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章太炎与现代史学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6-7,星期一 | 阅读:12

汪荣祖

者按:本文收入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章太炎一直被认为是国学大师,中国传统学问的殿军,结束旧时代的人物。他本人的学术风格,不仅拒绝用白话文写作(他的白话文是讲演稿的记录,不是他手写的),而且喜用艰僻的古文,即使连前清的张之洞都觉得他的“文字诡谲”,对民国以后的读者而言,更无论矣,当然加深了他是老古董的印象。

其实,章太炎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最主要是开风气之先,是现代学问的开路先锋之一,无论在哲学上、社会学上、语言文字学上,以及史学上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但是我们必须先揭开他古奥的外衣,才能看到新鲜的内容。像《訄书》艰涩的文字里,隐藏着柏拉图、培根、卢梭等西方的人名、名词和概念,像旧瓶里装了新酒,不要因瓶而弃酒。他的一生也非老古董可比,他是新式学堂东吴大学初创时的教员,寻因参加革命遭遇到通缉而亡命。他是1903年苏报案的主角,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宣传革命厥功至伟,应与孙中山和黄兴并称三巨头。民国以后,他因反对袁世凯而遭禁锢多年,后又奔走联省自治以重建民国,晚年日本侵华日亟,呼吁抗日,参与救国,直至逝世。

因此研究章太炎,不把他当旧学的殿军,而把他当新学的开山,才较有意义。他与现代学术的关系面,相当广泛,几乎涉及文史之学范畴内的所有学门。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这一面,加以讨论。今人论及中国现代史学,莫不称道梁启超,因梁氏于19032年首创新史学;然而章太炎虽未用新史学一词,却于约略同时提出史学新义。梁氏发表新史学一文之后,即与章氏讨论,且于1902年8月4日,将章氏意见以书简形式公诸《新民丛报》。章氏说,他于暑期读了许多有关社会学的书刊,感到“兴会勃发”,很希望能融合新旧史料,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他认为旧时代的断代为史,“难发新理”;惟有通史,才能运用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新学问,完成一部上下千古的史书,具有“新理新说”的通史,与传统的通考、会要之类,绝然异趣。他更具体指出,一部好的通史尤须注意两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在此,他所谓的典志,已可称现代的制度史;他的纪传,也非传统纪传体的传记,已近乎现代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他并不满意当时日本人写的支那史,以为“简略无义”,只能作教科书,“固不容以著述言也”。他受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畅论史学得失的鼓舞,决心写一部一百卷,六七十万字的通史,并列出目录,预计一年内完成。

然而,章氏通史虽因他参加革命而未能写成,但他的史学新义仍可见之于他丰硕的著作之中。章氏史学新义,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相比,有一有趣的不同。梁氏倡变法,然其新史学斥传统史学乃帝王家谱,欲一举而摧毁之,不舍要发动一场“史界革命”;而章氏倡革命,欲一举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然其史学新义,却意在改革旧史传统,并无意推翻之。或谓章与梁于晚年均趋向保守,于旧史有较正面的评价,实则两人都在针对民国以后的极端疑古之风,殊不可骤下定论。章太炎尤其反对疑古破旧史,因旧史既破,新史又将安出?故常发“保守”之言,然并未放弃其所持的史学新义。

章太炎史学思想与现代史学的三个连接点

历史发展观点

传统史学大致而言是静态的,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见不到发展的过程。章太炎《尊史》一文,即中此弊。他说一个人到老年,有其过程,如不知其过程中的本末经纬,只能如庄子所谓的“陈人”;在他看来,唐朝以后的史著,“大抵陈人邪”?也就是说,写历史写不出史事发展的本末与经纬。他认为中国旧史重视记事,记事太繁,若无西洋文明史的写法,便无头绪可言,然“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他所谓的文明史显然要有统纪,“能以思想贯穿中外,驰骋古近,而微言见于札牒之表者也”,亦即所谓“镕冶哲理,以祛(旧史)逐末之陋”的道理。

历史发展观在西方也是近世进步概念(the idea of progress)产生以后之产物,才有所谓直线的历史时间观。中国传统史学以断代为史,每一个朝代基本上是静态的,朝代的兴衰则是循环的,也不被视为直线发展。19世纪西方的达尔文演化论传入中国,影响深远,改变了国人的思想,产生不断发展的进化观念。此一概念在中国知识界的流通,当然要归功于严复的《天演论》;而章太炎与严复早有书信来往,赞佩严复的学问,但章之进化论知识不仅仅来自严氏,亦得自日本学者的转介。他曾于1902年就翻译出一本以进化观点写的日文书,名之曰《社会学》。达尔文演化观对章太炎的影响是深邃的,他最初视之为公理,然后进一步批判此一公理,最后形成独创的“俱分进化论”。他批判进化论,并不是放弃进化论,因他的俱分进化论仍然是一种进化论;对他而言,是一种更能反映真理的进化论:物质世界的进步虽是不断向前的,但人文世界的道德却可能不进反退;然而有人不及此,居然误以为他“近乎全面地否定进化论的价值”。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否定进化论的价值,而且演成进化的历史观;而此种探索变化的历史观,足以使他与梁启超并称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

