。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态,围绕这些具象化的常态,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及人在制度中的命运,不仅带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层面通讲制度发展的历史。

在赵冬梅看来,“历史并不一直向前”,也不是线性发展。在对朝廷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曾出现两大倒退:从朝廷性质看,华夏传统将天下称为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则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从君臣关系看,华夏传统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婢为荣——君臣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专制与猜疑的强化,自此一发不可收,直至近代。

那么,“儒表法里”的君主制是怎样形成的?宋代之后的金元明清,君主专制为何会逐渐加强?政治文化为何江河日下?帝制时期为何没有对皇权实现强制性的约束?就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赵冬梅,全文分为两篇刊出。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作品。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中国没有宗教,政治笼罩一切,塑造社会生活」

燕京书评:《法度和人心》从典章制度来审视“理乱兴衰”,从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讲述我们民族性格形成的故事。按照王子今教授所述,“政治权力犹如‘兼照天下’的太阳一样,监视着、主宰着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都必须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评判,姹紫嫣红的文化风貌都被强行涂抹上阴黯单调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不得不统统打上整齐划一的政治包装,任何一种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理想,似乎都只有附系在政治的总纲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为‘政治人’。”(《权力的黑光》11页)以我的观察来看,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都很少见。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特色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赵冬梅:确实,中国人包括学术界对政治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好像离开政治我们什么都说不了,什么都无法研究。2000年时,我在北大历史系上一门课,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我在讲前言的时候,会讲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说,因为我们个体生命是如此短暂,因此政治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确,当你把历史的视角调转去看个体生命、看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非常具有决定性。

当时有一个可能是伯克利来北大的访问学生就站起来说,老师,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谈政治,政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当时就在想,对我们来说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中国,政治在事实上确实是笼罩一切的。如果说我们一定要问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是政治管理一切,笼罩一切。所以,在塑造和形塑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力量中,政治毫无疑问是说一不二的。

政治笼罩一切,可能还跟中国比较早实现了统一有很大关系。我们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学者们今天会从技术的角度去质疑集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但是,集权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显示,来自咸阳的法令制度,在说一不二地规定着当地的生活。秦代实现了统一,汉代又把统一这个概念给根深蒂固地“种”下去了,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和轮廓,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强大的国家一直在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掌控着一切,形塑着一切。儒家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配合、努力改造的;老庄主张无为,为心灵别开生面;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被政治“归化”……舍政治之外的空间可能只存在于边缘地带,但是不多。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被政治笼罩、被政治形塑的文化。

《法度与人心》,赵冬梅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

燕京书评:你在《法度和人心》提出,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

我此前读中国历史著作的时候,感觉似乎有一个王朝规律:帝国改朝换代初期,因为战争导致人口大幅减少,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财政可以正常运行。等到人口迅速增长,官僚也逐渐增多,然后会出现财政问题,于是开始土地/财政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帝国就能正常运行;如果改革失败,帝国就走向衰落……如此往复循环。我感觉,你总结共性问题和黄炎培先生总结的历史周期率颇有关联之处,你对此有何见解?

赵冬梅:确切说,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或者你刚才描述朝代初期的轻徭薄赋,然后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开始出现国富民强的盛世,但同时各种矛盾也开始尖锐,由于这个矛盾不能够被及时缓解,所以越积越大。因为这些矛盾非常复杂,有上层的,有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还有下层的,还有中国和外部之间的,一旦哪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崩溃。然后,一个新朝代又出现了。其实,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轮廓,是“一眼看上去就在”的“理乱兴衰”。

我在这本书里想做的一个努力,就是要跳出来看。同时,我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往复循环,在此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解释方案了。我要做的,是把帝制国家当做一种国家类型来进行观察。第一,我们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大统一。之后尽管有分裂时期,但总体上讲,中国时间的运行方式就是一浪接着一浪,一个朝代兴、一个朝代衰;如果这个浪够长的话,你就能看到理乱兴衰的全过程。每一个较长的朝代,都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过程。就国家治理水平而言,不同的朝代各有优劣。因为中国是统一的,很少存在同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帝制时期,国家治理的竞赛就发生在朝代与朝代之间。

