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江平精神” ——“为私权呐喊”、“法治天下”、“只向真理低头”。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1-6,星期三 | 阅读:34

文|黄鹏航,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博士研究生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2期

江平先生,中国著名法学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

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是七届全国 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民法、罗马法、公司法等课程,并获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等殊荣。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一、问题的提出

“江平精神”一语,从现有文献考察,最早应该是贺卫方教授提出的。2009 年 10 月 26日,为祝贺江先生八十岁生日,远在西域支教的贺教授,满怀激情,撰写《时代的法学教师》,其中第六节题曰“江平精神”[1]。据贺教授说:在 2004 年 4 月 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授予江先生该所荣誉研究员仪式上,贺教授在讲演中“对于江老师的风范做了一点归纳”,认为“江老师的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即“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令人感动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可以说是延伸到他生活的每个环节。江老师有深切的家国之忧,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第二,江老师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尊严”,尤其是关于宪政建设的言说“在理论高度和立论的独立性上都超越了某些一辈子研究宪法的学者”,“显示了面对政治以及商业逻辑所保持的独立品格”;“第三,江老师热情提携后学的精神感人至深”,如设立“江平民商法学基金”、在大江南北讲学布道,“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在该仪式五年之后,有感于江先生在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祝寿会上致辞时“专门谈到过‘思之精神’,这里我愿意就自己理解的‘江平精神’——在上面讲话的基础上— —再做一点补充”。贺教授在《我们时代的法学教师》中补充的主要是两点:其一,江先生“极度珍惜自己教育家的角色,无私而勤勉地投入到教育和传播法治理念与知识的事业中”;其二,江先生“尊重他人、尊重规则的风范”。在这里,贺教授从 2004 年 4 月 24 日的“江老师的风范”、“江老师的精神”,终于提炼、升华为“江平精神”,可谓知人之论,言简意赅,画龙点睛[2]。

本文根据江先生的有关论著、访谈,借鉴学界师友的有关研究,就“江平精神”加以论列,为先生恭贺九旬华诞。

二、为私权呐喊

作为民商法学界老前辈,江平先生是他那一代人中的学术领袖之一。无论是参与立法[3]、教书育人还是著述立说、布道讲学,“私权的呐喊”无疑成为江先生最具个人色彩的时代最强音。

按照江先生本人的说法,“自结识法学一来,对于民商法情有独钟”[4]。这不仅是因为民商法的博大精深,而且还因为相对于“杀气太重”的刑法和“重刑轻民”的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民法的人文关怀”,让江先生与民法心有灵犀,息息相通:“民法的人文基础就是平等、自由、权利(人权)、诚信、民生。这和我一生追求的理念是相容而不悖的”[5]。

江先生追求的理念,早就体现在其改革开放早期以来的论著中。《民法的本质特征是私法》[6]一文指出:市民社会是民法存在的经济-人文基础;民法以权利为本位,并主张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以市民社会的意思自治为主要实现手段;民法以市民社会人的价值的实现为直接目的。为此,当务之急即在中国培育“以私法自治、身份平等、私权神圣为基本理念”和“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价值取向”的“民法文化”[7]。在《论民法传统与当代中国法律》《民法典: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论中国现今法律观念之变化》等文章以及系列演讲、访谈中,江先生又进一步发挥、论证了其民法理念。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平等保护私有财产。民法的核心是民事权利,“民事权利的核心就是财产权”[8]。针对有人提出私人财产跟国有财产不能同等保护的观点,江先生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从法律上来说,“不管国家财产还是私人财产都一律不能侵犯,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私人财产不能侵犯,原先的国有财产也不能侵犯。国有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针对有人提出的有一些私人财产是违法所得而不能保护的观点,江先生认为,“这涉及一个最起码的知识问题,法律要保护的当然是依法所得的私人财产”。若真是非法所得,按刑事法律相关规定处置。“任何非法所得不能得到任何法律制度的保护,任何合法所得都应该得到一切平等的保护,在我们国家,这是绝对可以做到的。这也是法律保证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9]这是因为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就是保护平等主体的合法权益。“现在国家虽然也承认应该保护私有财产”,但“在现实中,神圣的公有财产并不神圣,没有人真正负责,很容易被侵犯。法律并没有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过,要侵犯私有财产还是不像公有财产那样容易。”[10]江先生认为,“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宪法虽然有规定,力度不够,部门法力度也不大,更何况执行起来老‘走调’,使公民的财产权时常处在‘动荡不安’中”,“对私有财产的任意处置,将导致社会的倒退”。对此,江先生明确表示:“应该把保护公民财产权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等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保护,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11]。

