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的史学观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6-22,星期二 | 阅读:90

维舟

历史学家葛剑雄日前陷身于舆论漩涡之中。有人挖出他年初在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的一场演讲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质疑他晚节不保,成了御用学者,甚至有人说“葛剑雄侮辱了整个近代史学界”。

在公布的现场演讲幻灯片上,可以明白看到他的观点:“历史研究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成果应用,国家利益至上。”他强调,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记载,一贯都是“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因而在“历史与现实和政治”的关系上,向来都是“强调政治的合法性,为现实服务”的,“历史就是要维护当代政治和当代政权的合法性的”。

面对坊间的汹涌的质疑,葛教授看来颇感莫名,他回应说,这并不是自己突然转向,而是一直这么想、也这么说的,讲座内容与他十年前在书中写的、席间讲的,别无二致,且难道不正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所倡导、实践的吗?

他说的确实是事实,问题并不是“葛剑雄变了”,而是时代变了,大众变了

葛剑雄,1945年生,浙江湖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师从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之一的谭其骧(另两位是史念海、侯仁之),在历代人口史等方面尤其成就卓著,所著《中国人口史》、《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历史学是什么》等均属教科书般的著作。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我也曾见过几次葛老,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他的史观和政治理念是偏正统的,可说是“体制内的良知”

“求真务实”这四个字如今早被滥用,但他是真的坚持并做到了,也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运用常识判断、基本逻辑推理,再加上对人性的理解,去推求历史真相。

正因此,他也以敢于提出异议著称,以至于民间对他有个不敬的外号:“葛大炮”。诸如“一带一路”的提法中原本就提到“古代各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丝路”,但他老实不客气地说,“那实际上是外国人(胡人)开辟的,如果是中国人开的,那为什么?你说是为了和平友谊?是为了挣钱啊!”

另一路所指的“海上丝绸之路”,他也指出,那其实是日本人1980年代提出来的,1999年松浦晃一郎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后更是力推,而在此之前,泉州当地从未谈起过什么“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却提出“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这不是尊重历史事实,而是在发明历史。

在他不久前出版的新著《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中,他还批评当下渲染盛唐、北宋东京如何开放或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之类的说法,根据历史事实,称之为“开而不放,传而不播”——因为唐代即便全盛时,也是只许外族人进来,但决不许本国人出去;中国文化尽管外传,但中国人自己却从未主动对外传播什么。

葛剑雄新著《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岳麓书社2021年1月版

那怎么理解他又说“历史研究服从现实政治”呢?我曾在不久前“徐瑾私塾”的一场讲座后向他当面请教过,他的答复是:历史是“后人对前人之事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录”,因此,历史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工具,并非强调真实,而是价值观念。中国的历史从来不讲真实的,二十四史都是为了肯定当代的合法性。政治家不可能不利用历史,但怎么选择是你的事,历史学者要尽可能提供全面、真实、完整的事实,那首先你要允许我做自由的研究。他也明确指出,这样的研究结果对政治决策也是好的,否则可能闹笑话,历史学者不能违背自己良知,要说出事实真相;但与此同时,研究完了,政治上怎么用,甚至是不是封藏起来,那么按他一贯的信条,“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这不仅是他“捅破了窗户纸”,让人看到许多看似客观公允的研究,背后都隐藏着政治考量,也表明他对历史研究的边界意识:在学术的边界之内,均可自由探讨,但越出了这个边界,可能产生什么政治后果,那就是政治家要考虑的事了,此时他认为,“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换言之,“国家利益”是大前提,而“学术自由”是小前提。既然如此,那么顺理成章地,就必须证明“学术自由”是有利于、至少无碍于“国家利益”的,否则它就难以得到容许;反过来,作为交换,系统也应当容许“学术自由”,否则它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平心而论,这可能是在当下逼仄的现实中“学术自由”可能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大空间了,我也相信葛教授是真诚地相信这些的,因而他不厌其烦地重申过这些,可想他是真的认同这一信条。

本来,这并不是逢迎媚上,也不等同于歪曲历史来为政治服务,但在坊间流传时,人们不暇细辨其微妙之处,不免大感震惊,因为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普遍预期仍是客观独立的研究,但却发现这种这种“客观独立”都是有条件的。

对葛老来说,这是清楚而坚硬的事实,不可辩驳,但可想而知,这很容易招来抨击,因为对更具批判意识的一代来说,他说的只是“实然”(现实如此),并非“应然”(道理如此)。这已经超出了对葛剑雄本人的批评,而涉及到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它是否应不受任何干扰,去探求真相?

实际上,葛剑雄这一立场很可能是两面不讨好的,因为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尽管他自认谨守历史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分寸,但他其实在无形中也对政治本身提出了新的界定和约束,那就是:“好的政治”应当容许“自由研究”。换句话说,他是“尽可能大胆说话,但不突破框架”,然而,这么做本身就需要一个弹性的框架存在

那其实是一种依赖双方默契的微妙平衡,但难以回答出现矛盾冲突时的情形:像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研究都无意挑战教会权威,但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深远冲击,那么此时应当怎么办?如果“学术自由”的边界其实是由大前提划下的,那么根据定义,这还是“学术自由”吗?

正因为预设了这种默契的存在,他看来也隐藏着一个误判,那就是以为“只要守纪律,就能学术无禁区”,但好像没想过“即便守纪律,仍然处处是禁区”

不过,不管怎样,他确实提出了一个以往常被回避的重要命题,那就是如何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之下捍卫学术自由、寻获真相。年轻一代当然可以在他的基础之上,找到不同的道路,但也需要对前人的处境有“理解之同情”。

理想上,最好的可能既不是“得到允许的自由”,恐怕也不是不管不顾的激烈冲突,而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两者分离,现实政治也不需要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了,从而真正解放历史研究

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像如今在发达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我们可能会发现,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对历史的兴趣也将大大淡化。说到底,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对政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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