就制度而言,后一个朝代和前一个朝代之间,继承因素要远远大于变革因素——前面朝代经历了什么,实际上都会给后边的朝代开局造成巨大影响。不能说我们从历史当中什么也没学到,但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的记忆很短暂,后边的朝代是受前边的朝代塑造。当然,如果时间足够长,它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实现帝制的长治久安。

帝制国家怎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不同的朝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当然,不同的朝代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来分析这些答案的类型,分析他们的不同挑战。为什么这些朝代都不能长久?就是因为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然后激化,就崩掉了。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是上层出现了分裂,上层的力量跟下层的力量结合才能崩,全靠底下很难崩,比如隋末。实际上,明末是一个内外矛盾的结合。各种崩法都是因为包括皇帝在内整个统治集团没有能力去应对挑战,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政息人亡。

《大宋之变》,赵冬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燕京书评:一定程度上,在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关系中,最核心的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制度的关系:无论你在书中描绘的北宋赵匡胤之后的几代皇帝,还是唐太宗李世民、汉文帝刘恒等人,如果能审慎地行使权力,压抑自己私心并保持宽容,制度就能良好地运行;反之,如果皇帝自身格局太小或见识有限,或者有严重的性格缺点却刚愎自用,就可能破坏运行良好的制度,让士大夫群体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不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从制度的角度,你怎么看?

赵冬梅:在《法度和人心》中,对于皇帝,特别是对皇帝和宰相关系的理解,都来自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多数时候,历史学者们在描述帝制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和关系时,习惯把皇帝作为一个时间标志,秦始皇、隋炀帝等少数个案除外。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就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由参知政事王安石所主导的一场改革”。这种叙述方式,我以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或者说抹煞了皇帝的作用,从而歪曲了事实。在整个帝制时期,皇帝制度是最大的、具有笼罩性的制度背景。皇帝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无远弗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权进行合法的强制性约束;用句大白话说,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如果去看具体制度的发展,你会看到有很多对皇权进行约束的制度,包括宰相制度、台谏官制度、封驳制度等——这些细部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对皇权形成约束。但是,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这是皇帝制度最大的特点。怎样才能克服这个特点?如果在皇帝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一种可能是皇帝对那些软性的约束有听纳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意识、道德建设必须达到一定水平,他得知道皇权不是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以天下奉一人”,而是“以一人治天下”;他有巨大的责任,所以他要约束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皇帝制度还有一种毛病,就是脆弱,即很容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干扰。比如,我在书里面提到,宋仁宗和宋英宗这对非亲父子,收养过程曲折,父子关系拧巴,这种拧巴必然要投射到政治上。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单靠皇帝的自觉很难。那么,从纯理性的角度看,怎样才能让皇权稳定运行,让“具体皇帝”的行为符合“抽象皇帝”的要求?我想,如果能够在理论和法度上论证并确定皇权的边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我以前学历史,一直很看重那些实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到今天,我认为思想观念很重要,甚至具有最后的决定性。没饭吃,人会死,这没问题。可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它其实是取决于人头脑中的思想。如果帝制时期的士大夫能够论证皇帝权力的边界,并且“伙同”皇帝一起实现对于皇权边界的划分,那么,中国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从五代到北宋,其实存在过这种可能。宋仁宗以前,思想领域出现过“划界”的企图。比如,五代时期的冯道,历仕四朝,事奉过十个皇帝,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的臣子,他的人生选择是“从道不从君”的,他的忠诚所针对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而是心中的是非。一直到宋真宗朝,冯道都还是官僚们崇拜、学习的对象。但到了仁宗晚年,当冯道的曾孙拿着冯道的告身(任命状)来向朝廷讨封赏时,就遭到了仁宗的严词拒绝,仁宗说:“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一个曾经事奉了四个朝代的人,不就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吗?有什么可以表彰的地方?!这一席话说明宋仁宗的儒学修养太深了,他深刻理解有关冯道评价的本质。

