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1-27,星期三 | 阅读:25

作者: 藏晖室行走

胡适,1916年6月,在哥伦比亚大学

让我们先来解一解这个标题: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

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 。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他又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我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我们都大笑。其实,这都不是历史家正当态度。史家纪实而已。如果有些好东西是从海外来的,又何妨去老实承认呢?(《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373页。)

前些年,一位印度高级官员曾截取胡适的一段话,说“印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中国近两千年”,此话自然属于断章取义;如果他再读到胡适“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一语,一定要大呼上当。

其实这倒不是胡适有意针对印度文化,他对一切鼓吹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的人都不假辞色,早在1926-27年欧美之行期间就曾多次演说,重复了他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等文中的主张:现代西洋文明才是真正具有精神性的文明。他对印度文化的不满当然也与他的“中国文艺复习”史观有关,不是一篇短文所能道尽和评价。我们再来看另一则有趣的日记:

1926 October 9 (Saturday)

我演说了约二十分钟。此为我去国后第一次作公开演说。晚上散席后,有Oxford工程学教授Prof. Jenkin同我谈,他以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很高,何故要革去他?又有锡兰学生会会长来,也说东方文明很高,并言佛教不排斥智识。又有印度学生会会长也说:“自然,你可以如此说,但我们印度学生若如此赞叹西洋文明,明天英国报纸便要利用此话,作为我们承认英国统治的证据了。”

我听此话甚有感动,原来他们说的话不是良心话!回到寓所,接得Prof. Dewey的信,内中提起两位印度学者 who spoke(at the Congress of Philosophy) interestingly of course, but as if, to some degree, they were called upon to defend and recommend a certain peculiar “Oriental” point of view of deeper wisdom.[他们说得当然很有趣,但他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肩负使命,要去辩护并推崇某种具有深刻智慧的独特的“东方”观点] 他又说:“I am likely at fault myself, but the Indians of position when I have met always give me the impression of an element of pose.” [“我可能是错的,但我所遇到的印度立场总给我一点儿装模作样的印象。”] 此语与今夜的经验正相印证。(《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第501-502页。方括号中的译文为我所译。)

言归正传了。今天我想谈谈胡适对印度文化的第一击,也就是胡适1916年写的一篇书评,评价的是当时旅居美国的印度学者萨卡尔(Benoy Kumar Sarkar)所写的一本谈中国宗教与文化的专著,《印度眼光中的中国宗教:亚洲精神的趋势之研究》(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 A Study in the Tendencies of Asiatic Mentality)。本书是萨卡尔1915年前后游历日本和中国的产物,书首有伍廷芳的导言,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行。萨卡尔如何结识伍廷芳,此书又如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都是跨文化交流的好话题。

萨卡尔著作书影

这篇书评可谓“酷评”,乃至“苛评”,是胡适对印度文化的第一黑(译文见后)。那么,这位萨卡尔是何许人也?稍作查找,大致可以确定,萨卡尔称得上印度现代社会科学的开路先锋,他长期任教加尔各答大学,并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多个研究机构,包括孟加拉社会学研究所、孟加拉亚洲学院、孟加拉美国文化研究所等等。据说他晚年颇信奉法西斯主义,欲令印度效法德、意的强国之路,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

Benoy Kumar Sarkar,1887-1949

萨卡尔时常旅居国外,而胡适1915-1917在纽约之时,他恰好在哥伦比亚大学。更有意思的是,萨卡尔在美国时创办并主持了一份题为The Hindusthanee Student的刊物,定位似颇近于我们熟知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中国现代学术史有一段妙趣横生的公案,那就是1922年3月初,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之邀,作了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的讲演,对胡适的这本书下了许多老实不客气的断语。胡适有即席答辩,他在日记里说当天是“唱了一天的戏,听了一晚的戏”,并说梁任公“上门骂人”的举动“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哪里知道,这“上门骂人”的事情,胡适年纪轻轻就干过,因为他评萨卡尔专著的书评就是刊发在萨卡尔主持的The Hindusthanee Student

