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强调爱国主义的英国如何团结国民?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7-19,星期一 | 阅读:44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何越

7月12日英格兰足球队与冠军宝座失之交臂,令全英格兰人扼腕心碎。这55年才来一回的决赛资格,其历史意义席卷了全英格兰。赛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约翰逊均对足球队表达了其良好祝愿。我在英国17年,从未认真关注过足球,此次亦被卷入,而且意识到这是继脱欧和抗疫以来的第三次观察英国社会团结的最好案例。

各国常用且有效的团结国民的方法是:对共同敌人的恐惧(如外来侵略和病毒),制造共同目标(如伟大复兴),伟大的成就感(如体育夺冠),等等。常用的手法有爱国主义教育、塑造共同价值观(如自由)等。

虽然英国建国历史只有1000多年,但其政治领域的进化速度是惊人的。中世纪时代,宗教是团结国民的神圣思想武器;进入17世纪后,爱国主义曾经通用,但在18世纪后逐渐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贬义词;21世纪后,据我对脱欧(2016 – 2019年)、抗疫(从2020 年到现在)以及刚刚结束的2020年欧洲杯的观察,自由、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和足球是团结英国的最有效的名词。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的社会被“神高于人”的状态取代,包括国王在内,所有国民都成了上帝的子民,所有事情的对错与正义,上帝都是最高裁决人,而且行为好坏直接关系到死后的荣辱(天堂或地狱)。这样的宗教式团结手法,极少在中国社会出现过。这很有效:谁敢拿自己的生后事去违抗上帝?罗马帝国在立基督教为国教之时,或许不会想到此后教皇地位将超越各国国王,成为王上王,以上帝的命令对众生加以挟持。

但英国人很快做出了自我拯救,首先是国王敢于和教皇叫板。16世纪,亨利八世取消了和罗马教廷的关系,自立国教。在我看来,这是英国最终能够成为第一个原发性现代民主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来自法国的诺曼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夺得王权,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和文明带入英格兰以来,英格兰王朝虽然名字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和中国的王朝更迭全然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的王朝更迭是换了江山的家族和主人,无论出身,农民亦可,而英国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按血缘算,是近1000年前的征服者威廉的后代。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英国国王的合法性来自于教皇的确认,只有有国王血统的人,方有资格封王。过去1000年里,贵族和平民均认可这规矩,频繁出现的通过农民起义能成为皇帝的中国现象,在英国从未出现过。英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较少(这与宗教推行慈善而慈善照顾了穷人的吃住、教育与医疗有关,社会很少陷入将穷人逼入绝境的状态),农民与普通贵族也不会有非分之想,认为自己可以做王。

然而,普通贵族与平民虽然不能做王,但能够分权。英国的民主一直践行这个原则。英国王室比欧洲哪个王室都幸福,不仅至今仍然在,而且在全球享有高度尊荣。但当代王室几乎完全没有政治权利,就算有,也自觉不使用。这样的权力分享和和平转移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是贵族也许从王室和教皇叫板中得到启发,敢于想象并实现权力的分享和转移,最终贵族利用了光荣革命(1688-1689年),成功将权力转移至议院。20世纪(尤其二战)后,人民又成功地将贵族的权力几乎完全没收,转移到自己手里,成了今天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民主。

英国的这种自发性民主,全世界独一无二。而这种“不争王,但分权”做法背后的原因,与liberty/freedom一词直接相关。Liberty/freedom一词翻译成自由并不妥当,因为远未能表达其真正内涵。以我目前的水平来理解,liberty/freedom是英国人百年流传下来的思维与行动惯性,即权力属于人民,要时时预防和杜绝政治人物利用任何机会把权力从人民手里重新夺回的举动,亦即权力分享和转移的历史正当性方向是由上至下,要防止方向倒转,由下至上。丘吉尔被视为英国人的国家英雄,不单在于他团结英国人打败了德国纳粹,还在于他为英国人赢得了自由,而自由在这里不单指国家安全和行动、思维上的自由,还包括对独裁者的强烈憎恨与反对,因为独裁者是英国自由的敌人,是自由被毁灭后的悲惨结局。

而令我最终懂得“自由高于生命”的意义的,就是英国这场死亡人数超过12万的抗疫。(见《英国抗疫为何高度重视自由?》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9908?archive)我意识到NHS能够成为团结英国人的旗帜,亦是通过疫情。NHS是英国人的国宝,服务优质,且完全免费,令所有英国人,无论贫富,均无需担心住院医疗费用。NHS是英国抗疫主将,深得全民尊重与支持,在通过慈善积极为NHS筹款的过程中,英国造就出了百岁汤姆上尉成为国家英雄的奇迹(见《百岁汤姆上尉辞世,英国近千年慈善传统如何助其成为国家英雄?》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1346?archive)。

目前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成年人完成了两次接种。英国人接种热情高涨,令英国能够在7月19日重新恢复正常生产与工作秩序;而接种热情高涨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支持和保护NHS(见《为何英国人愿意积极接种疫苗?》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2982?archive)。

足球是第三个可以团结英国(细致地说,是英格兰)的法宝。因为英国的特殊性,足球在英国分为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以英格兰队最为出名。足球团结全英国的能力比自由和NHS要弱,因为必须细分到各个小nation(国)。输给意大利队后,英格兰队教练索斯盖特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种负荆请罪的自责,令国民失望后难受到“肠子都要悔青”的痛苦,令我重新审视这个曾被我视为商业娱乐的足球业:它除了承载商业功能,还承担了英格兰人自发的爱国热情与骄傲。

而正是这自发的爱国热情,令我倍感好奇。此前我只懂得爱国热情需要爱国教育来培养,英国的生活令我发现此地没有爱国主义教育。我曾经在Facebook上建议英国人需要培养爱国主义,后来发现那帖子只展现了我的无知。因为英国在18世纪就抛弃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秀,约翰逊博士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在英国已传颂了两百余年,令爱国主义一词最终在很多时候成为贬义词。“足球类似现代英国人的宗教”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的确符合事实。

英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与进化水平很高,甚至高于美国,往往超出我从前的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对英国的理解,我需要继续深入与推进。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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