在仁宗金口玉言否定冯道之前,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很多人对冯道是赞赏的,他们同意冯道可以“不从君”而“从道”,也就是说,“道”不必与“君”同在,士大夫可以忠于“道”而不必忠于某一个特定的“君”。假设传统观念是一个有边界的圈,那么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到了边上,就快出去了。仁宗正是发现了这个危险,才予以当头棒喝。“二程”也发现了这个危险,他们从理论上把那些意图出圈的想法给按下去、拉回来了。如果当时的思想家在往回拉的时候能够顺便把皇权的边界捋清楚,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趁着哪个皇帝(比如仁宗)比较温和时明确提出,达成共识,那么,帝制中国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董仲舒试图用儒家思想制约皇权,但没有成功。(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你认为,皇帝有“三畏”:第一,畏历史;第二,畏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第三,畏天。但如你所说,这三条约束都是软的,没有强制性。中国从秦代到清代的郡县制,与宗法制度、外儒内法的统治结合起来,都迎合了皇权独大、皇权独尊的权力格局。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

赵冬梅:首先,皇权独大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当儒生们开始制礼作乐的时候,一方面给了皇帝体面,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让皇帝接纳儒家的这些教条。尽管我说皇帝如果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尽管限制皇帝、约束皇帝的各种制度都是非强制性的。但是,这些制度规矩一直都在建设中。

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儒家希望通过教育,让皇帝能够产生自觉的戒惧。儒家经典话语,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些话语,今天还会被引用。当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在引用这些经典话语时,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真正心怀戒惧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政治思想,“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就是说,你统治得怎么样,上天会知道,而上天的判断会影响到你的统治是否稳固。这种“相信”,构成了思想层面的约束。

帝制国家的缔造者是法家。汉代以后,儒家非常艰难地改造着这个国家机器,非常艰难地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法家的制度、法家的政权里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当年上课讲的,一直要到唐朝,随着《唐律》的颁布,法家的国家才完成了它的儒家化。

儒家努力改造法家的制度,改造到北宋,呈现出一个比较接近理想的状态。但即便在这种最好的状态下,也仍然有儒法两种力量的角力。法家急功近利,儒家高蹈迂远,这两种力量一直是在斗争。皇权的性质又有着“不由分说”的蛮横性,皇权站在哪边,就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儒家与法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一个快,一个慢,你要快的还是要慢的?大多数人的答案当然是快的、高效的、急功近利的。在皇权面前,迂远的儒家显然不如“高效的”法家更受欢迎。

最初,那些进入“体制内”改造法家政权的儒者是心怀恐惧的。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皇权,他们赞美大一统。像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学生,他是在用《史记》的历史书写来赞美大一统,巩固大一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恐惧的。司马迁记下这样一个故事,匈奴请和亲,汉武帝交给群臣讨论。儒家的博士狄山主张和亲,与持反对意见的御史大夫张汤发生争论。汉武帝问狄山:“我让你守一个郡,你能保证不让匈奴人不入侵吗?”狄山说“不能”。汉武帝又问“一个县呢”,狄山说“不能”;汉武帝追问“一个亭障呢”,狄山就不敢说“不能”了,只好说“能”。结果,狄山到任才一个多月,匈奴人打进城堡,砍了狄山的脑袋。司马迁记下了这件事,你说他不怕吗?我想他是心怀恐惧的,这不仅仅是对皇帝个人的恐惧,应当还包括对于整个国家机器的恐惧。

儒家对国家机器的持续改造,到北宋卓有成效,但在这一过程中,儒法两种力量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而王安石变法则让法家思想占据上风,增强了皇权的专制性。然后,华夏皇权的专制面与金元明清新生国家的野蛮相结合,最终皇权无可逆转地走向了专制。当我们站在现代这一端,回过头去看帝制时期时,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专制的皇帝”,正是金元明清以后的皇帝。

很多人讲历史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金、元、清是异族统治这一事实,似乎用一个朝代更替的链环就可以解决这一切。个人认为,我们当然要承认并珍惜元、清两朝的开疆拓土,这是中华帝国留给今天的宝贵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为此忍受了巨大的苦痛,我们值得拥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在思想上忽视对于那些野蛮时代的检讨。