第二,张扬社会权利/社会权力。“到底社会应该享有哪些权力”?江先生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分工,二是明确社会自治的界限”[12]。对政府而言,应当“制约手中的权力”,“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给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权利”[13],还权于社会;因为“中国最缺的始终还是社会权利,结社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连一个慈善机构都不设立,这是个最大的问题。”[14]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缺乏这种真正健全的自治、自律的团体。而恰恰是他们,能够代表一部分人的声音。这也可以说明,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家、社会、个人有机集合的权力体系”[15]。比如,直到现在,中国还是缺少“反映民意的机构,能够确实反映老百姓的呼声,做一些民间意见的调查。”[16]因此,江先生主张:在未来的法治进程中,应当更加重视社会权利,其中首先是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现要加快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脱钩,真正能够让社会组织成为民间组织”。[17]张扬社会权利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在未来的法治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民法学者,江先生一向“对市场经济是比较乐观的”, “始终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必然要推动法冶的发展,市场经济和法治绝对是一个东西”;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义者必然是民主主义者。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平等、自由、讲权利和讲利益保障的。”[18]江先生指出,“法治经济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法治经济意味着市场经济不能脱离它自身的规律;如果市场经济脱离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或者说,它的法治是一个脱离现实、脱离本身规律的市场,那么,这样的经济必然要被碰得头破血流。”[19]法治经济最重要的是应该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则时应该尊重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作为法治经济的市场经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市场自由的法制,一个是关于市场秩序的法制……所谓市场自由的法律,实际上讲自由就是权利,也就是它的利益。秩序当然就是规则,市场自由不能够逃脱市场的秩序,扩大的市场秩序和市场自由就是社会的自由和秩序;同一个道理,社会的自由和社会的秩序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相辅相成的面,完全是自由而没有秩序不行,完全是秩序而没有自由也不行”。所以,自由和秩序就是法律的两个核心层面,也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场的两个核心问题。[20]江先生一言以蔽之曰:“政府干预过多是法治问题的一个核心,也是市场问题的一个核心。”[21]在构建法治过程中,应当处理好正确处理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国家不能与市场争利:因为涉及利益,无论是资源置、市场准入,必然涉及国家利益,正由于利益太大了,“如果国家摆不脱这些利益,就变成与民争利。国家应该多关心涉及市场秩序的问题。”[22]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过法律进行规制,维护和稳定市场秩序,是法治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江先生表示,“民法应当坚持市场体制的改革。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的推础上建立和完善资金市场、不动产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劳动力交流市场。不仅要建立活跃市场的法律机制,而且要建立市场安全的法津保障机制,建立切实保障债权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从法律上真正做到保护竞争、提高效率并实施有效监督和管理。”[23]

第四,明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有公权力。”[24]在这个问题上,“公权力不作为是最重要的,公权力只要不去侵犯私权利,就已经做到了它最应该做的。”[25]这是因为“当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私权利往往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它敌不过国家的权力。在法治社会里,如何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如何把公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保障私权利的不可侵犯,是具有现代法意义的重要课题。”[26]请各单位梳理总结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今年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以及明年工作打算同时,江先生还指出,“不能够期望政府在市场秩序的所有领域里都实行代替当事人自己保护自己权利的做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将必须养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政府,就会有一个超级庞大的政府权力”。因此,“应该彻底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利在市场管理方面的旧有模式,从而更好地界定政府在市场秩序管理方面的限度,并尽量将其权力限定在最低”[27]。江先生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成效不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罢,都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利益问题。”[28]就政府而言,不论是九龙治水还是选择性执法,都是因利益驱动。“如果政府扩张权力,唯利是图,那绝对会形成一个大政府。要改变政府行为,必须变大政府、小社会为大社会、小政府。各级政府都应该明确权力清单,只管自己该管的事,这样,才能走向法治政府的理想境界。”[29]然而,“在现实的世界中,‘大政府,小社会’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治理”。“大政府,小社会”依然是法治建设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政府权力过大,二是政府的人过大。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而实际上,我们要真正变成‘大社会、小政府’,就不仅要把政府的权力减少,而且还要把过于庞大的政府编制给缩减下来。这个问题也需要很好地去研究”[30]。