章太炎于1910年在东京讲《教育今语》时,就指出研究历史须注意,“一是制度的变迁,二是形势的变迁,三是生计的变迁,四是礼俗的变迁,五是学术的变迁,六是文辞的变迁”,不仅把固有的政治史传统,拓展为制度史、疆域沿革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与文学史,而且重视各门专史的变迁,强调其动态,在当时民国尚未成立,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他晚年讲《历史的重要》,仍然说“历史著进化之迹,进化必以渐”,在他心目中,历史显然是一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有意从历史过程中去探索社会政治兴衰的原因,足见他的历史发展观是持久而一贯的。

他在《学变》一文中,展示了自汉朝到晋朝五六百年间的学术思想变迁史。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盛极一时,然由于以阴阳定法令,“不识远略”,而后有扬雄的《法言》以贬其弊,是为一变。然《法言》虽应时而出,但毕竟“杂错无主”,而后有王逸的《正部论》之问世,此为第二变。至东汉在今文经激荡下,累积了太多空泛不实的华言,“不足以昭事理”,而后有怀疑虚妄之言的王充《论衡》,此为第三变。王充的学说虽有催廓扬清之效,但“无枢要足以维持”,有如西方的“繁琐哲学”,至汉季法度衰弛,刑赏无章,证明儒学的门面已不能维持,便出现赤裸裸的法家著作,如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以及崔寔的《政论》,都是“辨章功实”、“任贤考功”的法家之教,因而从汉末到吴、魏,法家大行,此为第四变。然而魏武帝曹操“操法甚严”,久而久之,中州的士大夫不能忍受其“检括苛碎”,持论又开始变迁,于是有要求追寻天性,不讲礼法的诉求,而后有秘康、阮籍等崇法老庄,引求神仙的玄言,此为第五变。此学术思想五变,虽言之简略,只能说是一篇研究纲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的新义有二:其一显示了学术思想在长时间之中的发展,其二显示了学术思想各从其世,也就是思想反映时代,应时代之需要而变。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更递变化,物质方面继续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变的观念,无疑在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章太炎既具历史发展观,故能洞悉旧史之“文辞反复,而辞无组织”,以及“昧其本干,攻其条末’,,以及“间焉不昭’,等弊病。章太炎具有历史发展观,才能把古今之异看得很清楚,觉察古与今之间,有时间的距离,因而有敏锐的历史时间感。他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丘壤世同,宾萌世异”,意谓自然环境世代相同,但人文景观与时俱变,虽然按今人的历史生态学观之,自然环境也会变,只是变化得小而不易觉察而已,不过章氏在此强调的是,人文世界里的古今之变,知其变始能知其异,知其异才能正确理解历史,故史家绝不可以今情来妄断古情。他指出,清朝的营造尺比汉尺长,汉一尺仅得清尺的七寸四分,汉代的一万里,为清代的七千四百里川。他以十分具体的例子,说明古今的差距,若以今人的尺度来测量古人古事,必然有误。他明言“不可以古论今,一也不可以今论古。”古今有异,固然不能以今测古,自亦不能“借古事以论今事”。以今事测古事,是“妄论古人之是非”,而借古以论今,则是“借题发挥”,迹近所谓影射史学,都是忘了历史时间,不知今古之间的时间距离,不免曲解历史。惟有知道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才会知道古今之异,绝不能任意跨越。

现代信史观点

现代史学始于德国史家兰克,因其提倡利用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即在获致最信而可征的历史。现代史学之有别于传统史学,未尝不可从信度上作分野,故现代史家尤重史料的甄别与考订,力求原始史料,以重建接近真相的历史。章太炎重视史料以及视野之广,可见之于他的《中国通史略例》之中,若谓“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又谓各种外国史料都可“比较异同,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他要广搜史料,固不待言,且对史料的甄别与考订,亦特具慧眼,如谱牒与奏议都是上等的史料,但是章太炎指出:“门第之风替,而谱喋之学衰”,所以唐朝谱牒之真伪,已很难定,宋代以后,根本不可信;换言之,门第盛的时候,修谱较为真实;门第既衰,不仅谱碟难考,而且易于比附,时间愈久便愈不可信。至于奏议,古人多出于己手,价值自高,唐宋明的奏议,常由名臣代拟,亦人词臣一己文集,固知代拟者为谁。然而到了清代,地方督抚因有幕府,故上奏十之八七,由幕友捉刀,就不能完全反映督抚的想法。所以,同样一种史料,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而有性质之异,贵贱之分。足见章氏为了追求信史,辨别史料之细密。他论史之优劣也不讲究文章的好坏,“但须问事实之确否’,,亦一意以信实为念的缘故。

章太炎批评中国旧史传统,亦以历史的真实性作主要的考量。旧史中的正史,最受重视,因其由掌握庞大资源的官府所修,故比较信实;而私家拥有的史料有限,常凭道听途说,常被视为不可信的野史。然而,太炎批判“以官定为准”的正史,正因其官定,官定反映官方的主见,代表政府立场,有损客观的真实性。不仅如此,正史还有悠久的大框框,如春秋笔法,以意识形态作历史褒贬。太炎断然说:“褒贬笔削,春秋而后,不可继作”,因“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春秋笔削之意,自更非所宜,显因无论褒贬或笔削,都有损历史真相,可说是对整个旧史传统的挑战。他认为正史中的前四史较好,就因为四史根本等于是司马迁、班固、范哗、陈寿的私修,具有史家个人的特色。他推崇《资治通鉴》的功力,就因其体例不效法春秋,而效法左传,故“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择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考异就是考校异同,辨正谬误,然而后继者未能承袭司马光的“良工苦心”,自明代以来,“作史者喜学纲目”,——也就是说又回到不可学的“春秋体例了”。