我们看到的皇帝变得如此专制,是有过程、有曲折的,而金元明清在其中起了非常负面地作用。今天的人站在“现在”看历史,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清。这无所谓对错,但是,你不能把你看到明清当做整个帝制时期,两千多年怎么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把这些告诉公众,是本书努力要做的事。

赵匡胤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蒙古统治者都没朱元璋这般野蛮专制」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揭示,赵匡胤留下的“祖宗之法”,在北宋初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带来了繁荣昌盛。但是,宋神宗赵顼想开疆拓土、制礼作乐,他与王安石都是法家,以富国强兵为首要目标。王安石为赵顼西北拓边提供了财政支持,但北宋一败再败,赵顼也心力交瘁,38岁就死了。“祖宗之法”和当时的制度,为何没有约束住赵顼?仅仅是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决心吗?

赵冬梅:首先,“祖宗之法”在宋史学界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说法。邓广铭先生写过一篇论述“祖宗之法”的文章,他的女儿邓小南教授写过一本书《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影响很大。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邓老师的解释“庸俗化”一下——“祖宗之法”,是一个由死去的列祖列宗的英雄事迹和嘉言懿行所构成的、对现任皇帝有教育约束意义的一系列规矩法度。必须强调的是,死去的列祖列宗的言行,并不无差别地直接“自然生成”为“祖宗之法”;“祖宗之法”的形成,必须通过拣选、解释,重新包装。换言之,“祖宗之法”是“被创造出来的”、能够对“在位皇帝”有所约束的政治形象、政治论说以及由此构成的政治传统。质言之,“祖宗之法”是“抽象的皇帝”对“具体的皇帝”的约束。

负责选择、解释、包装、书写“祖宗之法”的,是士大夫群体。到真宗、仁宗朝,“祖宗之法”才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被士大夫掂出,用来约束皇帝。作为解释, “祖宗之法”很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祖宗原本是多面的,你解释了这一面,拿这一面来为我所用,别人会解释那一面来为他所用。“祖宗之法”本身,并无固定形状,它是变化的,甚至可以出现局域对立。这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软性的约束,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约束。

“祖宗之法”的约束力,在王安石变法中遭到了破坏。王安石主张“祖宗不足法”,又说“上身即祖宗。”第一句话众所周知,出自著名的“三不足”之说(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尽管王安石本人没说过这话,但根据邓广铭先生的研究,它符合王安石的思想。第二句的出现背景,是讨论宗室制度改革。宋朝的宗室,包括开国三兄弟(太祖、太宗、秦王)的所有后代,他们全部由国家豢养,不允许参与考科举当官参与政治,唯一的作用就是充当“皇家备胎”——当皇帝没有儿子的时候,提供继承人。这个锦衣玉食的家族繁殖得非常快,到宋神宗时就养不起了,要改革,只养亲的不养疏的。都是“祖宗”血脉,用什么标准来区分亲疏?王安石说“以上身为祖宗”——以“当今圣上”作为标准。推广开去,凡事都可以“当今圣上”的意志为转移,列祖列宗退后,“祖宗”没办法约束皇帝了。

根据宋人言行,我认为宋人眼中的皇帝是分为两层的:一层是“抽象的皇帝”,一层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代表着江山社稷的长远利益,“具体的皇帝”是宝座上那个人,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所以,王安石说“具体的皇帝”(上身)就是祖宗,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它意味着,在思想层面,“具体的皇帝”超越了“抽象的皇帝”,这是对“祖宗之法”的歪曲和破坏。

朱元璋格局太小,气量狭窄,过于贪权,疑心太重。(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法度与人心》多处批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格局太小,气量狭窄,过于贪权,疑心太重。比如,他在开国之后对功臣集团的杀戮,取消宰相,等等。我曾经读过马骊的《朱元璋的政权及政治哲学》和安介生、王振忠的《千秋兴亡·明》,对此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来看,朱元璋早年极其贫困,做过乞丐,对于饥寒交迫和丧失尊严的感受刻骨铭心。一旦他成为皇帝,就会对权力看得特别紧,对任何他认为的冒犯和威胁作出过度反应。他是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制度无法约束,因此,朱元璋几次大规模的杀戮,都是把持权力、消除威胁这种思维所造成过度反应的结果,加上他拥有“九五之尊”的“合法伤害权”,杀害无辜也不需要承担实际责任,所以肆意妄为。你怎么看?