第五,人权是硬道理。和发展是硬道理一样,在江先生看来,人权(私权)也是硬道理:“私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人权与发展一样,也是硬道理”。在过去,“讲人权也要资本主义人权和社会主义人权,这都是胡说”,因为“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只要给了人的权利就是好,给人的权利越多就越好,越少就越差。不能说我是社会主义人权,就比资本主义人权高。没有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区别,只有多和少的区别,就像发展一样,只有快和慢的区别”[31]。在“私权之昌明”研讨会上,江先生在发言表示,“我们搞民商法的人核心问题是研究私权。私权的昌明才能有中国真正的复兴,或者中国的复兴是私权真正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但私权在中国扎根要克服很多的艰难险阻……中国更多面临的还是私权从公权中得到解放,私权从公权得到利益的保护。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32]。

按照江先生的自我归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他所做的主要的份内工作是“为私权而呼吁”。当初江先生之所以“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私权保护太薄弱了”[33]。其所以“为私权而呐喊”,是因为“现在私权仍然没有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所以还需要极力为私权呐喊。呐喊的目的无非是使社会对私权更加尊重,中国向来是一个不重视私权的国家,私权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得到应有的尊重。不经过呐喊,不经过很大努力,很难达到私权神圣的社会”[34]。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江先生将收入《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的综合性文集,引人注目地定名为《私权的呐喊》[35];在纳入《法学家讲演录》丛书的另一本文集,其书名也是以呐喊为题——《我所能做的是呐喊》[36]。

在一次访谈中,江先生对自己所从事的“呐喊”事业,从四个方面做出了回答: [37]第一,从我的职业身份来看,我是一个搞教育的,教授就应该喊出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理念。做官有做官的理念,教授有教授的理念。知识分子没有别的,有一张嘴,有嘴就要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你可以理解,用‘呐喊’这个词,就是说要有自己独立的声音……一个国家的舆论自由,是民主、自由最根本的东西。舆论没有自由,老百姓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出来,不同的声音不能表达出来,这不是民主,这是专制……需要人们喊出自己的声音来。要有不同的声音……第三,从法治的角度说,我所做的就是为了法治而奋斗……我们搞法学的人,唯一的理想就是能够法治天下,天下真能够按照法治的理念去构建。法治与市场经济必须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是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在政治生活中,也得有这样的制度体现……法治应该是专制、人治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更多地为法治去呐喊、去呼吁……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呐喊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呐喊,为中国的思想解放呐喊。中国现在仍然需要有思想解放运动。因此,也就需要有人呼吁。

的确,私权需要呐喊;而且,我们尤其是需要江先生这样的呐喊者。通过呐喊,推进法治的进步,以促进对私权的保护。江先生正是以此为使命,奔走呼号,推进法治进程,体现了独一无二的“江平精神”:“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衔使命而生,怀着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心系国运民瘼,一次次地上路,一次次地发出不同的声音,一次次地大声‘呐喊’”[38]江先生就是为这个时代而呐喊的卓越代言人。

三、法治天下

“法治天下”,是江平先生的理想。或者,用江先生答记者问的说法,“我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江先生坚信:“法治兴,则中国兴”[39]。法治是制度、方法、文化、理念这四者的结合,法治不仅仅是靠法律制度,法治作为一种方法也很重要,法律文化体现着法律的历史传统,“法治最重要的是理念。依法治国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有法治的理念。没有法治的理念,就没有法治的存在”[40]。就此而言,法治理念比法律条文更重要。

第一,宪政民主。和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一样,江先生认为,“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也并不等于有宪政”,“(以为)中国出台了很多法律,有宪法,就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错误的”[41],因为“有宪法,并不等于对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的侵犯能得到有效制止”[42]。宪政民主的推进,最重要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推进下去了。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当然与民主息息相关。或者可以说,民主就是法治的载体,在专制社会是谈不上法治概念了,也可以说民主就是法治的灵魂所在……一个国家的宪政也好法治也好,最核心的就是民主和自由”[43]。为此,首先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公权力加以限制,“对权力进行制约才能解决滥权。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对权力加以制约,如果宪法不制约政府的权力,那么没有制约的权力就会走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们现在政治体系中的政府权力很多不是真正的权力,而是官僚的权力,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权力,所以我们才要进行权力改革”[44]。江先生在诸多场合曾表达过 “宪政民主是中国继续改革的方向”这一观点,因为“只有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才能够真正解决党政的关系问题”,“把国家的权力民主化”,真正还权于民;也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正真做到“对私权的尊重”。[45]当然,“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仍然要有一个希望,要不断地往前走”[46]。

