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与病毒共同生活”,现在看来不是托辞,而是必须面对的实情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8-4,星期三 | 阅读:53

文 |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20年4月,在德国技术哲学家诺德曼(Alfred Nordmann)的提议下,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和我开始从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视角发反思新冠疫情,着重比较中美德三国志应对战略上的差异,尤其是疫情技治方面的差异。

5月间,在中国科学报上共同发表《疫情应对中的科技治国模式》一文。2021年春,又共同在《科学.经济.社会》杂志上发表《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一文。共同合作的德文文章《新冠危机》、英文文章《技治主义与新冠病毒》正在发表当中,我牵头的专著《疫情应对与技术治理》马上就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开始,诺德曼就主张“与病毒共同生活”,具体措施是“拉平曲线”。我则主张“在特效药和疫苗研发出来之前,最大限度减少病毒对社会的伤害,包括生命、经济、心理和秩序等各方面的伤害”,而“特效药和疫苗研发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不停滞公共生活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而米切姆表达得更多的,则是对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无奈。

当时,我对诺德曼的想法并不赞同,尤其认为他的想法与德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控制能力不高是相适应的。说得不好听,那是有一点认为他是一种托辞,或美化。也就是说,德国政府可能是做不到中国这般高效,才不得不求其次的。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回过头来再看各国疫情应对情况。美国和德国,以及其他一些经常被某些偏激媒体嘲笑的国家比如印度,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更谈不上秩序崩溃。并且,疫苗出来了,接种也如火如荼了,但疫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有作用。尤其是德尔塔病毒的出现,我之前预计的“特效药和疫苗研发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不停滞公共生活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并没有出现。

打了两针疫苗,仍然会被感染。当然,我相信医学专家的解释:打了疫苗,虽然被感染,但重症和致死的情况大大减少。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处置方案和没有打疫苗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就是我说的“不停滞公共生活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并没有出现”的意思。现在看来,我越来越觉得诺德曼“与病毒共同生活”的想法,从长远看更有道理。我当初的想法,在疫情爆发期间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疫情持续2、3、4、5年,甚至更长时间,我的想法就有问题了,还是太“硬核”。

如今“硬核防疫”仍然在持续,继续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伤害”。在很多地方,所有到过南京和成都的人,都被强制隔离14天。一个地方出现密接,立刻就停滞当地的正常生活,而密切一旦确诊,就全城核酸检测。这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小觑。

疫情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低迷,本来中国一枝独秀。在疫情与经济的两难选择中,必须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动态的折中,不能完全倾倒在“隔绝病毒”的一头。

我们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同生活”,不要再设想没有新冠病毒的“消毒世界”了。事实上,世界从来不是消毒过的,到处都有各种病毒,但我们仍然在生活着。对吧?小规模的新冠病毒此起彼伏,我们承受得起吧?

至于如何中国式的地“与病毒共同生活”,应该是我们下一阶段重点思考和践行的问题。

新冠肺炎与技术治理的未来中美德哲学家对话疫情下的社会治理诺德曼(德国达姆施达特大学教授)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米切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Zeit Online成为欧洲哲学家发表观点的热点媒体,德国哲学家诺德曼在这个网站连续发表“我们可以通过创造力来战胜新冠疫情”、“你们都只想当一个个小点吗”两篇文章,提出以公民驱动(citizen-driven)的技术治理(technocracy)战略来应对疫情的观点。

英语中的“technocracy”在汉语中常译为“技治主义”或“技术统治论”,易让人误解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它更多是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的各种实践方略,称之为“技术治理”更为适宜。

诺德曼认为三国抗疫行动非常有代表性,于是邀请美国哲学家米切姆和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就德、中、美三国疫情中的技术治理问题,进行比较性的讨论。诺德曼和米切姆均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前者以提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理论著称,后者则为SPT(技术哲学学会)首任主席。

1.诺德曼: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

中国和欧美应对方式的主要不同在于: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努力根除病毒,目前大获成功,而欧美包括德国的目标仅仅是“让曲线变平”,即努力控制病毒的传染速度,避免不受控制的感染激增使得医疗系统崩溃。西方人关心的不是因为病毒致病而必须“赶走”病毒,而是我们不得不“与病毒共同生活”,但它的冲击应该控制在公共医疗系统负载允许的范围之内。意大利的公共医疗系统超载,而德国控制得很好。疫苗研发需要很长时间,不能因此而让社会生活“停摆”。所以,德国抗疫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不“停摆”社会生活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

