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教作文,莫言卖茅台,中国文学死了?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4-4,星期日 | 阅读:303

作者|叉少

头图|IC photo

3月份,写出《活着》的作家余华,在沉寂了八年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文城》。

《文城》出版不久,余华受邀参加了一个教育机构举办的演讲,主题是“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

余华登台时,主持人说这场演讲:“不谈文学,只谈作文。”之后不到十分钟的演讲中,头发花白的余华眯缝着眼,全程低头念稿,还是说得磕磕绊绊。

余华真的穷到要给培训机构站台吗?显然不是。当当新书销售榜单上,《文城》保持着近30日第一的位置。

而榜单第三名,是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刘擎近期不仅参加了《奇葩说》,余华参加的那场作文培训演讲,他也是到场嘉宾之一。

这场演讲过后,有人将余华的现场照片发布到网上,配文“文学已死”。网友补充道,余华是1977、1978两届高考落榜生,他能教好作文吗?

01. 文学的黄金时代

1977年,高考恢复,余华在志愿一栏填写了北大和清华,但是落榜了。之后他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被父亲安排进了海盐县武源镇做牙医。

余华每天都干着同样的一件事情,看患者的嘴和牙齿,手握钢钳,工作八个小时。

空闲的时候,余华会走到窗口,冲着外面的大街发呆。他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假设“心脏在大腿里面,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然后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悲凉。余华不甘心自己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做梦,于是开始了写作。

八十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读者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好作品,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互相传阅。

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角,刊物就可以免除邮费。余华的作品免费地在各城市间旅游,要是被退稿了,就用胶水粘上另一个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

二十三岁那年,余华接到了《北京文学》的电话,编辑告诉他,他投稿的三篇小说都可以发表。

1983年11月,距离余华开始拔牙已经五年,他离开海盐,到位于王府井的《北京文学》编辑部改稿,正式开启了写作生涯。

同一时间,莫言正在部队当教员,期待通过自己的良好表现博得领导的赏识,顺利提干。但总政治部忽然下来的文件浇灭了他的激情,“所有干部必须经过院校或者是训练大队的培训才能提干。”

年轻时的莫言

文件下达后,莫言心情极度苦闷。他不想复员返乡,回到高密县东北乡的麦田中,过着终日劳作没有尽头的生活。于是他把文学当作人生的机会,发疯阅读写作。

当时,两篇短篇小说的稿费相当于一名干部三个月的工资。

1981年,莫言在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一年后又发表了《丑兵》。

小说给了莫言命运的转机,政治部副主任和宣传科科长推荐他破格转干,他还接到调令,从河北保定的狼牙山脚下,调到北京长城脚下的延庆。那个年代,写作是很被重视的能力。

1987年, 莫言写出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毕业没多久的张艺谋想拍这个故事,莫言就把电影版权以800元的价格卖给了张艺谋。

莫言和张艺谋

三十年后,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去写。”

02. 变迁的鸿沟

莫言十岁不到,就赶上了自然灾害。为了填饱肚子,野草、树皮,什么都吃,被饿出了想象力。

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他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个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余华的生活经验则来自童年的医院。

因为父母都是医护人员,余华几乎是在最残忍的环境中成长。父亲的身上总是沾满血迹,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从手术室出来后,父亲会对余华看上一眼,叫他去食堂吃饭。

那些因病去逝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余华家对面的太平间里躺上一晚。他几乎每晚都能听到凄凉的哭声,甚至有时候在睡梦中被哭声吵醒。

念中学时,余华从大字报上领略了人的想象力。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虚构、夸张、比喻、讽刺……他看着这些他都认识的人,用怎样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震颤不已。

他曾近在咫尺观察过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那个犯人在枪毙之前,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活着》

和莫言一样,来自混乱年代的残酷记忆构成了余华创作的源泉。二十六岁开始,余华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三年内,他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中,二十九个人在他的作品中非自然死亡。

时代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涌现出来。在作家行列里,除了余华和莫言以外,还有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严歌苓、苏童、刘震云、北岛、韩少功、张炜等中青年。

这是一批看鲁迅文章长大的作家,在他们小时候,鲁迅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但市场经济发展以后,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进餐饮业和旅游业,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余华经过武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03. 下海的中国作家们

2012年,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二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莫言以年度版税收入2400万元排名第二,而幻想小说作家江南以2550万元收入位居榜首。

2019年时,莫言的名次则跌到了32名,大冰、苑子豪、张嘉佳、刘同、张皓宸都在他之前。

纯文学图书市场正在以疯狂的速度缩水,独属那个年代的一手经验再难以吸引到新一代年轻人。而郭敬明的《小时代》前两部,总投资四千万,累计票房八个亿。

纯文学作家们也尝试了一些突围之法,比如2020年8月,《晚熟的人》上架时,莫言去抖音上做了新书宣传。

他发布的视频,第一条点赞61.1万,第二条6.4万,而最新的一条只有寥寥四千。

即便当当网和莫言本人账号都在视频带货,《晚熟的人》当天销量也只有1.5万。在豆瓣上,王俊凯的图文写真《十九岁的时差》有1.6万人读过,而莫言《晚熟的人》只有4千人读过。

莫言新书发布后一个月,茅台举办了一次高端定制软文大赛,要求每人创作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散文,用于APP下载宣传。