赵冬梅:朱元璋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而且是完全不讲道理的。朱元璋对人极度不信任,比如说“空印案”,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可是,那个数经常对不上,就会被驳回。当时交通又不发达,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在当时是普遍做法。换句话说,是制度本身有问题,才产生了周雪光先生所说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大家都接纳,因为如果你完全按照正式制度走,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才会有“非正式制度”在灰色地带出现。它有效,但不合法。

朱元璋“发现”这个事儿之后,就开始大开杀戒。他杀的人都是一定级别的地方官,就没有想到干部培养起来有多困难。我自己没有当过一天官,可我目睹我的同事朋友当官,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当领导真不容易,像我们北大历史系主任这样的“官”都很难当,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需要很强的工作能力,更别提地方官了。但是,朱元璋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朱元璋还废除了宰相制度。从帝制时期的政治结构上看,皇帝是不能选的,宰相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有经验、有见识、有格局的政治家,宰相是皇帝的第一辅助和第一批评人,宰相帮助皇帝做出正确的决定。自有帝制,便有宰相制度,宰相与皇帝相辅相成。但朱元璋竟然就能取消宰相。他是多么的蛮横、多么的无知!而他拿无知当自信,越无知越自信。
朱元璋杀人太多,他的儿子朱标受了儒家教育,就跑来劝阻他。朱元璋拿了一个长满了刺的棍子给朱标,说“你来拿这根棍子”,朱标说“我拿不了”,朱元璋说,“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拔刺”。

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君主专制的先河。蒙古统治者恐怕都没这般野蛮,蒙古统治者是不拿老百姓当人民,而朱元璋是不相信任何人。我个人的学史心得是,不管是国家还是任何一个大型组织,最高首脑和下面的人之间一定得有信任,而且组织越大,就越是要跟那些相对抽象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挂钩。司马光总结,当皇帝需要仁、明、武。武不是武力,而是说要有决断力;而朱元璋只相信暴力。他认为所有的官都是贪的,所以要让下层的民众来遏制这些官僚;另外一方面,他又说这些下层民众都是刁民。地方长官要了解民情,除了靠耳目之外,还要亲身下乡视察。苏轼的词“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就是他担任徐州地方长官期间下乡时的亲见亲历。可是,朱元璋禁止地方长官下乡,觉得他们下乡一定会干坏事;他就没有想过,其实大多数地方官是干了好事的。父母希望孩子好,要合理夸奖,适当鼓励;皇帝希望底下的官员好,也要合理适当地给予鼓励。而朱元璋则认定,这些人不可能做好事。如果能把所有的官都杀了,他一定会杀的。这样一个人,我可以理解,但万万不能同情。

《法度与人心》稿子的基础,是我在“喜马拉雅FM”上做的有声讲座“冬梅讲国史”。声音更能传达情绪,所以我对朱元璋的厌恶情绪便通过声音很明确地传达出去。那一讲底下的留言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对立的状态:一种觉得“赵老师说出了我的心中话”;另一种说:“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朱元璋那么伟大的一个皇帝?”这后一种留言的人,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并非皇帝,也更不可能把自己代入朱洪武治下的普通官员百姓。

宋真宗赵恒。(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北宋既有良好的制度,运行也行之有效」

燕京书评:你认为, “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划分类别(文官、武官、宦官)、标志等级(长官、属官、小吏)、限制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级、同僚、同年),决定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法度和人心》对于北宋前120年的制度十分推崇,并陈述了其成功和被破坏的过程。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如果与其他几个“盛世”如汉、唐、清做纵向的比较,北宋这120年在制度上有哪些地方更优越?

