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入党记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4-23,星期五 | 阅读:84

叶胜舟 为FT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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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历经政治运动,竺可桢还保留着自由主义思想。1956年,他在怀仁堂听了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后,曾与一位党内老干部说:“我看蔡元培主持北大时,学术自由比现在还自由一些,那时他提倡科学自由,因此既让李大钊自由发表他的意见”,“可是我们现在并不让胡适、胡风这类人进行自由争论。”(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讨论陆定一同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1957年夏,很多正直的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向党提出批评建议,随即被秋后算账,打成“右派”,受到政治迫害。竺可桢积极响应反右,但有底线,只批判观点,不搞人身攻击。

9月23日,在中科院各党派反右大会上,他作了长达15分钟、题为《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的批判发言,开篇就说:“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等谬论,经过近三个月来各方面的辩论和批驳,已经彻底破产了” ,最后才点名右派分子袁翰青、杨肇燫。

1960年4月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竺可桢牵头,联合钱学森、贝时璋、赵忠尧、童第周、郭永怀等15位著名科学家,作了题为《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以大协作的精神争取在短期内登上世界科学的高峰》的联合发言。

世界科学高峰往往需要顶尖人才、巨额经费、一流设备和长期积淀,短期内岂能轻松登上?标题就看得出当年中国科学家如何亢奋。内容也是亢奋,称赞反右、大跃进、总路线:“自反右整风运动以来,经历了我国建设事业全面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见到了科学战线上的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科学才能出现今日的大好形势”。

竺可桢长子竺津(字希文)抗战时爱国从军,被分派到国防部二厅做文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经历成为难以洗刷的“污点”,安排到南京某中学上数学和英语课。竺津生活俭朴,为人耿直,不跟风不阿谀,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绝无可能善终,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反右时,他被扣上两顶莫须有的政治大帽:“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到劳改农场,搬木头改造。

高强度的劳役和长期的饥饿,摧毁了竺津的健康。他在农场患了血吸虫病,未及时救治,病原侵入肝脏又患肝硬化,骨瘦如柴,吐血不止。1961年1月20日深夜,在劳改农场去世,年仅40岁。

71岁的竺可桢经历老年丧子之大悲,在政治高压之下,难以公开哀悼,只有正常工作。1967年4月、1968年4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个儿子郭民英、郭世英先后自杀,分别年仅24岁、26岁,郭也是正常工作。

好在竺可桢的亲情和人性未完全丧失。1961年2月20日,在竺津去世一个月整的日记中写下一首《七律•哭希文》:“忆汝十六气峥嵘,投笔从戎辞母行。杀敌未成违壮志,读书从遂负平生。失言自知咎应得,却毒无方腹疾樱。痛尔壮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泪盈盈。”悼诗中将儿子死因,归于“失言”后的“咎应得”。

1955年11月7日,前天津北洋大学校长、时任清华副校长、刘少奇的老师刘仙洲在清华入党,入党介绍人是倡导“又红又专”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刘仙洲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章。此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梁思成等清华名教授陆续加入中共。竺可桢没有跟随这股风潮,而是犹豫和观望多年。

1958年6月11日,他在中科院“交心”大会上的发言,感激“党对于我是非常看得起的,不但要我做科学院副院长和人大常委,同时还给我许多重大任务”。作为报答,竺表态“应该对党有火般那样的热情,爱护眼珠那么爱护。”他坦承自己的“立场不稳和政治落后”,表现在“对于右派份子如储安平、钱伟长等的行为、言论,一点不以为奇”,他提供给《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没有痛斥,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一下,大部份议论却是批评高教部,“因为高教部把原来浙江大学的理学院拆散,是我心里非常不痛快的一件事。”

两天后,他又为“交心”发言作书面补充,给自己罗列错误:“三风、五气” (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官气、暮气、阔气、傲气、娇气)是根深蒂固的。坦承:“关于入党问题,这是我一向不敢提的。第一觉得自己政治水准太低,第二年纪快要七十了,所以有点望洋兴叹的样子。”

三年后他为什么主动申请加入共产党呢?一个长期的自由主义者,是如何转变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呢?根据他的日记、自传、交心发言等,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信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列举中共“在北京、上海处置经济社会问题,使物价稳定,贪污绝迹”,“抗美援朝的结果更使我五体投地,服膺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第二,受当时“大跃进”狂热政治氛围推动。他从报纸上看到“河南遂平县卫星社一亩地产3530斤小麦,洛阳每亩地产菜蔬和瓜一百万斤,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河南是素来落后的省份,“江浙是鱼米之乡”,现在落后的地方干劲大,反而后来居上。只是他不清楚,河南“大跃进”时放卫星多,此后饿死人也多。

第三,同事积极入党推动。1958年6月12日、13日,尚未入党的中科院吴有训副院长、严慕光主任、童弟周主任、尹赞勋主任在“交心”大会上先后表态,争取入党。

第四,同龄人入党推动。和他同年的清华刘仙洲副校长、戏剧学校欧阳予倩校长入党,“这给我极大鼓励”。

他想了两晚之后,在6月13日提交的“交心”发言书面补充时表态,“决心要争取入党”。动笔写入党申请书,却延至1961年秋。

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对于我,提出申请是经过一个长时间考虑的。”开篇就一一否定了解放前人生观的几个基本观点,包括:科学救国、贤人政治、人性本善、自由主义。例如,“科学本身不能救国,必须弄清为谁服务的问题。科学救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在《思想自传》中又肯定“我们国家民主基础之广,远非挂羊头卖狗肉、以个人自由主义相号召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所可比拟的”。

1962年6月4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同意接收竺可桢为中共预备党员;12月14日,又同意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以72岁高龄入党,自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施雅风、许良英《竺可桢传略》)。据他身边工作五年的警卫人员樊记顺在《怀念竺可桢副院长》文中回忆,“一九六二年竺老光荣地入党时,竺老感动得几乎掉了泪,说明竺老对我们党的感情多么深厚啊!”

在通过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题词相赠,很应景、很热情:“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四海东风驰荡,红旗三面辉煌。后来自古要居上,能不奋发图强?”

郭词中的“三面红旗”,是指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为当时流行的政治符号。因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实践证明行不通,中国人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竺可桢入党前一年,儿子被划为右派迫害致死,经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数以万计的人饿死,所以郭沫若认为竺入党是雪中送炭。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领袖被迫向全党公开自我批评,但由此认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决意发动“文革”替换接班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与竺可桢同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学习组的老舍倡议,降薪以缩小差别,他立即响应,请求把自己的工资减去三分之一。组织没有批准,他就按月把这部分工资以女儿的名义存入银行,持续八年,有万余元。临终前叮嘱夫人陈汲,把这笔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并且嘱咐:“对子女不可溺爱,也不可留给他们不是必需的钱,给他们多余的钱,就等于给他们毒药。”

(注: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微信公众号:SSWY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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