参与这次采风创作的,是以莫言为首的十位“茅盾文学奖”得主。

莫言为九百九十九斤九两茅台酒封坛

莫言的文章题目是《莫言:对于茅台酒而言,任何的形容都显得单调》。

作家阿来则写了一篇《香茅的茅,高台的台》,文中引用古典文化:“古代茅草在中国礼仪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人垒台子望远,拥有非常美好的传统文化气息。”他建议从中国的诗歌传统深度挖掘这两个字,还提议从24节气深度挖掘生产流程的文化。

“神像被搬下了神坛,赞美歌变成了流行乐。”人们很难把中国文学的脊梁与软文写手这两个身份联系起来,文学与功利之间形成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

比起余华和莫言遇到的商业化困境,贾平凹面临的争议更为激烈,被直指“学阀”“特权”和“世袭”。

3月初,贾平凹之女贾浅浅的诗歌在网上广为流传。她的许多诗,不但充斥着“屎尿屁”,还透露着一种强行分行的鸡贼。比如那首《真香啊》: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郎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

贾平凹与贾浅浅

指向贾浅浅的争论,最终波及到了贾平凹本人。根据媒体报道,在贾平凹成为陕西省作协主席的2007年,他就入股了一家高科技工程材料公司。字画领域也成为他的变现途径,如今他的一尺字可以卖到几万块钱。

文学之外的边角料过多,以至于那本著名的《废都》都遭遇了再次审视。

04. 恰饭的要点

八十年代,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曾是最勇敢的一批人。

当时中国大陆被毁坏的文学体制得以重建,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等先锋作者文学作者不满当时小说叙述形式的单一,开始追求叙述的多元。许多文学杂志将这批“不听话”的作者拒之于门外,认为他们写下的不是小说,而且有政治风险。

这些作者没有因为三言两语就改变了写作方向,仍旧坚持投稿。当时巴金在《收获》杂志担任主编。他支持了这一批敢于表达的年轻人,1987年《收获》的第五期和第六期,推出了先锋文学专号。

余华在书里写:“有点像美国的作者在《纽约客》发表小说那样,不同的是《纽约客》的小说作者都是文学的宠儿,《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是当时文学的弃儿。”

最初动当作家的念头时,他们都是为了吃饱饭,但当他们真正开始写作时,一字一句都流淌着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能触动到人心的经验。余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莫言写出了《生死疲劳》《蛙》《丰乳肥臀》。

在他们取得了文学层面的成功之后,人们还期待他们沿袭文人风骨,给出有批判性的见解,启发公众理性思考。

但作家们似乎没能承接住。

回到余华讲作文的那场演讲,从现场视频来看,他给出了几条关于应试教育的建议。

余华说:“他们不一定能细读全文,但是他们有一双火眼金睛,专门看作文闪亮的地方。所以,如何写出亮点至关重要。”

他还提醒学生,“事先准备的素材可以应对不同作文题目”,希望他们能抓住重点。

余华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传授给中高考生的这些诀窍,恰恰映射出了纯文学式微背后的深层原因:一切写作以功利为导向,要么为了升学,要么为了成名。

05. 文人还能做什么

余华讲中高考作文的那家培训平台,也曾邀请娱乐明星——陆毅和鲍蕾夫妻、陈小春和应采儿夫妻参与公司的新品发布,他们的孩子也在这家培训机构就读。同样的事情到了余华身上,大家就不能接受了。

其实,莫言、余华可能找错了下海的方式。

就在余华作文演讲的前几天,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获得了大量赞美。

许知远用鲁迅《秋夜》里的语句讽刺金星。原句是:“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节目中这句话被化用为:“我估计鲁迅听完金星说的,一句是脏话,另一句也是脏话。”

小学课本里的一句化用也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表现。

《吐槽大会》上的许知远

许知远是专栏作家,但人们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他是书店创始人,但他的书店屡次濒临倒闭;他在为梁启超写传,销量也不高。直到上了一次《吐槽大会》,他念了脱口秀编剧修改润色的稿子,“有文化”才成为一个被承认的标签。

如今的时代,段子、视频、头条成为更契合社会表达的渠道,严肃文学处境尴尬,显得无比荒谬。

曾经扶持过一批文学前辈的《收获》仍然在出版,只是已经没人看了。为了笼络年轻人,《收获》做起了阅读APP,但和其他的阅读APP一样,毫无起色。

多年前,肖全曾经为余华曾在团结湖附近拍下一张照片。

1993年的团结湖附近,荒凉得像个四线城市郊区,只有孤独的电线杆和公交站牌。而今时今日的团结湖,挨着工体,靠着三里屯太古里,成为北京潮流文化的集聚地。

也许一切就像余华在他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说的:“近四十年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余华如果正确认识自己,就不会去讲应试作文,而是拉着莫言登上脱口秀的舞台;或者成为《吐槽大会》的飞行嘉宾,向所有读者展示作家特有的幽默。

那样,效果肯定比许知远更好。

部分参考资料:

[1]《莫言是如何走向写作之路的》,今日名流,叶开

[2]《我是怎样走进文学的》,莫言

[3]《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余华

[4]《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余华

[5]《你那么努力,终于可以为茅台写软文了》,花儿街参考

[6]《认为余华教作文就是“文学已死”,是对文学的误解》,新京报


来源:虎嗅网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余华教作文,莫言卖茅台,中国文学死了?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23239.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文学走廊, 社会万象.
标签: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