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让我们处于“真实世界实验”之中。实验通常在名为实验室的封闭空间内进行,在受控的条件下实施有目的的干预。而真实世界实验发生在社会中,开始于谁都不想它发生的事件。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把新冠肺炎当作“大号流感”来简单对待,另一种是迅速执行以隔离为核心的技术治理措施。中国采取的严格隔离措施,在德国和欧洲不可能复制。德国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技术治理措施,同时努力维持默克尔总统所称的“社会团结”。

然而,我们看到的技术治理模式都是都是“政府驱动”(government-driven)、自上而下发生的,在欧美国家招致公众不同程度的反对,人们担心政府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有没有其他的可选方案呢?当今科技发达,社会技术长足发展,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路线是可能实现的。

今日德国是一个社会自由的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负责任,富有创造力,而且已数字化,民众具备不少的病毒与公共卫生知识,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发挥个人创造力来战胜新冠疫情。尤其是可以通过“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方式,大家可以分享、汇聚和改进抗疫知识,并主动运用这些知识来应对新冠病毒。德国政府最近征集应对疫情的办法,48小时内超过28000名参与者提交了超过1500个想法,名为“我们对病毒”的黑客项目发明了新冠疫情追踪程序。

在新冠病毒一开始导致的社会震惊和休克后,很多德国人开始用“公民科学”知识来“自我”应对病毒,比如自制口罩,拉大餐桌距离,餐厅必须预订,等等。此类社会技术是公民自发创造和推广的,需要民众参与(常常运用信息和网络技术)创造和实践,而不是由各种政府禁令所强制施行,属于相关科技知识的理性应用,并根据当地情况打上鲜明的地方性烙印。这种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措施不再是默克尔式的“消极团结”,而是“积极团结”的,邻人们不是被完全宅在家里,而是谨慎地走出家门,保持必要距离地共同生活。

在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中,我们不再是人口技术中的统计数字,或者盲目而被动如气体分子般杂乱运动的“小点”,而成为能动性被激发的、训练有素的自我治理者,可以自主思考并且承担责任。

2.刘永谋:民主约束的技术治理

在一定阶段上,存在“根除病毒”和“拉平曲线”两条应对路线。从长远来看,最终中国人也要与病毒共同生活。但是,实现与COVID-19和平共存的代价是什么?特效药物和疫苗研发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不停滞公共生活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在这之前,如果出现大规模死亡,医疗系统崩溃,社会会动荡,极端势力出现,能实现和平共存吗?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在落后国家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抗疫只有一条路线:在特效药和疫苗研发出来之前,最大限度减少病毒对社会的伤害,包括生命、经济、心理和秩序等各方面的伤害。各个国家根据不同国情,采取不同方法实现上述目标。中美德不尽相同,其他国家也各有特点。随着对新冠肺炎了解增多,各国不断调整应对方法。

中国之前应对成效有目共睹。作为疫情先发地,一开始对新病毒极度无知,选择2003年应对非典疫情类似模式很正常。SARS也是冠状病毒,中国人将COVID-19视为SARS重来而非“大号流感”,是很自然的反应。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社会主义首先要关心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不是GDP。中国传统也有“人命关天”的观点。总之,国情让中国政府作出选择。

同样,欧美也有自己的国情: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大家愿意自行担责,不希望政府过多干涉;最近30年,反科学思潮在西方盛行,公众不信任科学技术和专家;资本主义以逐利为第一目标,人民普遍储蓄很少,等等。这些决定欧美政府无法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具体到欧洲,纳粹专制及其对犹太人的迫害,大家记忆犹新,对国家、政府和紧急状态的不信任尤甚。即使如此,德国也必须用技术治理手段应对疫情。如何将技术治理与民主制兼容?诺德曼提出技术治理的公民驱动模式,乃是是一种民主的技术治理模式,最大的好处是不必在疫情期间赋予政府过大权力。

有效实施诺德曼模式,需要国民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教育水平和自治能力。国民素质情况不同,实施效果不一样。德国人更严谨、更科学、更有纪律性。在中国,大家也有不少主动创造,其中不少是非理性的例子。我相信,不光中国有这种情况。因此,公众必须要听取专家意见,不能盲目行动。

政府驱动的技术治理在中国不可或缺。中国科学和专家的位置较高,反科学思潮不流行。政治家做最终决策,但政府对科学家意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中国成功最关键的不是科技水平更高,而是社会隔离实施得好,这归功于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中国的疫情数据看起来难以置信,秘密在于对湖北尤其是武汉的严格隔离。湖北就是中国的“意大利”,单拿湖北的数据和德国比,大家表现差不多。但是,中国成功了隔离湖北,全国阶段性“停摆”,然后举全国医疗资源帮助湖北。试想一下,要是有很多省份情况都像湖北一样,中国的数据会怎么样?