正史中的另一大框框则是正统观,历代官修史书,亟亟以正统观点来断定政权的合法性,而正统又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往往有碍真相,故太炎直言,所谓“正统殊不可问”。所以他认为陈寿以魏为正统,并无不当,说是“桓灵之恶,甚于桀纣,曹操代汉,政治修明,虽其初起时,孔融之徒有不满之意,谓之正统有何不可”?俨然反传统的现代说法。正统与书法,乃中国传统史学两大支柱,可见太炎以其现代史学的眼光,直接向旧史的核心挑战,并对旧史作深刻的反省。大致而言,他认为唐朝以前,官修尚未制度化,部分史册尚称信实,之后官府完全掌控撰史,则真实性大为可疑,幸而还有许多“朝野私载”,故“作者虽有优拙,其实录十犹四五”,至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用高压钳制思想,禁毁书籍,士人“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更无私家著史,将使后日“虽有良史,将无所证信”。他明确指出,传统史官之“伪饰隐匿”,而力求史之信实,不能不说他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声。

章太炎从现代信史的观点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然并无意推翻旧史,另创新史,而是求旧史之更新,故对旧史之中,考而后信的部分,倍致赞扬,如谓“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同时他对新史,也不盲目接受。新史学界兴起的疑古之风,原亦是针对旧史传统的不信实而发,在现代科学与实证风气影响之下,只相信地下出土的实物实证,但疑之过甚,在“细微之处,吹毛求疵”,即认为不可信,或为了“矜奇炫异”而无故怀疑,无异要“打破历史”,反而没有了信史。他更进而指出,考古不能取代历史,因地下出土的“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知道秦汉史,才知秦汉器物的意义,否则又何从得知是秦汉的器物?如果必有秦权与秦钱的出土,以证明秦始皇的存在,然则倘无汉初钱币的发现,是否可以否定汉高祖的存在?如只信器物,历史根本无法贯穿,所以他认为“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做读史之辅助品则可,以器物做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至于但凭主观的以为不可能,就加以否定,更不足取,所谓“但见秋菊之晚开,不信江梅之早发,天下宁有此理”?类此评语,常被解作反对科学实证的保守之言,并不公平;他的用意,还是在维护真实的历史。

章太炎反对过度的疑古之风,并不等于说古史不可疑。他自己读史,就常具怀疑的眼光,然而怀疑的目的,不是否定历史,而在寻求信史。如他怀疑唐朝的建成太子,并无先有杀李世民之心。他于《书唐隐太子传后》一文中指出,当李世民以伏兵击杀太子时,太子全无防备,足见并无手足相残之阴谋,否则必有提防。若谓太子设计不周,杀弟反而被弟所杀,则魏征当时是太子的谋臣,难道还不如李世民的谋臣?如太子真的存心杀弟,哪有屡试而不中,而李世民却一击而中之理?他又引历史先例,指出李世民向父皇唐高祖诉说建成太子的坏话,与隋场帝杨广告发太子勇者,如出一辙,诸如太子与后宫嫔妃淫乱之类,皆无可证实而欲加之罪的说辞。他更进而怀疑,所谓太子无功而世民功高的说法。唐高祖素染胡俗,若世民功高又何惮而不更换太子?建成之成为太子,自有其功勋与才能。唐太宗李世民为一代英主,旧史原有为贤者讳的传统,故世民残杀兄弟,夺取皇位之事,隐而不彰。然而太炎已能以历史真相为第一位,信史至上的概念显已建立。此一信实概念,可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研精覃思,钩发沉覆,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无异于现代实证派史家所持者。

章太炎常被称作经学大师,或最后一位经古文大家;其实,他早年写《春秋左氏读》,颇取公羊今文家言,后来他极力反对公羊,反对康有为的公羊改制说,也不是经学的门户之争。康氏也不是真正的经今文学家,他不过是利用经来改制,故大谈玄妙的三世说,利用孔子来变法,故把孔子比作耶稣,所以他是以宗教和哲学的观点来处理经书。章氏则完全站在历史的立场看待经书,他重视信史,必然不会再把经书,视为“玄圣制法”。他从日文书里,得知西方史学曾受制于宗教,一如中国古史出于巫史,亦有如经学之长期统治史学。故史学之信实,必先摆脱神秘主义之控制。他反对经今文,主要是反对其神秘主义;他之“订孔”,也在祛除孔子的神秘面纱,他将孔子定位为“良史”,是“史学宗主”,不是什么教主,其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即在化神格为人格,归经学于史学,正与康有为视孔子为耶稣,绝然异趣,犹若冰炭,这才是康章的根本之异。他甚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认为是“拨云雾而见青天”,并解作六经皆是史料,显然较学诚更远迈一步,正见后章之现代性,以及甚得现代性格中“世俗化”之要旨,岂能纯以经学家视之?因而说“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坚守古文经,一个鼓吹今文经”,并不正确,康有为鼓吹的是变法,今文经只是变法的工具,而章太炎所坚持的信史的立场,不再把经主要看作修身之书,只视经为史而已。

