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或将成为创造奥斯卡历史的人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4-7,星期三 | 阅读:19

作者:鲜于,编辑:许静,校对:张帅

继《美国工厂》获得去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之后,奥巴马夫妇的高地制片公司出品的第二部纪录片作品《残疾营地(Crip Camp)》,又获得了同一奖项的提名。如果这部纪录片再次拿下最佳纪录片奖,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奥巴马,将创造一个属于奥斯卡的新纪录。

《残疾营地》宣传海报

《残疾营地》片如其名,主角是残障人士,导演吉姆·勒布雷希特也是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片子用时间顺叙的方式,舍弃使用大量花招技巧,以历史影像和后续采访,还原了1970年代一个残障青少年夏令营——坚内德营(Jened Camp)里的生活,以及这段经历对未来的影响。

导演吉姆说:“媒体上有关残疾的故事通常遵循同一种叙事模式:残疾的悲剧。我希望能够重新构造人们对残疾和残疾人的看法……

令人唏嘘的是,同样登录奈飞,《残疾营地》比《美国工厂》的热度差了不只一个量级。在国内,豆瓣上只有461人标记看过,373人打分。

就如吉姆所言,这个继承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精神遗产的夏令营改变了世界。它本该是个传奇,却不为人知。

成为自己

《残疾营地》是吉姆和与他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们自己的故事。

吉姆活得很励志,天生患有脊柱裂的他,生下来时,医生乃至家人都以为他活不过几个小时,但吉姆顽强地努力“活更久一点”,独立一点,哪怕下半身毫无知觉。

“一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我被允许试验性地就读公立学校,他们(决策者)想看看是否可行——在当时,许多情况跟我一样的孩子,被送去了特殊机构。”吉姆说,“我爸以前常对我说:‘吉米(吉姆的爱称),你必须非常外向,你必须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因为他们不会主动来找你。’”

但阻碍无处不在,即便吉姆热爱音乐,充满幻想,渴望着友谊,努力去融入他人,融入这个世界,但他感受不到认同,找不到同类。

偶然的机会,吉姆听说了一个由嬉皮士们管理的夏令营,“向残障人士开放”,距离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地不远。“有人还说,‘你也许会跟辅导员一起抽xx。’我说,‘我要报名!’(大笑)”

夏令营中有些辅导员也是残障人士

1971年,吉姆和其他残障者们一起,坐了三小时大客车从曼哈顿来到山区里的坚内德夏令营。“那地方有很多嬉皮士,其中一些样子相当古怪。我不确定哪些是辅导员,哪些是参加夏令营的人。”

事实上,当时来迎接吉姆们的辅导员心里也很慌:“我完全没有与残障人士相处的经验,我一个残疾人都不认识。”辅导员乔·奥康纳尔回忆说:“我站在客车前面,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人生第一次在同一时间看到这么多的残障人士。我当场僵住了,因为害怕而动弹不得。”

但彼此间的陌生感、隔阂很快消融。从很多方面看,坚内德营和其他夏令营没什么不同,环境宜人,食宿不错——虽然就餐时总有人抱怨饭菜——但是对于许多露营者甚至是营内辅导员来说,这里是可以与其他残障人士自由生活的地方,彼此建立的友谊增进了他们的信心。

“感觉很不寻常。”脑瘫患者、营友丹妮丝·谢勒·雅克布森回忆说,“坚内德是个乌托邦。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似乎不存在。在我家乡,有些人将残障分了等级,最高等级的是小儿麻痹,因为看起来更像正常人,而脑性瘫痪者则在最底层。可在坚内德营,你不过是个小孩。”

营里残疾人可以参加球队,输赢规则不会因他们的身体状况而改变

在坚内德营里,患有小儿麻痹、智力障碍、脑瘫、半身瘫痪等的残障青少年们聚在一起,即便表达困难也能大声唱歌,就算在轮椅上也可以用力跳舞。在辅导员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尝试各种体育运动和手工创作,一起做饭,一起游戏。很多人在夏令营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心动,第一个吻,第一场约会……

雅克布森夫妇

“我来到坚内德营的第一年,一位女辅导员,给我上了一堂课,教我如何接吻。这是我接受过的,最棒的物理治疗。”尼尔·雅克布森笑着说,他是丹妮丝的丈夫,同样也是位脑瘫患者,两人是在坚内德营认识的。“我们决定结婚时,我妈妈对我说:‘我明白你为什么想娶一个残疾女孩,但你就不能找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吗?’”