赵冬梅:如果要说“优越”,一定是比较而言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确定跟谁比。倘若是在帝制时期“朝代竞争”的背景之下,跟其他朝代相比,那么宋朝政治确实有其长处。帝制国家所追求的长治久安,首先是皇权的安全,在皇权的安全上,宋朝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其次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维护,北宋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中央的安全得到了巩固;最后,还有国家免于外侮的安全,北宋前期也做到了。我在这里想要做一个说明,来廓清公众对宋朝的一个误解。南宋确实有一段时间宋金之间是不平等的,宋需要金的册封,是一个二等国家。但北宋一直是一个一等国家,宋和辽是平等关系,西夏则低一等,向辽和宋称臣。总之,就制度设置而言,北宋的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皇权的安全、中央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

如果我们把“长治久安”作为帝制国家的追求目标的话,那就必须要建立一套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批评监督和纠错机制。北宋的这套批评监督和纠错机制,比前边的朝代和后边的朝代都要强大。北宋的中央领导集体分为宰相府和枢密院,宰相是不管军事的,有互相牵制的功效,他们共同对皇帝构成第一道的批评机制,言事于决策之前。决策执行之后则有台谏官,北宋的台谏官制度建设得非常好,谏官和言事御史几乎完全没有行政责任,唯一的职责就是批评。决策形成之后,命令下达之前,还有封驳制度。皇帝和宰相商议,形成决策之后,由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起草文书,这个文书在送出去之前是要经过通进银台司知门下封驳事的审核,它负责审查命令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可以驳回,我们看到有不少被驳回的例子。除了中央的这一套制度以外,最近这些年学者的研究表明,北宋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和地方信息的搜集,也有一整套非常好的制度。

湖北黄冈苏轼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但是,制度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制度的运行也非常关键。在君主制下,很大因素和统治者有关。

赵冬梅:我认为,宋朝非常难得的一点,是存在能够让这套制度得以行之有效的政治环境,它包括皇帝的仁慈和宽容。传说中的“太祖誓碑”规定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虽然“誓碑”未必真有,但“不杀”的政治传统是真实存在的。“不杀”是底线的尊重,宋代不杀也不打。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有什么”。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明白“不杀不打”的重要性了:明代皇帝打大臣的屁股,一打一片,大臣在皇帝面前哪有什么尊严可言?隋唐也有廷杖,比如说,隋文帝“……每于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唐玄宗时,三品官姜皎就被当廷打过,死在了流放的路上。金元明清都打大臣的屁股,一打屁股就没有尊严了。相比之下,宋代的官员,有尊严,有体面。

北宋出现了“华夏最美人格的典范”苏轼,苏东坡千载一人,可是北宋不止出了一个苏轼苏东坡,而是群星璀璨。唯我宋朝,多士如斯。有尊严,才能有担当。一个没有得到过尊重和爱的人,是不懂得尊重和爱的——这道理放之四海皆准。而宋代除了有制度以外,还有这样的大的氛围。皇帝尊重制度,宰相也尊重制度。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说文彦博宰相的官位是巴结张贵妃得来的,这种指责不完全属实。但是,文彦博就听着他骂,又为唐介辩护说:“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台谏官集体进谏皇帝,皇帝不听,台谏官又讲批判的矛头指向宰相,因为宰相是皇帝身边的第一纠错人,皇帝执迷不悟,便是宰相没有尽到辅佐的责任。一大群官员在“于殿庑切责宰相”,搞得宰相出不去也进不来,最后还是皇帝派宦官来传旨把宰相捞出去。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段,你很少能够看到。

对于帝制国家来说,皇位传承是个大问题。我们通常看到的,比如在汉在唐,是皇太后在干预,后宫在干预,外戚在干预,宦官在干预。可在宋朝,你看到的是,嘉祐元年(1056),仁宗皇帝突然中风,不省人事,宰相就敢于“留宿殿中”,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的变故,稳定局面。而且他们还搞了一个预案,准备了两份文书,一个继承人,以备皇帝突然驾崩。这实际上就是“矫诏”,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搞不好会掉脑袋。这些人,个人要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吗?没有,而且后来这些人没有哪一个以权谋私。这就是北宋的士大夫,这就是敢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精神。

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我当年因为喜欢苏东坡才学宋史,学了这么久宋史觉得十分的不亏,因为你读的史料都是一流的文章——下层那种水平很低的墓志铭除外,宋代史料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美的古典散文,关键是这些人又这么好,有着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追求。


来源:燕京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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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赵冬梅:在帝制中国,政治在事实上笼罩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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