章太炎关注信史,尚有其时代的感受。一方面,他担心康有为一派将经书当作有如基督的圣经,视历史如小说,以及造成无端怀疑古史之风,足以毁灭信史;另一方面,他深感满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先有文字狱,威胁信史的写作;后来乾隆藉编修四库全书,又禁毁大量图书。在政治高压政策下,官方固然一味美化统治阶级,褒贬失当,而私家既不敢记述时事,更难见直笔,于是记载或简略不详,或失实,或歪曲,故撰《哀清史》一篇,叹信史在清代所遭遇的摧残。章氏在反满时期,显然以满汉种见,谴责满清政府灭人之国之余,还要灭其史,深知信史有关国家民族的存亡。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则以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强调保护中华信史为抵抗列强的精神力量,足见他的信史观念又与他的民族主义有关。

民族主义史学观点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

阐述太炎现代史学三要点既竟,进而一探其本人之史笔。他有志写一大部头的史书,虽没有写成,但有关史事的短篇作品不少,兹举两例,以为说明。

章氏现代史学之实践

章太炎论清开国史

章太炎是现代史学的草创者,基本上仍是通儒,尚不是专业史家,何况又因世变之故,不断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无法作宁静的学者,当然没有时间完成想写的中国通史。在历史研究方面,他用力较多的是明清之际史事,最可注意的是《清建国别记》一书,他一也“自觉精当”。此书原拟收人章氏丛书三编,三编虽未正式出书,惟单行的聚珍仿宋本,于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并由中华书局代售。不知何故,这本书问世以来,似乎没有引起现代学者太多的注意,故在此作稍微详细的介绍。

由一个曾经激烈反清的人来写清史,其客观性或不无可疑。太炎自谓,当年因反清而欲知清史的渊源,但是当他写此书时,距他反清时代已远,自谓“胜国遗俘,于今无所复恨”。事过境迁,他已无九世之仇可复,完全可以冷静与客观著史。

《清建国别记》虽只是一本小书,不到二万字,然而他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清朝建国史,而是要搞清楚努尔哈赤及其祖先的历史真相。这一段清朝前史,在他写书之时,仍然隐秘而史料又少,所以很可测试他的史学功夫。最值得注意的是,整本书几乎完全扎根于档案资料,’以及较为原始的当代史书,除了明代旧刻之外,他用了茅瑞征的《东夷考略》,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以及《明实录》等书,都是当时和当事人的记载。他可能是最早利用《明实录》著史的现代学者。他并注意到,官书往往不实,如清开国以后的官书,不免有所点窜,有所讳言,固必须“以明书校清史”。他在史料运用方面,非常符合现代史学方法的准则。

太炎上承朴学遗风,固然精于考证,此书诸小节皆属考证题目,然非为了考证而考证,而以考证为论史的工具,求史事之信而可征,故尤重人、时、地的考订。他首先考定满清乃金人女真族的后裔,原居混同江以东之地,古称肃顺,后汉称抱娄,元魏称勿吉,隋唐称黑水鞋辐,其后称号渤海;渤海既衰,为契丹所攻,黑水又重占其地,形成金朝鼻祖的部落,臣属于辽;到辽君阿骨打时,始建国曰金。金朝被蒙元灭亡后,因其领地广阔,人民散居,设立了府与路的建置。明朝永乐元年(1403),派员招抚,于是更设立了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部,而建州女真就是清朝的祖国。此从碑文,以及辽事实录,朝鲜咨文等史料中,卓然可见。然则,清太祖实录所谓其先乃长白山天女感于朱果而生,乃“附会生民玄鸟之义”自然“诞妄不足信据”。清为金之后裔,遂成定说。孟森、郑天挺等明清史大家,皆宗此说,然似皆不知章太炎已先言之。

清皇室的姓氏爱新觉罗,近人颇有考证,但莫衷一是。太炎于书中指出,清太祖实录所谓此姓氏乃天女所命,固然虚妄;若爱新觉罗果为其固有的姓氏,何以其近祖自范蔡到清太宗,一共八九世都不知有此姓氏?所以他认为其姓氏原本茫昧,在明朝时,或用赐姓,或借用他族之姓,一直到后来,为了追述祖德,乃私署曰爱新觉罗。太炎谓此一“著姓亦后起也”,饶有见地。同样,满洲一词从金到明无人提过,也是后来才取用的。他指出,乾隆四十二年(1777)谕旨所谓以故地肃慎转音为珠申,后改为满珠之不通,囚肃慎、女真、珠申都是对音,而满珠偏偏不是,乾隆硬要把后起的名词与旧名挂钩,未免“欲变天下之昭为聋也”。他也不认为满洲之得名由于李满住之故,因李满住于1467年被诛,到清太祖袭职几乎有一百二十年之久,都没有用过此名。他指出西藏向清朝献丹书,皆尊称曼殊师利大皇帝,后来造官书者也就将后金国汗改为满洲皇帝,故满洲之名实由“番僧所赐’,,而非其故名,颇具史识,也有说服力。