在一段历史影像中,营长拉里·阿里森介绍:“夏令营始于1950年代。进入1970年代后,我们尝试提供某种环境,让营地里的青少年能发挥天性,不受任何刻板印象及标签的束缚。这是那个时代的副产品,是社会实验的副产品。”

这些年轻的残障者,在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同时,也一起参与到严肃的对话和讨论中去:关于他们作为残障者在美国的现状,以及想要的未来。

参与其中的人称营地中弥漫着浪漫气息

“与我每天在家里自怨自艾的庸常生活相比,那里的生活更自由与开放。”辅导员朱迪·赫曼说。她多次来过坚内德,从营友做成了辅导员。她回忆道,当年“我们不仅开始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开始考虑我们有责任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几年后因为资金原因倒闭的夏令营,在不知不觉中为当代美国残障者历史的改写做好了铺垫——尽管当时没人意识到。

“残障人士在行动”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历史记录中、文学和电影作品中,充斥着“被误解的怪兽般的生物”,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残障人士一直被视作令人感到可怜、恐惧、厌恶的对象,对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误解。

“作为残障者,一直以来我必须努力适应,必须融入这个并非为我建构的世界。我从未想过,世界可以并且将会改变。”吉姆说,“我们在那个营所见的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事实上,如果你未曾感受过自由、美好,又怎么可能明白为什么值得去争取?”

在《残疾营地》中,丹妮丝回忆了自己的遭遇。大学毕业后,她不得不回到家中,与世隔绝。但她心中也有正常人的欲望,于是在NGO组织实习时,丹妮丝迈出“大胆的一步”,跟一个客车司机有了私情:“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不想到死都还是个virgin。”

丹妮丝说当她得知自己得淋病时感到自豪

有天晚上,她的腹部剧痛,接诊的外科医生诊断她患了阑尾炎,但手术后,取出的阑尾并没有问题。“我的医生进来,对我进行了骨盆检查,他说,‘我认为你可能得了淋病。’在那么短暂的一刻,我感到非常自豪(笑)。后来我又有些伤心:那场误诊完全是因为,我怎么可能会有性生活。我是说,看着我,谁会想跟我上床?”

“残障人士成长过程中,事实上不会被视为男人或女人,甚至不会被认为能建立任何恋爱关系。你只会被视为残疾,次等且无性向。”1972年,坚内德营的辅导员朱迪成为残障人士政治组织“残障人士在行动”的主席,她公开发声:“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残障感到羞愧,我更深刻的感受是排斥。坚内德营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我们能以帮助彼此而获得力量。”

“民权运动正在进行,当时有机会谈论为什么我们残障者会被排斥,以及我们需要什么。”当时的美国,在联邦法层面还并没有反歧视法,朱迪和她的同伴发现,国会1972年通过的《康复法案》(关于建立职业康复项目)是个突破口,“该法案的第504条,是一项反歧视法规,即接受联邦资助的任何人、医院、教育机构、交通系统等,都不得存在歧视现象。”

但时任总统尼克松拒绝签署《康复法案》,理由是花费太大。政府官员的说法更加直接:“这将能真正服务多少人?”

“残障人士在行动”决定在纽约组织游行示威。在街上静坐,阻断交通。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残障者“开始组织起来并积极参与政治”。

“警察拿我们没办法,因为没有那么多可以装下轮椅的车把我们拉走。”作为行动组织者,朱迪笑着回忆。

最终,迫于各种压力,尼克松签署了《康复法案》——但政府官员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实施“504条款”。这意味着,残疾人权斗士还需继续斗争。

“我是有价值的”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约瑟夫·加里法诺想方设法继续削弱拖延“504条款”的实施。

“说客们不断进出政府大楼,希望改动那些法规——学校和大学,甚至医院,不想花钱让他们的建筑变得更方便让残障者进出——所以我们觉得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朱迪说。

朱迪(右二)带领残障人士进行抗议

她随后在卫生教育福利部驻旧金山办公楼,领导了一场为期25天的占领示威。《残疾营地》集合珍贵的影像资料,还原了那场影响深远的运动。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这栋大楼里从未有过这么多坐在轮椅上的截瘫患者、智力障碍者、失聪者、失明者……事实上,示威者也毫无准备,连牙刷都没有带。