必须要指出,群众运动式动员有非理性狂热的风险。除此之外,同德国和美国一样,手机追踪、“健康码”等问题,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广泛关注。这并非什么新技术措施,最近20年来,我们一直讨论相关问题,新冠疫情让问题暴露得更明显。

政府驱动的技术治理模式必须接受强有力的民主制的约束。技术治理可以为民主制所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深入研究如何实现它。比如,随时随地将技术治理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对专家进行伦理教育,疫情结束后立即取消某些措施,等等。总之,要警惕技术治理走向技术操控。

全球瘟疫必须要全球共同应对,关起门来“独善其身”不可能。如果印度和非洲疫情大爆发,发达国家不应袖手旁观,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更是技术治理的要求,否则穷国肯定会让其他国家疫情死灰复燃。

3.米切姆:没有技术治理约束的民主

在中国和德国看来,美国的疫情应对很难理解。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言行,甚至会觉得匪夷所思。虽然很极端,但他的反应并不很奇怪。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得到了大约35%到45%的公众支持率,这是比较高的。

要理解美国的疫情应对,就要了解美国长期的反智传统。与中德不同,美国是数百年前躲避家乡高压统治的欧洲人“人为”创立的。主导国家创建的美国启蒙思想家勉强才将各殖民地拼凑在一起,立法保护白人的个人自由,却拒绝给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同样的权利。立国者深知美国的脆弱,设计了一种由技术治理约束的民主制度。西方经典教导:政治稳定最好是通过混合民主制、贵族制和王权而获得。因此,新的共和国设立民主的众议院,由精英制的参议院制衡,还要与贵族式选举出来的美国总统竞争,再加上半独立的司法机构,最后成为洛威尔描述的“一架先要自己动起来的机器”。

1828年,特朗普最喜欢的杰克逊总统当选,立国时的技术治理秩序开始被“磨损”,受到拒斥国家的个人主义和拓荒者、牛仔文化所固有的反智主义的冲击。18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对此深有感受。一开始,美国就想实现“合众为一”(Epluribus unum),可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内战之后与外来移民的嫌隙使之雪上加霜。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宣称只有个人,社会只是一种附带现象。罗斯福“新政”缓和了对精英和专家的怀疑,但极端的反智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美国依旧非常盛行,特朗普正是这两大遗产的代表。

与中德相比,美国没有从病毒手中保护社会的共识。自由主义者要保护的是行己所愿的个人权利。持相反观点的人也有,因为以科技知识支撑自己的立场——要知道,35%的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仅25%的美国人承认气候变化——所以得到的支持和力量就很不够。当代科技日益依赖复杂仪器而非人的感官,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新科技的进展,这给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巨大挑战。

许多美国民众反对专家建议,抗议社交隔离和居家法令,要求重开经济和公共生活。抗议者高喊革命年代的口号,比如“不要欺负我”、“让我自由,或者让我死”(注意口号是“我”而不是“我们”),以及“我们有权决定如何保护自己。让威权主义政府滚开!”

专家容易轻视特朗普,但他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大师,不需要专家实现效率,只需呼应美国民众的要求:在推特上高喊“解放密西根”,“解放明尼苏达”,“解放弗吉尼亚”。许多美国人迷信个人自由,这限制了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在美国的施行。

自由主义在美国导致对专家和科学家共同体的怀疑。美国科学家经常觉得他们更与德国甚至中国的科学家一样,与非专家的美国同胞不一样。科学家经常被指责不忠叛国,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因此,科学家经常不得不向落后低头,以证明自己的“美国性”,但作用不大,很多时候被搞得很尴尬:“我们很忠诚,又有用,值得给我们增加研究经费”。

冠状病毒研究要求加强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这只会让情况变糟。以川普为代表“真正美国人”不但帮忙,反倒觉得专家们联合起来在对付他们。事实上,专家有时是团结起来与反智主义做斗争。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科学的流行病模型比德国或中国更陌生。

面对全球疫情爆发,我极其怀疑真的会有有效的国际或全球性合作和协作,尤其是发达国家帮助穷国或发展中国家。欧洲甚至不能相互帮助。而对于国内某些州帮助其他州的行动,美国人总是很矛盾的,甚至比帮助其他身边的美洲国家更矛盾,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建国前13个殖民地之间的冲突。美国公众对联邦预算持续反对的一点正是数量很少的对外援助。

国际合作的要求从未比应对气候变化更迫切,但是我感觉从没有如此不可能。此次全球疫情证明了这一点。某种全球技术治理的协作和合作从未如此被需要过,但又从未如此地不可能过。


来源:学人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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