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版「英语起源于中国」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3-23,星期二 | 阅读:29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学术界”有一种流派,宣扬的是“英语起源于中国”,更具体来说是起源于湖南。最近读晚清史,发现这种论调在晚清士大夫们当中早已有之,且颇为流行,实在是一点都不稀奇。

比如,在光绪年间做过军机章京、被后世称为启蒙学者的陈炽,便认为“文字之兴,肇于中国,而辗转流布,渐达于泰西”——天下所有的文字都始于中国,后来才辗转传到了西方。

陈炽提供的“史料依据”,主要有两条:

(1)埃及尼罗河流域出土的那些古文字,“大类中国古时虫鸟之篆、钟鼎之铭。会意象形,宛然可指”,和中国的古文字很像,显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2)意大利两千年被火山埋葬的古城,其城墙房屋街道的形制与布局“率同华制”,与中国完全一样;还发现一种铜乐器,“其声凄壮高清如中土之画角”,奏出的声音和中国的画家一样。这些显然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陈炽还说,据他推测,以前黄帝的宫殿在昆仑,“当日万国来同本无中外”——那黄帝是世界之主,人世间不存在中外之分。后来出现大洪水,各地百姓才彼此隔绝,“秦政焚坑而后必有名儒硕彦抱器而西致海外诸邦”——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必定有中土的知识人带着器物典籍跑去了海外,然后就把中国的文字和其他学问都传了出去。①

♦ 陈炽《庸书》内文

另一位晚清启蒙学者王韬,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说:“中国,天下之宗邦,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不但天底下的所有文字都源于中国,天下各国的礼乐制度与科学器物,也都是从中国流传出去的。理由之一,则是仓颉造字之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欧洲人的开化远比仓颉造字要晚。

王韬还说,欧洲的数学知识、历法知识肯定也来自中国,毕竟中国在尧帝的时代就已经可以“制器测天”了。欧洲的乐器也一定是中国传过去的,包括欧洲乐曲里的“行军之乐、铙吹之歌”,也是“中国向固有之,至今失传耳”,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不过中国后来失传了。②

♦ 王韬像

活跃于1890年代的宋育仁,也是一位启蒙学者,曾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得到过亲赴欧洲考察异域文化的机会。但他仍坚信欧洲文字必定起源于中国。宋的“考据”过程是:

“中文直行主形,与埃及文为一派。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其兴在夏商间。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易之以书契;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③

大意是:既然中文与埃及文是同类文字,中国又开化得最早,埃及文又是“西方文字之祖”,那么,早期的西方文字必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书契”(指刻在兽骨、龟甲、岩壁上的文字符号)。

♦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

但是,以上种种旨在证明欧洲文字起源于中国的“考据”,全都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现实难题:汉字是方块字,英文法文等全是拼音字,二者的形体差异极大,要证成后者起源于前者,光靠“中国开化最早”和“埃及文字为西方文字之祖”这类说辞,是远远不够的。仅就传播环节而言,中间缺失的环节就太多,很难让人真正信服。这也直接导致,“泰西文字始于中国”之说的支持者虽多,但终究不过是一种“我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于是,又有人做出“开创性贡献”,自佛经中找出一段文字作为证据,声称上古时代的造字者其实是兄弟三人,长兄叫做“梵”,老二叫做“佉庐”,三弟便是众所周知的神话人物仓颉。其中,仓颉造出了最优秀的中文,流传至今;梵和佉庐的造字水平差一些,但也造出了两种文字:

(1)“墨子衍怯卢之绪,……其后传入西域而为右行,即今之西文也”——二弟“佉庐”创造的文字被墨子继承,后来传入西域,然后便形成了今天的西方文字。(2)“蒙古书皆左行,盖用梵体”——大哥“梵”创造的文字流传至今,便是今天的蒙古文。④

如此这般,不但能“证明”所有的西方文字都起源于中国;还可以“解释”为何字母文字与中文同源、形体上却又大不相同。

上面这段考据,引自晚清启蒙学者薛福成(曾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日记。不过,薛很可能只是引述者,而非最早搞出这番“考据”之人——首先,同时代之人张自牧的《蠡测卮言》里,也有一段几乎相同的文字,薛有可能是照抄了张的考据;第二,张自牧是郭嵩焘的好友,郭嵩焘也深信“西国始制文字原与中国相同”⑤,郭的这种认识,很可能便是来自张自牧。

♦ 薛福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英语起源于中国”的案例,全部发生在晚清启蒙学者的身上——虽然有些晚清启蒙学者,喜欢以“西学中源”这种论调来粉饰给自己的改革主张,以减轻舆论阻力,但“英语起源于中国”这件事情并不属于这种情况。陈炽也好,王韬也罢,包括做过驻外使节的薛福成、郭嵩焘和宋育仁,他们均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英语起源于中国”,进而也发自内心地“相信英语起源于中国”。

也正因为如此,当王韬后来得到机会,可以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他才会对自己从前的幼稚论调感到汗颜不已,转而批评那种“先有于中国而后流传至彼”(中国先有,然后才流传到西方)的论调,是“攘人之美据为己有”的可耻行为,还否定了自己早年关于“东来法”的考据——欧洲人曾把代数学里的某些内容叫做“东来法”,王韬早年认定这个“东”便是中国;后来他承认自己搞错了,纠正说:欧洲人口中的“东”指的是阿拉伯,与中国毫无关系。

♦ 晚清英语教材

事实上,晚清知识界以“西学中源”这种论调来粉饰改革主张、以减轻阻力的做法,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成功。恭亲王奕䜣在1860年代创设同文馆遭受攻击时,搬出的便是“西学中源”之说,结果毫无效用,同文馆既招不到好学生,毕业者也得不到清帝国官场和知识界的尊重。

启蒙学者自1850年代开始,反复“论证”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语言起源于中文(如前文所言,许多人是真如此认为),也从未改变晚清主流知识界对英文的反感——当1890年底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时,帝师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下了“伤哉!”二字⑦;当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在1892年开始学英语时,引来了京中士大夫的群起非议,许多好心人“函劝鸿章不可”⑧。

1920年代末,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四川广安向中学生做公开演讲,仍在大谈特谈“英语起源于中国”。吴说:

“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的《河图洛书》。……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没有文字以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⑨

吴佩孚生于1874年。他接受教育之时,正是“西学中源”论和“英语起源于中国”之说大流行的年代。结果,他一辈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谬论。

参考文献

①陈炽:《庸书外篇》卷上“西书”篇。
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③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90页。
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59页。
⑤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60页。
⑥王韬:庚申《中西通书》序。
⑦《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4页。
⑧《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998页。
⑨黄应乾、陈祖武、刘克俊:《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间的活动》,《文史资料精选》第4册。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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