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儒家的敌人是谁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6-10,星期四 | 阅读:38

秦晖

儒家思想本质是什么

谈到儒家,这又是一个争论颇多的话题。

在讲述观点之前我谈一点方法论问题。在语言哲学上索绪尔曾经讲过,任何语言都是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具有“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一种话语的真正意义,要掌握看它用来表达东西的一种形式和它被表达的内容的两个原则:第一原则是任意原则,用同一句话往往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索绪尔
索绪尔

比如说“天下为公”有些人可以把它理解为“民煮制”。另有人也可以把它理想为“反民煮”的。比如有人说西方的私有制导致人心涣散,凝聚不起来,只有中国传统是以天下为大家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明确了每个人的财产边界才有真正的集体。

如果这样,是否语言就丧失了意义?任何“能指”的“所指”都可以是不固定的。这就产生了“差序”原则。“能指”要象征着一种“所指”,也就是说它所象征的“所指”主要取决于它所否定的东西。它针对什么,要和什么划清界限,只有指出了这种“差序”,它的正面含义就从这种差别中凸显出来,言下之意反对什么比赞成什么更重要。

由此我们简单明了地表达:就是弘扬儒家的人心中的“敌方”是谁?他们要借“儒家”这个符号宣传什么?这取决于他们高扬儒家针对的是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五四时代”人们批评儒家起码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弘扬“西学”,可是到了“那十年”批儒反儒是为了弘扬法家。这两次批儒的意义就不同,当然从思想渊源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关联,容我们以后再讲。“五四”时所谓的传统文化保守派反对“新文化”和后来抵制法家思想的所谓“新儒家”的含义也截然不同。针对西学而言的“儒家”和针对法家而言的“儒家”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讲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也是如此。我们要把儒家思想真正要弘扬的精神放在和其他思想的论战中去看待。这就首先需要知道儒家反对什么?知道了它反对什么,也就知道了它到底要什么。在一些学术论战中,人们往往是这样提问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如果一时不好回答,就先要说清“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它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那剩下的就是它了。在逻辑学上叫“排除方式”,排除了NO,剩下的就是YES。

儒家的产生以及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有些研究儒家的人往往是从儒家的话语中正面阐述,比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重义轻利”等等。仅从这样东西中仍很难解释清儒家到底要弘扬什么。因为儒家讲“爱人”,其他家也没有讲“害人”、“伐人”。这里就用得着“索绪尔原则”,探讨当时的思想家主张是时,就一定要从他们反对什么着眼。儒家要反对什么呢?或者说其他家最不满意、批评儒家什么呢?在和其他家的对比当中儒家思想轮廓就清晰了。

儒家和其他家的分歧在于,要不要捍卫西周时代那种以血缘认同小共同体为主的这样一种“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规则,而这种秩序是由五服(根据亲疏关系穿五种五种不一样的丧服,表示五服以内为亲,五服以外为疏)、小宗、大宗族缘亲疏观念决定的一种“小圈子”原则。

杨朱的“贵己”、“人本”

从孔子形成了儒家思想以后,儒家在先秦时代的第一轮思想论战是针对当时的杨墨两家。这两派以杨朱和墨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约有189家,约四千篇著作,实际更多,最著名的有几十家。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但有几家是一定要讲的,例如把“法、杨、墨、道、儒”这五家搞清楚了,大致也就摸清当时的思想脉络了)。

在春秋时期最兴盛的是杨、墨两家。关于杨、墨两家的影响,可以从批评他们的言论中看出。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意思是说这两家之盛风头超过儒家,搞得天下乌烟瘴气。杨墨两家本身是截然对立的。从孟子的言谈中显然表露出厌恶情绪。这两家主张什么?孟子为什么会对他们不满意?