姓氏国号既定,太炎进而考定建州女真的沿革。明成祖大抚东夷,永乐元年(1403),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以及野人女真诸酋长,都悉境来附,但明朝仍允诸酋长各统其属,按时朝贡。他考定明代的辽东疆域北到开原,东至抚顺,南有宽奠,其余辽阔的土地,包括今日沈阳的东部,吉林的全部,黑龙江的南部,以及俄罗斯沿海诸州,都是三部女真栖息之地,明初设有一百八十四个卫,可见女真为通名,建州卫乃其一部。永乐末年,建州夷人自相攻杀,到宣德年间,明廷又遣使招降,并以建州老营地居之,名为东建州,最初只设一个卫,后来增设二个卫,人数不过数千,以养马游猎为生,捕鱼为食,狗皮御寒,其疆域与抚顺接壤,东滨海西,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距京师三千五百里。建州女真诸部既受明命,亦曾为朝鲜的附庸,疆界不如海西女真广大,大致偏在辽东的东南一带,南面以鸭绿江为界,地势衡长,清初称建州卫为赫图阿刺,后来改称兴京,大概包括长白山以西之地。据清太祖实录,兴祖有六个儿子分居于赫图阿拉,兄弟各自筑城,都称之谓宁古塔贝勒。于此可证,清官书所谓其祖居长白山之东的俄朵里城,去赫图阿刺一千五百里,完全不确。故建州范围并不很大,又与中土接壤,习识内情,甚至人为汉官,易于窥边,终为明朝的大患。这一段建州渊源颇能于考证中见真相。

太炎接着考证建州的世系。明朝天顺与成化年间(l5世纪中叶),建州酋长董山与伏当加先后犯边,但清代官书为尊亲讳,故隐而不彰,太炎乃据可靠文献,弄清楚两酋是谁,亦因而考证清祖的世系,以及入侵中原的开端。

据清太祖实录,范察乃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族的幼子。明朝永乐时,建州卫指挥阿哈出,因功赐姓名曰李思诚,其子李显忠,显忠死后则由子李满住承袭。明朝正统之初,建州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野人所杀,弟弟凡察与猛哥帖木儿的儿子童仓,逃往朝鲜。童仓的弟弟董山乘机称建州卫指挥,等凡察与童仓逃难回来,叔侄争夺建州,明廷乃将建州分为左右两个卫,令董山领左卫,凡察领右卫,然而董山因常常寇边而被诛,但其后人仍然请袭如故。凡察即清实录中的范察,与其侄子董山分领左右卫,再加上李满住,故其后有三卫都督名。明朝正统九年(1444)之前,三卫己不常听命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首领也先犯京师,辽东杀掠尤甚,董山与李满住都曾参与其乱。天顺三年(1459)山又勾结朝鲜人寇,明廷遣使分赴朝鲜与建州,说服他们息争,并上表贡马谢罪。但是七年之后,董山仍纠众人寇,一年之中有九十七次之多,杀十余万人,明廷遂派兵五万进剿,诛杀李满住与董山。太炎理清这段世系,足证清官书以孟特穆为肇祖,始居赫图阿刺之谬,范察与董山才是他们可稽的祖先。

太炎又从《明实录》进一步得知,范察与李满住乃同姓兄弟,都是阿哈出的儿子。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女真野人阿哈出等来朝,设立建州卫。《明实录》的记载,更充实了明廷与建州关系的内容,如正统二年,童仓奏报,其父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被野人所杀,与叔凡察等潜往朝鲜,并请协助等,记后续情况甚详,且证实猛哥帖木儿为董山之父,凡察之亲兄,以及叔侄不和等事,之所以另设建州右卫,即因两人争执不休之故。其后董山叛抚无常,终被擒杀的经过,也详见于《明实录》。

范察的孙子纳郎哈与董山同叛而遭诛,因无嗣乃以叔父卜哈秃承袭;董山则由子脱罗袭职,均悔过来朝,明廷遂命其“统束本卫人民,再犯不贷”。成化二年(1470),建州卫都指挥兀者秃木欲侵朝鲜,同年冬建州为明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所破,擒斩建州酋。太炎认为此酋即兀者秃木,然不知此人与范察、童仓、董山的关系,也可能是李满住的别支。不过,彭谊破建州之后,复以董山的儿子脱罗为该地的指挥川。

董山事既明,继董山之后叛乱的伏当加,则由于明朝辽东守将的处置不当,激发边患。成化十五年(147}},中官汪直更欲立功固宠,虚张边警,声称贼酋伏当加欲纠三卫人马人寇,请明廷出师讨之,然兵部认为罪状未著,宜相机战守,但汪直不听,说动朝廷出兵,并以其为监督,便宜生杀,至广宁遇见六十余名来贡的建州头目,竟诬以窥伺而掩杀之,大军遂人建州,出其不意,年轻力壮者几尽逃匿之后,杀掠留下的老弱者,并焚烧庐舍而还。翌年,建州女真即以复仇为理由,进犯辽东,长驱四百余里,俘虏到的人,不论男女,全部肢解以泄愤,并夺牛羊,烧房子,更不计其数,辽东骚然,边将只能自保而已。汪直、陈诚垮台后,重新启用文升,巡抚辽东,塞上才稍安宁。伏当加显因报复而人寇,然到底与范察、董山是何种亲属关系,太炎并未能考出;不过,太炎指出,《清实录》述范察与肇祖(即猛哥帖木儿)之间,本来就缺了一代,不知有纳郎哈,也不知卜哈秃,更不要说伏当加了。

