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支持出版的那些书,曾是一代人的精神粮食 ​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4-16,星期五 | 阅读:108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百年耀邦

胡耀邦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词,然而在八十年代,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唱港台的流行音乐,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最早穿西装,会与年轻人谈论婚恋问题,如何保持身材之类的话题。

有人说,胡耀邦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胡耀邦或许并不像一个政治家,而更像一个有着健全常识、勇于坚守良知的普通人,而在文革的浩劫之后,这种健全的人格又如何难得可贵?

我们如此怀念胡耀邦,是因为他一解放了人,二解放了思想。在冤案错案的平反中,300万屈辱得以解放,而在思想桎梏上的打破,胡耀邦同样一锤定音。而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之下,胡耀邦的稳健改革,亦最有可能成为各方关于中国该何去何从的共识。

1978年5月,由胡耀邦组织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光明日报》先后发表,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

思想解放带来了启蒙的热潮,也意味着思想和出版市场的解冻,许多书籍的命运,也与胡耀邦联系在了一起,由他解禁或支持出版过的那些书,成为整个一代人的启蒙起点、精神粮食,这些思想启蒙著作的出版加速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的接轨,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思想的概念、命题、理念、理论滋润了当时中国思想界贫瘠的土壤,泽被后世。

新黄皮书,探索新理论

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学说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理论和做法的黄皮书

1981年,吉林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雷颐在长春的新华书店闲逛。在“内部发行”图书区,他发现了一套新的丛书,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这个区域的书名义上是内部发行,但管得不严,他常进去看,购买时也不需要证件。

这套丛书统一为黄色封皮,书名相当前卫,而且很不寻常的是,丛书有多个出版单位,如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上的出版社。这个意外发现让雷颐如获至宝。他不断在图书馆和书店间搜罗这套丛书,还推荐给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

雷颐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青年时的启蒙是受惠于谁。

1979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作为老出版人,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认为,出版界要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放眼看世界,多出一点启发民智的开明书籍。致力于多出版一些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学说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理论和做法的翻译书籍。说到底,是想重新做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打破30年来铁桶式的闭关锁国状态,把中断了30年的外国情况介绍到中国来。

这种想法很快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并成立了选译与书目工作小组。1980年7月,初选的译书目录和简介的油印本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即以本室名义,报送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和总书记胡耀邦,征求意见。胡耀邦在第三天就复信给该编辑室。复信如下: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在报告的最后,胡耀邦写了一个“退”字,意即退给“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执行。

然而最后承担出版任务的,一共有26家出版社,尽管出版这些书印数少,经济上会有亏损,但出版社都很愿意参与这项工作。

至1983年,选目中的书已经出版了64种,统一采用黄色封面,故有“新黄皮书”之称(老“黄皮书”指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封面上均印有“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作为丛书的标志。

人们在追溯80年代的思想潮流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走向未来”等丛书,其实这套书才是源头。“这套书对我影响很大。80年代,我们都意识到中国的体制存在问题,力图对它进行解析。而这套书,就是用欧洲的理论来剖析社会主义。那时我们的知识结构里都只有马克思主义,从没接触过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这套书对我们那代人有启蒙作用。” 30多年后,早已是知名历史学者、在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雷颐,对这套书依然印象深刻。《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和《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至今保留在他的书架上。

《胡适文存》:带动新文化运动著作出版

《胡适文存》1921年版书影

《胡适文存》初集1921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四卷四册。按胡适自序说:“是我这十年来的文章,因为有好几篇不曾收入,故名为《文存》。”《胡适文存》四集是胡适学术研究中的精华,在民国一版再版,影响很大。陈西滢1927年推选新文学十部杰作,《胡适文存》列在首位。

1979年,《胡适文存》交由社科院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耿云志负责校订工作。

但第一卷排出校样,校订进行了三分之二时,出版工作突然被叫停。耿云志听到的消息是,上边有人反对出版胡适的作品。

《胡适文存》的出版计划就这样夭折了。胡适在五十年代遭到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全国性的大批判,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也成为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之后,胡适的研究仍然放不开手脚,畏首畏尾,动辄得咎。

此时,有人将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一套《胡适文存》辗转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看了胡适的书以后写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个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记得:”这个批示一下来就很厉害了,很多胡适的书很快就出来了。”

自此,胡适作品的出版慢慢放开,逐渐成了热门项目,胡适研究也逐渐成了“显学”。主张出版胡适的著作,当然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等人的著作的出版。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起到了其他理论家无法起到的作用。

自1979年开始,被禁书籍如潮水一般涌向文化市场。书店里突然摆满了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各种作品,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不仅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与外国古典文学著作。文化食粮突然丰富,一下子把80年代的文化发展建立在50年代的文化基础上。

而重新认识胡适的意义,正如耿云志后来在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的序言所写:“对于历史上那些非共产党的甚至反共产党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等人物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来评价他们,而应该主要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究竟做出什么成绩来作为评判的根据。”

港台作品:《丑陋的中国人》曾为启蒙潮流

不同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左上为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版

198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第一副主编的弘征,老出版家曾彦修和《红旗》杂志的牧惠来长沙商量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他们提出这套丛书还应包括台湾作家的作品,首先考虑的便是柏杨和龙应台,弘征承认,当时对此二人也是只知有其人而未读其书。此时,《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版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开始悄悄流传,牧惠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设法弄到一本。

牧惠将此书寄给弘征。弘征一读,也感“果然犀利异常,不同凡响,对促进国人正视自己民族的某些弱点确为良药,但要在当时的气氛下出版也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于是立即决定出版。

当时出版港澳台一些作家的作品,亦是启蒙的一股潮流。湖南出版社决定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牧惠回忆说:“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露这类事情,未必会有好结果。”

弘征深知此事风险颇大,为了赶时间以防生变,他便守在工厂里一边校一边改样,不到一个月书就出来了,很快就风靡全国。各地书店的订单、催书电报如雪片飞来,加印的书还来不及送仓库,就从车间里打包直接送火车站,到年底已经累计印了90万册!

好景不长,1987年初胡耀邦黯然辞职,《丑陋的中国人》作为自由化的典型遭到严厉的大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忽然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等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半年之后此书开禁,库存的十几万册书随即上市。

但事情并未结束。1989年,《丑陋的中国人》又被作为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再次被批被禁。不过因为这些是是非非,近年来此书又不止一次重新出版。

伤痕文学,讨论开启健康的文艺批评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被冠以“伤痕文学”而总其成,刘心武的《班主任》、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等都在其列。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成为此时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

但是,由于“伤痕文学”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自其问世后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从倡导民主的、自由的创作气氛的角度出发,一直关注着这场争论,并把这场争论提高到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的高度,倡导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来认识。

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刊登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批判,而且,受文革的影响,这种批判还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

文章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

现今重读这篇文章,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首先是那种人们熟知的给人戴政治帽子的语言。至于文章中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论述,则既不是“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只不过现今是以“正面”与“负面”来替代而已。

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分为两派的:有人认为这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在这股冷风的后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而另一种声音,则为李剑文章叫好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李剑本人也参加了座谈。

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李剑同志的文章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一定环境中产生的。因此,我们不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地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开创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你们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商量几条措施;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李剑后来回忆座谈会时兴致很高,他说:开座谈会时,我恰好坐在胡耀邦的侧面,胡耀邦讲“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那段话,是指着我说的。当时,并没有逼着李剑作上纲上线的检讨。

经过此次事件,文艺批评终于不再终日与政治斗争挂钩,也使人认识到,唯有自由宽松的气氛,才能真正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


来源:大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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