后来的人们对杨朱思想有一个评价,说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说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墨子正好相反,他主张牺牲个人而拯救天下,即所谓“定天下而为之”,为解放天下老百姓要不惜赴汤蹈火。后人把杨子定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把墨子定义为“极端的大公无私论者”。是这样吗?这两家的对立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争论也很大,好像他们的社会主张十分两极化。

表面上看他们很对立,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实际上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针对的目标都是西周时代以血缘小共同体,认为它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了。这两者的学说对西周社会构成一种冲击,或者用社会学的话说,构成了一种“解构”,一种“破坏之势”。

杨子是以强调“个人主义”的方式冲击了原来的结构,墨子是以一种强调“天下主义”的方式冲击了原来的制度。如果说西周时代人们都生活在“族群”小圈子的环境中,杨子就说,我就不顾什么“亲其亲长其长”,我要的是个体价值的“贵己”、“为我”。杨子思想的研究者往往突出“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自私自利。杨子显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自私自利之徒”,吕思勉先生就曾说过,以此评价杨朱“则浅之乎测杨子矣”。

正如现在我们也有人说,西方思想就是鼓吹“自私自利”。这种说法我认为显然不正确。如果笼统说西方思想就是以自私自利为基础,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崇拜耶稣,而应当崇拜犹大。大家知道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为了30个银币将自己的老师出卖给罗马人。而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按照上述的逻辑结构,自私自利的西方的第一号大圣人就是犹大,而不是耶稣。

显然,个体主义、强调个性、强调个人权利这样一种立场,不能与“自私自利”划等号,不能曲解为以天下为名就可以任意侵犯别人的利益。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思想是研究者有这样一种共识,把杨子思想简单理解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是不对的。他倡导一种个人权利意识,他提出的问题落脚点不是说,我是否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而是指出人们不能以“利天下”为名而强迫我拔一毛,也就是说“个人权利”或者个性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是否能够得到尊重。他认为,只有个人利益不受到损害,天下才能太平。

这就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作为一个个人,只要能为大家做好事,我还是愿意做的,但是反过来说,人们是不是能以“大家”的利益为由强迫我做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比如说,为了我们家族的利益,我宣布你必须嫁给某某,因为这是从维护家庭或家族的大局利益出发。能不能这样做呢,当然是不能的。假设个人权利有个边界的话,在这个边界范围内,公共权利的进入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

在这种意义上说,“拔一毛”和“杀人”是同等的。我不能以“利天下”为由随便杀人,或者说我看着谁不顺眼,就可以假借“社会公意”、“天下”的名义把他杀掉,这是不行的。这个逻辑如果推到极端可能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以“利天下”为由,强迫别人拔一毛,虽然这拔一毛的确不算什么,但是被拔者有权拒绝。这里讲的有权拒绝,不是说应该拒绝,这是完全两个概念。也许他本人很大度,不但愿意拔一毛,甚至愿意赴汤蹈火都是可能的,但那是建立在个人道德高尚的基础上,而他的权利是应该得到承认。

杨朱的东西流传下来的很少,我这里也不打算对他的思想作全面评析。毫无疑问杨朱提出的“个人权利”学说的确对当时的家族本位或者是血缘族群本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它是与儒、墨相对立的。

杨朱画像

墨子思想

墨子主张超越家族范围:“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杨墨两家,一个主张个人权利,一个主张天下博爱。但是不管是个人主义还是天下主义,都是解构家族的。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等差亲疏的。这种等差思想就像一个不断外延的同心圆,围绕圆点第一层是最亲的直系亲属园,其次是五服以内的宗亲。中国文化讲究五服以内为小宗,五服以外为大宗,在大宗之外是无牵挂的芸芸众生。这种结构就是所谓的差序格局。而这种差序格局的圆形就是西周时代的宗族小共同体,或者说是族群结构的小共同体。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孟子对杨墨两家的态度中看出,虽然孟子对这二者都很反感,说“无君无父如同禽兽也”。他还讲过一句话,“天下之人,逃墨者归杨,逃杨者归墨,”好像杨子是墨、儒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但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有区别的,面对同样是禽兽的杨墨两家,但对墨子要更甚一些。