按照《清实录》所排的世系,从肇祖到太祖努尔哈赤,一共六世,然而顺治皇帝祭告天地,追崇太祖以上只有四世,清代的永陵亦只有四世。如此龃龉,依太炎之见,乃清室的始祖并未载诸谱牒,口耳相传,以致有误。他又指出,孟特穆乃猛哥帖木儿之从孙,不可混为一人。孟特穆与福满父子之所以不见于明朝文献,太炎认为因其未曾袭职之故。自成化末年到嘉靖中期,辽边较宁。至王杲作乱,才开启清命,然清代官书既多缘饰,明史也甚简略,但太炎见到当时参与辽事的茅瑞征、王在晋,却皆记载颇详,遂以茅、王二家言为本,参照《明实录》、《明史》,以及清代官书,来论述清景祖觉昌安,清显祖塔克世,清太祖努尔哈赤三代的事状。

王杲于嘉靖末年,约当16世纪的后半叶,成为建州右卫的都指挥,即范察的故地,横行边陲;后授都督,益为不轨,可见王杲必是建州的大酋。清景祖兄弟六人,分割赫图阿刺之地,称六贝勒,而王杲受明朝的爵命,显然都是王的属下。王乃汉姓,然早在明初,归附的女真人已多取王姓,或赐姓,王杲之姓可能也是由此而来。太炎虽无法确定王杲与清皇室的关系,然发现皇室中却多有姓王者,而满洲诸部中有王甲部,即完颜部的异名,故疑王杲之氏乃王甲的简称。太炎于民国以后任东北筹边使时,曾至兴京去看清之永陵,见到四祖之前有王杲。奉祀官说,每年祭祀时,先祭王杲,后祭四祖,到清末仍然如此,乃更加怀疑王杲原是清室的家尊。事实上,清朝的强盛也始自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窥抚顺,杀副总兵,深人辽阳,总兵李成梁虽曾大创王杲,难息其横行,久而始擒杀之,而清之初祖附从而已,故王果实为清室宏业的前导。太炎此论虽未必尽是,却可一见其考史之细密。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攻打古勒城主阿太。太炎认为阿太或称阿台,很可能是王杲的“遗孽”,继父之志寇盗无己,故成梁讨之,射杀阿太,且诱城中人出,尽屠之。清景祖偕显祖往救也遭戮,努尔哈赤的父祖因此同死,见于奏牍,必然不误;然父祖死后,努尔哈赤犹接受明命,由建州都指挥升为都督,事见于《明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条。其后,努尔哈赤叛明,始以复仇为藉口,所谓告七大恨于天云云,都是政治手段,盖先借明朝的王命,劫制其部类,然后藉复仇以叛明,所以太炎称其为奸雄。《清实录》记太祖至叶赫,杨吉砮以女妻之,生皇太极。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更指出,最初努尔哈赤尚不能稳住内部,故以婚姻来固其势。太炎认为清太祖以北关叶赫部来壮自己的声势,十分明显,然后竟灭其国,缢杀杨吉砮之子,又尝计杀母弟,乃一“契薄背恩”的政治人物。

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兵力尚盛,努尔哈赤还不敢横行,但就在这一年年底,李总兵解任之后,不到两年努尔哈赤就大破叶赫等九部,明廷还以其保塞有功,授予龙虎将军的称号。努尔哈赤藉此号召,尽有东方诸部,并以互市,盛聚财富,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攻灭南关,引起明廷的关注,遂于二十九年命李成梁再镇辽东,但七十六岁的老将已无远志,不到四年以六堡难守而弃之,将六万四千余户居民迁人内地,沿途“大军驱迫,死者狼藉”,明廷还以招回汉人而叙功,并赏赐努尔哈赤。翌年,努尔哈赤“语始狂悖”;不过,《清实录》谓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五部已尊太祖为神武皇帝,但太炎认为不实。万历三十六年,李成梁又解职,努尔哈赤始益无忌惮,然仍朝贡,并以第七个儿子巴卜海留质广宁。明朝御使张涛还有疏称,东夷人质,为旷古盛事,相信努尔哈赤不会背汉,但是不久之后,质子固在,北边焚劫已经开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秘密称帝,不到两年开始犯边,攻陷抚顺,杀死总兵张承胤,自称建州国汗,正式称帝。明年窥伺开原、铁岭,传檄朝鲜,声势大振。太炎指出,努尔哈赤对付明朝,并非全靠武力,实颇用权谋,时机未成熟时,不以强抗,而能渐积以成,此也正是他超过先人董山、王杲之处,遂“以枭雄之姿,晏然乘诸部虚耗,蚕食以尽,藩翰既溃,祸及辽东”,十余年间伪装求和,而明廷不察,到崇祯朝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犹不醒悟。太炎此段,论见于史,明亡清兴的因果关系解而释之矣。

