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试点:对央行意味着什么?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6-10,星期四 | 阅读:9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学术专家、研究员 胡月晓

随着各国央行试水数字货币的增多,数字货币已越过了发展初期的“要不要”探讨阶段,进入“怎么弄”阶段。信息技术进步带来了生活场景的互联网化,智慧生活带来了基于移动互联网智能场景的普及,数字货币实际上是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

从消费者角度,抛开数字货币背后复杂的技术支撑体系,数字货币是货币发行者(发钞人,即央行)直接记账,使得既有不和非金融体系接触的央行,和使用数字货币的消费者直接发生了联系。如此一来,使得央行职责更重,并将对现有货币运作体系产生了仍难确定的重要影响!

数字货币使央行直接成为货币流通记账人

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使得部分货币流转脱离了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的结算功能受到跨境竞争者的削弱,同时也使得这部分货币流转脱离了央行的直接观察“视线”。

因此,有些海外央行(如美联储)认为,发展数字货币的重要目的是让货币流转和交易重回监管视野。但鲍威尔的这个看法,只是基于现有实际中的机构监管环境差异: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完善监管体系,第三方支付经营机构面临相对宽松得多的监管环境。随着第三方支付体系越来越深地被纳入金融监管体系,移动支付实际上已不再脱离监管视角。

相对于间接观察,数字货币可以让央行直接观察社会交易和货币流转,其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就让央行直接成为了消费者的记账人。第三方支付发展,使得商业银行的部分结算职能被新竞争者“挖角”,然而数字货币并没有让结算回归商业银行体系,而是直接归集到了央行。为了适应移动支付发展趋势的需要,央行变成了“直接上阵”,承当起了原先由商业银行承担的部分货币流转结算职能!

数字货币=虚拟现金

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现金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存款货币则是商业银行通过信贷、购买资产等信用创造活动派生的。从现有数字货币的技术和制度安排体系看,数字货币功能上类似于传统现金——尽管没有实物形式;它不同于传统现金的地方,是数字货币可以成为可溯源的记名货币,并因此而进一步升级为永不会遗失的“现金”。从中国现有的数字货币试点形式看,两种形式的“现金”都有。

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普及,意味着货币体系中“现金”使用的增多。数字货币当然由央行专属发行,在未来数字货币正式使用时代,民众提取数字货币的行为,实质就是提取现金——这与当前的第三方支付和通过银行体系渠道的移动支付都不同,这2种支付形式都是记账货币(存款货币)的流转。因此,从货币层次意义上,推广数字货币实际上意味着在经济体系中推广“现金”使用,尽管这是一种没有实物形式的虚拟现金。

但数字货币的普及,也是一种标准的现金漏出,并会因此直接降低商业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不过,数字货币形式下的“现金”使用,并不会使货币流转和经济交易脱离监管;相反,数字货币直接提高了央行对经济交易的监察能力。央行将因此需要承担更多的监察职能,并发行更多的货币;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越多,“现金”漏出越严重,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创造能力就越下降,因此数字货币普及无疑将降低商业银行在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

社会流动性更倚重“发钞者”

若以后数字货币普及,商业银行通过信用扩张所创造的存款货币,被大规模地转化为数字货币,那么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发生重大变化——客户存款将大规模地转变为央行负债!

这个过程通过2个独立过程、3个步骤实现:商业银行通过对央行的负债行为获取数字货币;商业银行通过信用扩张创造出存款货币;客户将存款货币转化为数字货币。显然,数字货币普及化后,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都将直接带来央行的“发钞”行为。商业银行信用扩张行为除了受现有的存准率、贷存比、资本充足比率、流动比率等系列监管指标限制外,还要额外受到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规模的约束。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增长水准,就决定了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增长状况,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在未来货币体系中信用创造地位的下降,央行对社会流动性的扩张控制,将更加直接和有效。当前的信用货币体系下,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行为是社会流动性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央行虽能指导商业银行行为,但无法直接控制,典型的案例为2008危机后美国商业银行体系信用扩张行为的改变,使得美国货币乘数下降到不足危机前的1/3!

对此,美联储只有将自身报表规模扩张4倍,才得以维护社会流动性的平稳。而在未来数字货币体系下,上述情况将不会出现,社会流动性主体转向数字货币情况下,央行对社会流动性的控制将更直接和有效,社会流动性水平波动也将更平稳,央行的报表规模将更庞大,稳定程度将提高。

商业银行体系利益格局或临巨变

为维护法偿货币的稳定性,提高社会和市场对主权货币的信心,央行发行货币,无论是现行体系下的基准货币(现金+商业银行存款)还是数字货币,都需要建立在可信赖的资产上,可充当货币发行基础的资产只能是贵金属和主权债务,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各种国债。

中国现有货币发行基础的主体是外汇储备,但2014年后增量开始转向其它资产,目前主要是各类央行创设工具,如各种“粉”(MLF、SLF)等,但从降低货币发行成本、提高商业银行运行效率角度,央行通过直购资产形式扩张基础货币和发行数字货币,是最现实和可行选择,也最合乎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发展的要求(详见FT中文网《中国货币扩张遇到瓶颈》)。

未来数字货币体系下,无论“发钞者”采用何种发钞模式,商业银行都将面临商业模式和报表结构的改变,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将更加紧钉央行的发钞节奏。商业银行的主权类债配置比重将显著提高,并由此带动一般债券类资产配置比重提升,构成社会流动性增长的信用扩张行为,将由商业银行的放贷转向资产购买,从而使得资本市场在流动性管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央行货币调控将更加依赖三角形支撑框架(中性货币政策、微观主体活力、资本市场功能)。商业银行商业模式和报表结构的改变,必使得投资收益对商业银行经营收益的重要性大为提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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