孟子虽然对杨子“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句话很反感,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这句话有部分道理。大家可能都记得儒家的一句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意思是说我的一切之一切都是受之父母,而不是受之国家,因此如果父母要我付出这个身体发肤是可以的,如果对父母的要求而不为,那的确是大逆不道的。但是除了这个小圈子以外的人就没有这个权利,这就是所谓的“等差”原则。

一毛不拔
一毛不拔

杨子认为身体发肤是我自己的,我愿不愿献出是我个人的权利,也许我自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旁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我。所谓人性、个人权利就表现在这里,并不是表现在大公无私上。自愿大公无私和强迫别人大公无私、以及被别人强迫大公无私完全不是一回事。

后世的注经家认为,杨儒两家在这一点上是可以认同的,杨子认为身体发肤是自己的,孟子认为是父母的和家族的,而墨子认为是天下人的。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说,假如说杨子是个人本位,墨子是天下本位,儒家就是一种小共同体本位。

小共同体可以对个人权利构成一种限制,“拔一毛以利小家庭、利家族”是可以的,但是超越到宗族以外就不行!孟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爱无等差”,他认为爱天下人的爱和爱与我不相干的人的爱竟然可以和爱父母一样,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儒家思想的“差序格局”

“爱有等差”在孟子时代只是一种纯粹的伦理关系,它在后世的儒家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家知道宋明理学是从张载来的,而张载对宋明理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命题——“礼义分殊”,这实际上就是“爱有等差”的发展。

张载把儒家讲得“仁啊”、“爱啊”从一种单纯的伦理观念扩展为宇宙万物的一种情怀。用现在的话说,叫宇宙万物中有一个普遍真理。比如“仁、礼、德、道”等儒家崇尚的价值规则只有一个,对所有不同的对象要区别对待的“各分关系”。对我的父亲、祖父的义务绝不能等同我对其他长辈的义务,虽然孟子也主张“泛爱众”,也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这里还是有区别的,这就是所谓的“分殊”。

张载

张载这种区别比孟子时代要大为扩展,以至于扩展到宇宙万物。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的本质和其他思想的区别。正如索绪尔所讲的,儒家思想话语中的“能指”对应的“所指”就是一种小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不管是“爱有等差”,不管是“差序原则”,还是“亲疏格局”,这三个词都是一个意思。

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价值观的确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有一定影响,比如说在邻里关系中讲亲疏之别。如果我们以现代西方社会文化作为一个参照系,就会发现相对而言中国人是重家族、重家庭的。不过那是和现代西方相比,如果和中世纪的西方人相比,二者谁更强调个性是完全可以讨论的。

假如仅仅是这样,中国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成问题了,按照这些思想似乎中国类似于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大家知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与周天子的关系靠伦理维系。诸侯在名义上还尊重他、拥戴他,除此以外他是管不了什么的。这种局面如果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就不会有以后的状态。实际上,儒家思想、或者说小共同体本质的这种家族价值,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了严重地冲击。

如果说杨墨两家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到了战国时期,首先在关东(陕西以东)兴起,然后在秦国达到了顶峰的法家思想给儒家以致命的打击,最典型的高潮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现在有很多说法,说由于儒家得势把“焚书坑儒”给丑化了,实际上并没有现在描绘的那么残暴,甚至在wg中还有一种说法,说秦始皇做了很多的好事,只有一桩事情做得不够好,就是镇压反革命不彻底。照这种说法,秦始皇太仁慈了,只坑了461个儒,我们一天杀的都不止这个数,公安部前副部长徐子荣说,有名有姓的人我们就处决了71.2万人(显然,这只是个底线数字)。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

对法家的各种评价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儒和法是有相当大的对立的。对于儒和法我们并不把它们理解为两种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而把它看作是两种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规则的争论。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来源:秦川雁塔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秦晖:儒家的敌人是谁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25229.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多向思维.
标签: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