章太炎写清朝开国前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史。其结论略谓:清乃女真后裔,世居建州,与明廷关系密切,自明初即称臣纳贡,其后叛服无常,至明季处置未当,遂与建州以可乘之机,努尔哈赤尤知伸缩,势弱时,表示恭顺,以与取与夺,明廷不察,及清势大盛,遂致南侵以及席卷中国,先称后金汗国,寻取新名曰满洲,以大清为号,以爱新觉罗为皇姓。于清朝开国前史,可谓目举眉展。

章太炎论清学史

章太炎于梁启超与钱穆之前,对三百年清代学术史已有论述,并勾画出几条清晰的线索,虽多少反映其个人的意识形态与学术背景,与梁、钱所述自有异同,然清学史的基本架构,却由章氏先立。

章氏先指出,宋明理学到了清代,已经枯竭无华。他注意到颜元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强调德、行、艺,以实践实用之学,如兵农钱谷之类,来替代无用的读书与静坐,认为颇有“燕赵之士钝如椎”的北方学者风格,可称大儒,然而并不赞同颜元的矫枉过正之论。若颜元“舍谱学琴”之论,就不够全面,书与谱都是符号,而书比谱更难以掌握,若不讲读,则更难领会原意,然则非书不可读,而是要读好书;难道即有好书,也要一并废弃?太炎也不以抽象思维为无用,静思亦非禅宗独有,若西方的哲学,陶冶性情,如沐浴膏泽,于民未必无补。不过,章氏虽欲正颜,然对颜于明亡清兴之后,不出仕宦,认为是不忘光复,则颇为激赏。

太炎以人品作为评论学人的准则,显而易见,而人品辄以是否出事满清而定,故清初三杰中,视王夫之最清,因其藏身榛莽之地,与胡人政权完全隔绝。顾炎武读书不忘兴兵恢复,至事败则研究前人的制度,有待于后人,其才识也相当高,不下于船山。至于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陈义虽高,实对清廷有所期待,与王夫之的《黄书》相比,太炎认为梨州应该感到十分惭愧,所以又写《非黄》一篇,断言:“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甚远;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太炎推崇戴震,不仅仅其在朴学上的成就,而且深知在清帝国统治下,民生痛苦的隐曲,所以才发愤写《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讲求平恕,明言死于法,尚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道出所谓天理可以杀人,犹厉于刑法。按震之意,如以其言施政,在上者不苛刻,在下者无怨尤,衣食滋殖,可致刑错,为此追究性命之本,方知情欲不可灭绝,情欲当亦是理。太炎认为,此乃戴震为了改进当时的政治而发,然则时人或以其攻伐朱子,后人或以此比附西方功利主义,均未真正明了戴震的意思。

太炎认为,戴望无论在学术和人品上,都与戴震不相称。戴望虽未出仕,但“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显然将帮助满清平乱的曾国藩,视为江洋大盗,以寄曾门为耻。他自也将清代学术的迟滞,归诸满清政权的高压政策,文人学士有所顾忌,无论歌诗文史作品,不免粗制滥造;再由于愚民政策,传统的经世济民志向也呈衰竭现象。太炎将思想钳制视为学术思想窒碍的原因,固然有反满的背景,自亦言之成理,并长期以来为现代学者所接受。

按章太炎的思考,正因思想遭到严密控制,清初大儒顾炎武、阎若璩、张尔歧、胡渭等人,只能从事经学考据,遂下开清学的主流。不过,这些大儒虽称硕学,但草创尚未精博,直到乾隆朝始成系统,可分吴皖二派。吴派由惠栋所创,其学好博而尊闻,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等,都能笃于尊信,缀次古义,但很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在此风气影响下,王鸣盛与钱大听等,稍益发舒,汪中、刘台拱等又渐次兴起于扬州。余萧客的弟子江藩治经,陈义尔雅,渊乎古训。皖派则始于江永与戴震,讲求综形名,任裁断。“规模闳远”的戴震就是江永的学生,深通小学、礼经、算术、舆地之学,在京师任教时,名家如卢文貂、孔广森都问学于他,他的学生中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皆能以经传相互证明,解决古书文义的疑难,认为这种“小学训话,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其后俞樾、孙治让都是承袭王念孙之学,认为戴震以下经儒学问的精华,实在小学;通小学庶能上朔古义,断以己见。这一段话点出乾嘉朴学的渊流,太炎本人师从俞樾,小学也是他学问的根本,在其心目中自是清学之精华。

章太炎并不认为,乾嘉学者所治仅是汉学,如戴震精于舆地,钱大昕精于史事,孙星衍明于法律,皆非只治汉学之证。魏源指乾隆中叶惠戴以下之学为无用,然太炎一本反满的立场,认为处满清统治的无望之世,出而用世反而帮助敌人,若欲与敌人相抗,罗网周密,难有作为,也只有埋首于训诂,并非不关心生民哀乐,实因时代现实之故。所以,他认为乾嘉朴学虽不足以应世尚,却至少有三大长处,一是讲求实证,故不欺一诈;二是用力作学问,故不期侥幸;三是习劳思善,故不偷懒。他遵奉朴学,可谓毕生不移。

