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11-21,星期日 | 阅读:124

文|赵冬梅

2000年时,我在北大历史系上一门课,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我在讲前言的时候,会讲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说,因为我们个体生命是如此短暂,因此政治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的确,当你把历史的视角调转去看个体生命、看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非常具有决定性。

当时有一个可能是伯克利来北大的访问学生就站起来说,老师,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谈政治,政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当时就在想,对我们来说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中国,政治在事实上确实是笼罩一切的。

如果说我们一定要问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是政治管理一切,笼罩一切。所以,在塑造和形塑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力量中,政治毫无疑问是说一不二的。

政治笼罩一切,可能还跟中国比较早实现了统一有很大关系。我们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学者们今天会从技术的角度去质疑集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但是,集权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显示,来自咸阳的法令制度,在说一不二地规定着当地的生活。秦代实现了统一,汉代又把统一这个概念给根深蒂固地“种”下去了,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和轮廓,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强大的国家一直在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掌控着一切,形塑着一切。

儒家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配合、努力改造的;老庄主张无为,为心灵别开生面;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被政治“归化”……舍政治之外的空间可能只存在于边缘地带,但是不多。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被政治笼罩、被政治形塑的文化。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

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

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

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

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或者朝代初期的轻徭薄赋,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开始出现国富民强的盛世,但同时各种矛盾也开始尖锐,由于这个矛盾不能够被及时缓解,所以越积越大。

因为这些矛盾非常复杂,有上层的,有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还有下层的,还有中国和外部之间的,一旦哪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崩溃。然后,一个新朝代又出现了。其实,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轮廓,是“一眼看上去就在”的“治乱兴衰”。

就制度而言,后一个朝代和前一个朝代之间,继承因素要远远大于变革因素——前面朝代经历了什么,实际上都会给后边的朝代开局造成巨大影响。

不能说我们从历史当中什么也没学到,但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的记忆很短暂,后边的朝代是受前边的朝代塑造。

当然,如果时间足够长,它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实现帝制的长治久安。

帝制国家怎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不同的朝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当然,不同的朝代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来分析这些答案的类型,分析他们的不同挑战。

为什么这些朝代都不能长久?就是因为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然后激化,就崩掉了。

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是上层出现了分裂,上层的力量跟下层的力量结合才能崩,全靠底下很难崩,比如隋末。实际上,明末是一个内外矛盾的结合。各种崩法都是因为包括皇帝在内整个统治集团没有能力去应对挑战,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政息人亡。

「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一定程度上,在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关系中,最核心的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制度的关系:无论北宋赵匡胤之后的几代皇帝,还是唐太宗李世民、汉文帝刘恒等人,如果能审慎地行使权力,压抑自己私心并保持宽容,制度就能良好地运行;反之,如果皇帝自身格局太小或见识有限,或者有严重的性格缺点却刚愎自用,就可能破坏运行良好的制度,让士大夫群体的努力付诸东流。

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不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

对于皇帝,特别是对皇帝和宰相关系的理解,都来自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多数时候,历史学者们在描述帝制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和关系时,习惯把皇帝作为一个时间标志,秦始皇、隋炀帝等少数个案除外。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就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由参知政事王安石所主导的一场改革”。

这种叙述方式,我以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或者说抹煞了皇帝的作用,从而歪曲了事实。在整个帝制时期,皇帝制度是最大的、具有笼罩性的制度背景。

皇帝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无远弗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权进行合法的强制性约束;用句大白话说,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如果去看具体制度的发展,你会看到有很多对皇权进行约束的制度,包括宰相制度、台谏官制度、封驳制度等——这些细部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对皇权形成约束。但是,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这是皇帝制度最大的特点。

怎样才能克服这个特点?如果在皇帝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一种可能是皇帝对那些软性的约束有听纳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意识、道德建设必须达到一定水平,他得知道皇权不是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以天下奉一人”,而是“以一人治天下”;他有巨大的责任,所以他要约束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皇帝制度还有一种毛病,就是脆弱,即很容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干扰。比如,我在书里面提到,宋仁宗和宋英宗这对非亲父子,收养过程曲折,父子关系拧巴,这种拧巴必然要投射到政治上。

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单靠皇帝的自觉很难。那么,从纯理性的角度看,怎样才能让皇权稳定运行,让“具体皇帝”的行为符合“抽象皇帝”的要求?我想,如果能够在理论和法度上论证并确定皇权的边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我以前学历史,一直很看重那些实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到今天,我认为思想观念很重要,甚至具有最后的决定性。

不吃饭,人会死,这没问题。可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它其实是取决于人头脑中的思想。如果帝制时期的士大夫能够论证皇帝权力的边界,并且“伙同”皇帝一起实现对于皇权边界的划分,那么,中国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从五代到北宋,其实存在过这种可能。宋仁宗以前,思想领域出现过“划界”的企图。比如,五代时期的冯道,历仕四朝,事奉过十个皇帝,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的臣子,他的人生选择是“从道不从君”的,他的忠诚所针对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而是心中的是非。一直到宋真宗朝,冯道都还是官僚们崇拜、学习的对象。

但到了仁宗晚年,当冯道的曾孙拿着冯道的告身(任命状)来向朝廷讨封赏时,就遭到了仁宗的严词拒绝,仁宗说:“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

一个曾经事奉了四个朝代的人,不就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吗?有什么可以表彰的地方?!这一席话说明宋仁宗的儒学修养太深了,他深刻理解有关冯道评价的本质。

在仁宗金口玉言否定冯道之前,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很多人对冯道是赞赏的,他们同意冯道可以“不从君”而“从道”,也就是说,“道”不必与“君”同在,士大夫可以忠于“道”而不必忠于某一个特定的“君”。

假设传统观念是一个有边界的圈,那么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到了边上,就快出去了。仁宗正是发现了这个危险,才予以当头棒喝。“二程”也发现了这个危险,他们从理论上把那些意图出圈的想法给按下去、拉回来了。

如果当时的思想家在往回拉的时候能够顺便把皇权的边界捋清楚,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趁着哪个皇帝(比如仁宗)比较温和时明确提出,达成共识,那么,帝制中国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

赵冬梅:生于1971年,籍贯河北省唐山市,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修宋史,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赵冬梅

来源:墨存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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