占领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官方虽然没有动用武力强制将他们驱逐,但也搞了不少小动作,比如切断热水,电话也被FBI切断了。“他们说让我们不能对外有任何联络。失聪人士举起手表示‘我们知道怎么办’。他们站在窗口对外打手语——我们就这样跟大楼外的人互相交流。”

抗议人群睡在支持者捐助的床垫上

“我们获得的支持,远远超出了残障群体的范围,还有工会成员及其他民权组织。”来自坚内德营的人成了主力,营友、辅导员、残障人士、非残障人士……设法进了那栋楼,“你无法想象504静坐的场面,像坚内德营地一样,我们在营里所学的一切,都运用在了那里。”

占领大楼15天后,25名代表离开旧金山,乘飞机前往首都华盛顿,希望在那里直接向加里法诺部长和卡特总统提出他们的诉求。

到达华盛顿特区已经是深夜,但朱迪他们决定不做休息。“去加里法诺家门口坐着,要让他知道,为了“504条款”我们来到了这里。”

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无障碍交通设施。支持抗议者的机械师工会,别出心裁地租来一辆搬家卡车,残障人士们就乘着这俩卡车在特区各处移动。

抗议者聚集在加里法诺家门口

在加里法诺家的门口,抗议者点起蜡烛彻底静坐,警察就守在路对面。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朱迪和记者去敲加里法诺家的门,可没有人应答,有人说部长从后门离开了。

总统一家也是从后门离开了常去礼拜的教堂,以避开正门外静坐轮椅上示威的20名残障人士——白宫外的百名残障人士示威,卡特同样选择视而不见。

在旧金山,对继续坚守的占领者们的骚扰加剧。大楼在凌晨3点传出火灾警报,占领者们还收到了炸弹恐吓——解决问题,不如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政府的套路早已有之。

但这场考验耐性的拉锯战,残障者们坚持了下来。

占领第24天,加里法诺部长签署了文件,同意“残障人士在行动”的诉求。事先没有让媒体知道,也没有告诉示威的人们。

示威活动中进行演讲的朱迪·赫曼

“504静坐让我明白,我是有价值的,那是一种觉悟。”朱迪在演讲中说,“我为身为这个社群的一分子而感到非常骄傲——我们赢了!我们显示了力量、勇气,能量与决心!我们这些被禁闭的人、被排斥的人、被隐藏的人,被认为脆弱、软弱的人——我们可以向最高层的政府开战,并胜出!”

因为“504条款”的实施,残障者所遇到的物质障碍越来越少。在交通、保健、教育及就业机会方面,1980年代的美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必须让建筑楼及设施对残障人士无障碍,并为失聪、失明人士提供翻译及读物;所有联邦资金资助的住宅项目及公共大楼,必须让坐轮椅者出入无障碍……”

由轮椅使用者设计的路缘坡道,让截瘫者们几乎能去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新开的剧院有了无障碍设施,吉姆得以找到一份音响师的工作,过起独立、成功的新生活。

朱迪为斗争的胜利成果感到很高兴,但她也对同伴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厌倦了感激无障碍洗手间……我觉得,如果仅仅有了无障碍洗手间就需要心怀感激,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人群中获得真正的平等?”

“504条款”只涉及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而私人企业并不受限,至于物质之外的歧视,也不在条款管辖范围内。

“我们需要一部我们自己的民权法,确保残障美国人过上普通的日常生活,确保拥有非残障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坐客车或火车的权利,有资格竞争任何工作的权利,进入任何一家剧院、餐厅或公共住宿设施的权利。这个里程碑式的法规将清楚表明,我们的政府将不再允许美国最大的少数群体被剥夺平等机会。做得不够是不道德的。”

1990年7月26日,时任总统老布什签署《美国残疾人法案》,“让见证排挤的耻辱墙最终轰然倒塌。”坚内德营影响的人们,最终取得了一个奇迹般的成就。

历史再一次证明,一点微小的火星也能引发一次事情的变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残疾营地》讲述了美国残障者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现实故事,但现实中,还有许多被排斥和沉默的声音,需要被放大。而且如朱迪在片中所说:“法律可以被通过,但在社会的态度、认知改变之前,(纸面上的)法律不会有太大意义。”

权利与尊重,是靠主动争取,而不是靠被动等待施舍。这一点,时下的美国亚裔人群可能更有切身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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