第二,限制公权力。江先生曾经坦率地指出,“中国的法治建设还是主要从限制公权力着手,因为现在私权利的侵犯主要来自于公权力”[47]。时至今日,“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国家管得太多,一切都要国家去批准,一切都要国家去许可。这样一来凡事一开头就形成国家权力的行使直接与私权发生接触,就很容易发生公权和私权的碰撞和冲突。如何把国家力量的运用从首先放到最后,这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国家权力用的越多、国家权力用的越早,就越容易引起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必须适当地限制过早、过多地运用国家权力。”[48]从国家治理角度而言,“政府的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市场自由,公权和私权更不能结合起来牟取私利;政府不应该自己更多地去管资源,政府的职能应当更多地来管秩序。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和行为的改弦更张,政府职能如果不变革的话,市场发育就是畸形的,将会产生很大的系统危险”[49]。因此,江先生强调,“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最核心的目标。现在看起来,公权力还是太大了。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如何把公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这是当前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且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不仅是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也是廉洁政府的前提。只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权力受到制约,才能够解决腐败的问题。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被滥用了。”[50]政府应当限制自己的权力是法治建设过程中,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限制公权力非常困难。就政府自身而言,“要有断腕的决心。当然,政府职能转变还需要依法规定政府职能,从外部限制政府权力。因此,应该将政府内部自觉改变自己的职能和通过法律外部限制政府权力结合起来。”[51]因此,“要真正限制约束公权力,还要是从立法来着手。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授权除了极个别完全由上级政府授权给下级,一般来说是法律授权,只有法律授权政府,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如果法律不健全,就谈不上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首先应从立法着手。”[52]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的权力,把政府的权力限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之内。规制公权力“还需要政府授权,地方政府有时需要中央政府授权,或者中央有些政府部门需要国务院的授权”。同时,建立权力清单度是非常有必要的[53]。

第三,社会自治。一个发育完全的市民社会应当是自治社会。“社会自治意味着社会不仅有权力,而且也有权利,给予社会自主的权力”,在“明确政府和社会的分工”的同时,不仅要“明确社会的自治界限”,而且“在界定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时,需要发挥全国各级人大、社会组织和民意机构的作用”[54]。在江先生看来,社会自治是法治国家的要素之一,即“国家要尽量减少干预或者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预”[55],“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同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到适度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从高度的国家集权到社会权力的扩大、社会自治,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一直追求的目标”。[56]江先生非常概括地认为,“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57]。社会自治也正是如此,惟有享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

第四,警惕过度立法。吴敬琏先生曾率先提出“市场经济有好坏”的见解,江先生认为法律也是如此,这是“经过 20 多年不能不认识到的一个痛苦的事实”。当有人质疑当下法律、认为“现在有些法律已经限制了改革,甚至有的法律对老百姓是不公”时,江先生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因为在江先生看来,“法律也有好坏”之分,“不该迷信法律”。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有法治,我想即使我们的法律不健全,只要我们的执法人员、政府工作人员有法治的观念,他仍然可以按照一个法治的准则来处理事务,因为法治是包含了民主、自由、权利这样一整套的配置”。在本质上,江先生“并不是很向往法律越多越好的社会”,而是主张“要有一个具有很高法治理念的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某一个制度不完善,甚至这个制度本身已经落后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依照这个理念来从事一个国家的管理”。[58]在过去,法律学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有法律,就一切都好办了,“可是到今天,我们的法律比较完善了,我们还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也有好也有坏,西方有善法和恶法之分。我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法治。制度有好有坏,但法律理念非常重要。市场要有规则,还要一些精神理念维持法律制度,维持规则,这些基本的理念就是人权、民主、自由。”[59]实现“法治天下”,要靠法治,但不能一味迷信立法,不能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之内:“要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用明确的法律制度固定下来不仅不可能,也是有害的。社会经济生活就像生产力那么活跃,每日每时都在发展、变化,而制度化的法律就像生产关系那样,有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60]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立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法治理念,因为法律规则具有滞后性的同时,过于冗杂的法律规则会让社会生活失去应有的活力。

第五,“法治天下”依然任重道远。法治天下“最起码是指用法治的精神真正体现到我们的宪法中,能够贯彻在我们的行动中,能够实施在我们每一步政策中”。然而,现实情况是,“依法治国已经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但是离实现还早得很”;“这是一个梦想,或者说这是一个纲领,要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61]。按照江先生的概括:理想中的法治天下, 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是依法来治理的,即依法治国,践行法治。起码是把法治精神不仅体现在宪法中,而且能够贯彻在我们的行动中,能够实施在每一项政策中。第二个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能够真正实现法治,这才是人类文明的表现……至少法治天下是文明复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要实现我的梦想,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还需要我们在政治制度上、法律制度上和其他各个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62]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等发展的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法治进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是进两 步退一步还是进一步退两步,“总体看,法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63];“中国走向法治、走向民主、走向人权,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潮流” [64],尽管“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漫长、曲折一些”[65]。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法律人的持续努力。