有趣的是,据我翻查文献所得,萨卡尔被胡适“怒斥”了之后,非但没有生怨,反而对他颇为推崇,反复征引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最早一次是1918年,远在该书在亚东图书馆正式印行之前。极有可能是他们二人反而因为这篇书评而订交。其中一次引用标注了(Peking, 1918),这也就意味着胡适在北京将他的论文制作了副本,送到了身在纽约的萨卡尔的书桌上。

此外,在胡适的藏书中有一本萨卡尔的赠书,胡适写有题记:“胡适,1917年2月,纽约,来自B. K. 萨卡尔教授的礼物。”(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胡适藏书目录》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29页。)看来萨卡尔真是一个非常“通人情世故”的人!顺便一提,现存胡适书信档案中虽未见萨卡尔踪迹,但他当时在纽约与杜威曾有书信往来,杜威1919年开始日本之行前曾向到过日本的萨卡尔询问日本学界的情况。(“1919.01.21 (03857): Benoy Kumar Sarkar to John Dewey,”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Volume 2: 1919-1939, Electronic Edition.)

那么,胡适究竟如何评说萨卡尔的著作?就请各位直接来读一读二十五岁的胡适所写的这篇“酷评”——

胡适书评原文

评萨卡尔的《印度眼光中的中国宗教》

胡适

原杂志编者引言:胡适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在这个国度[指美国],他是中国问题方面的一位权威。他友善地点评了萨卡尔教授的近著,书评是一篇成型的文章。因此我们就照原样刊发他的文章。

在这部著作中,萨卡尔教授力图证明他的三重假设:(1)印度和中国的宗教的演化趋势从史前时代以来就遵循着几乎同样的道路;(2)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不是有史以来首次开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宗教亲和性,只不过是进一步促进了一些既有的观念和实践,而这些观念和实践深入推进的所由之径和所依据的制度则在佛教传入之后获得了一些印度的名称;”(3)“中国和日本如今的佛教究其实质不过是同一种信仰的变体,这一信仰在现代印度被称为印度教怛特罗派和往世书派(Tantric and Pauranic Hinduism)”

作者称他在本书中所倡导的方法为“哲学的”与“历史的”方法。“哲学的”,因为本书分析了中日佛教和现代印度教的神话、仪式、迷信等等背后的种种观念。萨卡尔教授认为这样一种分析“将会建立起这三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基础”。“历史的”,因为该书的方法也志在研究中日佛教和印度各个教派的各种神话、仪式、迷信的兴起、改进和发展。这样的研究据说将证明这三个民族的多元信仰只不过是从同一个源泉涌出的三条分支罢了。

萨卡尔教授还认为这“同一个源泉”就是所谓“亚细亚精神”(“Asiatic Mentality”)的一体性,而“亚细亚精神”则由以下三个基础观念构成:一是永恒秩序的信仰;二是多元论或多神教的概念;三是容忍的精神。作者论述道:“正是这一心理基础使得亚细亚的统一性成为了一种哲学必然性,不论民族和语言多么纷繁多样。这三国之间由佛教传播或商业活动和外交关系所建立的交流只不过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联系罢了。但需要注意的真正要点在于,无论有没有佛教,无论有没有国家之间的联系,亚洲的这三个国家都已然具备了一种共同的精神。这一共同性乃是绝对的。”

在我看来,我们的这位作者是白费了大力气去证明一个稀松平常的论点。这是因为,即便证明了亚洲诸国具有普遍秩序的观念、多元论的理念和容忍的精神,那又指向什么结论?这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民族具有世上一切文明民族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这可算不上亚细亚精神的任何独有共同性的证据。试举第一项要素为例,也就是“存在着一个永恒秩序、永恒之道(sanatana way),支配着宇宙万类的过程”这样一种观念。事实上,这一观念古希腊人就有了,现代科学中也有。而且,倘若我们将这一观念解释为“对种种世界力量(World-Forces)的崇拜”(萨卡尔教授显然就是这么理解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有更多民族都秉持这种观念。