吴、皖二派之外,太炎标出浙东之学,认为肇自明末,万氏兄弟师事余姚黄宗羲,虽杂陈汉宋,但万斯同独尊史法,讲求史学,其后邵晋涵、全祖望等继之,善言明末史事,至章学诚更张大刘散、班固的史学。此一由浙东学者所形成的史学流派,在现代学者之中亦由太炎先发。更少为人注意者,太炎还指出,浙东尚有礼学一脉,至黄式三始与皖南经学交通而合流。

太炎对桐城派在清代的兴起,更有非常现代的特殊见解。他从地理影响人文的观点人手,指出太湖之滨的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地的自然环境,使该地民性佚丽,喜好华丽的文辞,在学问方面也就喜欢浏览而无纲纪。然而出自皖南徽州的戴学,由于地处高原,其民勤苦,治学也求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形成皖南经儒与苏常文士截然不同的学风。太炎认为由于戴震名震京师,诸儒震悚,天下遂渐渐轻视文士,文士与经儒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恶化。方苞等桐城文士标榜曾巩、归有光,亦欲借程朱宋学之尸以还魂,谓之桐城义法,以便与戴震抗。但是依太炎之见,桐城诸家并未得程朱要领,只是大言自壮,因而更遭轻视。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意有不平,遂持论痛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更极力非议汉学,更不相容。太炎认为,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两者截然分途,乃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太炎指出,文士虽以华词自喜,却以不习经典为耻,因而有务为瑰意眇辞的常州经今文学之兴,以供文士之需。今文宗公羊,其复兴始于庄存舆,其徒刘逢禄开始专主董仲舒,其词尚温厚,至宋翔凤最善附会,杂以谶纬神秘之辞,“其意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到了道光末年,魏源好言经世,但太炎评价甚低,谓其夸诞,晚年牢落以治今文为名高,然既不知师法,亦不通小学,以至于乱越而无条理。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甥,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邵懿辰以《逸书》、《逸礼》为刘歆矫造,反信东晋古文,未免真伪倒置。太炎认为此三人都是喜欢卓荧之辞,欲以前汉的今文经术,助其文采,实不知经术的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俄语,文士只是利用今文,实不通经。不过,他认为戴望述公羊尚有师法,其学流传于湖南与岭广之间,王阖运遍注五经,其徒廖平,时有新义,虽亦有不根之说,然远胜于魏源等人之绝无伦类。公羊学仍不免使浮竞之士如康有为,延缘绪言,写成《新学伪经考》,指刘歆伪造古文经。太炎嘲讽康有为想当清帝的国师,又何必讥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呢。这一段讨论文士与经儒之交涉,以及经今文之兴,颇具特识,也能勾画学术之兴的清晰线索。

清代的经儒,世称汉学家,但章太炎认为,除了清代的今文家之外,其余与汉儒绝异。大体而言,清儒不似汉儒以经术明治乱,所以短于风议;然而也不似汉儒以阴阳断人事,所以长于求是。短长相较,清代经儒所论,虽然远阔难以实用,但是不谈鬼神、象纬、五行、占卦之术,故能不以神教来蒙蔽六艺,而将六艺视为古史,故能得知上古以来人事的隆污之迹,可以据此明流变,审因革,虽然有时不免琐碎识小,然至少远于巫祝。魏源深诋惠、戴等所治汉学无用,然太炎指出,魏源实与常州今文派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康有为更以孔子为巫师、教主,并提倡大同说以消饵满汉界线,类此都是汉学的咎戾,其罪渊则造端于吴学,而常州今文学为之变本加厉。足见他不满今文,因其夸巫,讲神道而不讲人道;在此他以现代世俗化的观点作论断,未必仅是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

惠栋与戴震之学至晚清时已衰,太炎认为惟有番禺陈澄能纠合汉宋,其弟子尚能凭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至翁同和、潘祖荫专以诌媚奉承的话来招诸小儒,清学开始大衰。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川。太炎自身的学术即承继清学而来,尤其是朴学对他的影响卓然可知,此一影响也可见之于他对清学史的评价,然而他身处清学式微之世,特具的忧患意识,自亦可见之于其论述之中。

结论

章太炎并不是现代的专业史家,他仍是传统式的通儒,然而他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做了新旧学术间的一些承授工作,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他承前启后的贡献。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的关系,作一讨论。现代学者论章氏史学之文已多,然大都就其民族主义立场着墨。民族主义固然关系重大,但不能仅就其反清排满的政治立场发挥,更不能以其政治宣传文字,作为评论其史学的依据。他的民族主义史学仍具有坚实的史学基础,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以进步发展为史观,为国史从传统过渡到现在作出了贡献。

章氏拟写的中国通史未成,单行的史著只有《清开国别记》,并为章氏丛书三编之一种,行世者惟正续两编,故较少人知,论者偶然提到,似尚未有深人分析者,本文特专节论述,其书篇幅不多,然一本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大有实证派史家的风范,俨然是现代史学的草创之作。

太炎所著《訄书》(初刻本)原是诉求变法之书,再刻本已是声援革命之书,可称以学术为本,政治为用之撰述,民国以后,再予增订删改,并更名《检论》,体用均归诸学术,其中论及中国学术的演变,颇多新见,亦可称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草创之作。本文仅就其论清学史部分,略加表述,以见一般。

史学仅是章太炎学问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与中国近代新史学有关,近百年中国现代的史学史应有章氏一席之地。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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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汪荣祖:章太炎与现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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