多元论或多神教的观念也不能说是亚细亚精神所独有的。用萨卡尔教授自己的话来讲,“人类一直都是多神信仰的,非独亚洲如此,全世界皆然。一神教是一种心理上的荒谬变态。无论是人类的机体还是神经系统,都使人具有多神信仰的倾向”。对这些话,我并不做任何判断,我只想指出,我们的这位作者不能一面在逻辑上赋予多神教普遍性,一面同时却又坚称这是亚细亚精神的特质。

容忍的问题就更加可疑了。萨卡尔教授称容忍为“多神信仰的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第二天性”。他为印度人的容忍做的证词,我无从置喙,但我深刻怀疑任何熟知中国历史的人会真心支持这一观点。宗教不容忍带来的暴力行为在中国历史的许多页上都留下了污迹,在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上也是如此。不容忍既非美德也非恶习,它不过是各种强有力的信仰所共有的伴奏。基督徒难道不是最近才放弃了宗教战争,才习惯于容忍曾经的敌对教派与自己共同生活吗?难不成我们应该说基督徒都被亚细亚化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作者的论点不值得他付出如此艰苦的努力。当今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会告诉我们,一切民族的神话、仪式和迷信等等总是具有某些共同要素,无论是原始民族还是先进民族。这些共同要素可能是相互接触的产物,也可能是各自平行发展而成的。与其说这证明了亚细亚的统一性,倒不如说是证明了人类的一体性(oneness)。

为了突出作者的主论点,我忽略了很多小的缺点,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一论点关系到另外一个议题,而这个议题对于所有对亚细亚统一性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萨卡尔教授是从一个错误的角度来研究这个论题,他力图证明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化中的共同要素“不必归结于三个民族之间的商业或政治交流”。

可在我看来,真正构成亚细亚统一性的东西恰恰就源自三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历史关系。举例来说,亚洲之所以是一体的,恰是因为我们要是不先理解朝鲜、中国和印度,就不能真正理解日本;恰是因为这些民族中的任何一个要是脱离了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就变得无从理解。亚洲是一体的,正是因为亚洲主要是被中印的文化和影响力所深深浸染的,正如西方主要是被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文化和影响力所浸染。去掉了这种历史关系,剩下要么只是种族和语言的繁杂多样,或者至多不过是某种模糊不清、神经兮兮的“世界统一性”,但绝不会是什么“亚细亚统一性”。

我提出的观点并不只与理论问题有关。其实践方面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心理上的亲和要么是模糊不清的,要么就不是人类所能改进的,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却是人们能够加以复兴和改进的。进而言之,强调历史关系也许有助于促进长期匮乏的相关史学分支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我们亚洲人最迫切需要的并非某种可以用来确证我们神话与迷信背后的心理统一性的方法,而是我们的学者们同心协力,去探索、发掘和研究,来写出一部有关亚洲统一性的历史。只有到了这么一部历史写成之日,我们才能说我们真正到了“伟大的亚洲统一性的分水岭”。

在结束这篇短评之前,我不得不再指出一点:萨卡尔教授似乎抱有一种决定论的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对他这本书的结论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为了找出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一一对应的时期而煞费苦心,这一点就透露出了这种历史哲学。再来看看下面这些段落:“一个统一的时期之前和之后总是分裂的时期”,“东方曾出现过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者在数量上至少是与西方旗鼓相当的,而无政府状态的时期也必定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要说“总是”?为什么是“必定”?可怪的是,一位对历史典籍似乎颇为熟稔的学者却无意识地认为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或者用给他本人所钟爱的词,历史会“重复自身”。无怪乎他热衷于证明亚细亚的统一性乃是一种“哲学必然性”!

[原文载The Hindusthanee Student (Nov. 1916), pp. 1-3. 收入《胡适全集》第36卷,第452-457页。]


来源:胡适评论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21027.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文学走廊.
标签: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