四、“只向真理低头”

“只向真理低头”,是江先生的名言。回首平生历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江先生最感慰藉的是“终究没有说太多违心话,没有做太多违心事”[66]。在江先生看来,只要是真理就应该坚持。他认为“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如果确确实实不得不说的话”,“也是不说违心的话”,这是江先生做人的一个底线伦理。江先生“不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实践家”;因为“他是一个有人格、有气节、有魅力、有风范、有大智慧、有大胸怀的人”[67]。正因为江先生“他有一颗清晰的大脑,他有一双敏锐的眼光,他有一尊不屈服于世的不朽人格”[68]。也正是因为江先生的“书生本质,文人气节,向善人格,他只向真理低头的做人底线,又注定了他与某些东西不能同流与共,与某些世态格格不入的命运。但与此同时,也决定了他能够广受爱戴,步履风云的生涯。”[69]江先生用其人生经历提醒我们,“与其抱怨,不如判断;与其愤怒,不如行动。江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可以被命运打倒,却不为厄运所裹挟。家国困顿、人人自危时,他一定相信权魔终将散去、法治必然降临,并坚信民法之学,超越纯粹部门法而对于限制公权、护佑私权的重要。”[70]

心系民族之命运,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所在。江先生坦言,他本人“没有那么大的奢望,要自己去影响国家,但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心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使命感,总觉得我还是应该说一说。也许这说好听点是良心,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毛病。”[71]况且,“知识分子应当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现在我很反对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就是赚钱、享乐,只考虑小家庭。应该看到,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是多灾多难的,而且现在还是多灾多难,有很多的问题……家事国事天下事,终究会关心,你和这个命运终究联系在一起……应当把所学的专业,跟国家将来向何处去、如何使我们的国家更好地发展联系到一起。”[72]江先生就是这样的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官位、金钱论英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还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一颗对国家命运、对民族利益负责的赤子之心!”[73]这是江先生在法大 86 级毕业十周年庆典上致词时的肺腑之言,也是这位年届九旬的法学家的“江平精神”的写照。

在其八十自述回忆录的《序》中,江先生特别提到了李慎之先生、吴敬琏先生这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友,因为他从这两位老友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74]。在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暨执业五十周年祝贺会上,江先生在题为《发扬思之精神》的发言中,把“思之精神”归纳为“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人文关怀的维权精神”、“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75]。应当说,这与“江平精神”——“为私权呐喊”、“法治天下”、“只向真理低头”,是息息相通的。对于江先生这位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的学术-思想-文化贡献,在吾等后辈看来,“江平精神”或许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学术史定位。

注释:

[1] 详见孙国栋编:《永远的校长——江平教授八十华诞祝贺文集》(北京,2010 年),第 24-26 页。

[2] 也有朋友是用“江平的精神”这一说法。见阿计:《江平的精神与我们的人生》,载孙国栋编:《时代的呐喊者——江平教授八五华诞庆贺文集》(北京,2015 年)。

[3]江先生在访谈中总结道:老人参与的立法活动,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外,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专家起草小组组长,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资企业法》等法律的制定,还与王家福教授一起,共同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专家小组负责人,组织民法学界的同仁起草这两部法律。见刘仁文:《江平先生访谈录》,《环球法律评论》2002 年 第 3 期,第 307 页。更详尽的论述,参见江平先生回忆录《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6-417 页。

[4] 见江平著《民商法论要》“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5]江平著《民商法论要》“自序”。

[6]江平、张楚:《民法的本质特征是私法》,《中国法学》1998 年第 6 期。

[7]见《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0 页、311 页。

[8]江平:《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中国私法》2004 年第 7 期,第 5 页。

[9]江平:《回答两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北京日报》2006 年 5 月 8 日第 18 版。

[10] 吴敬琏、江平、梁治平:《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 什么是好的法律、法治》,《北京日报》2003 年 3 月24 日。

[11] 孙文鹰:《修典:还私有财产尊严》,《人民法院报》2002 年 12 月 4 日。

[12] 江平:《正确处理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周刊》2013 年第 50 期,第 43 页。

[13] 刘锐:《政府职能转变的法治化——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 4 期,第5 页。

[14] 张弘:《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江平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 年第 4 期,第 111 页。

[15]张弘:《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江平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 年第 4 期,第 111-112 页。

[16] 江平:《正确处理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周刊》2013 年第 50 期,第 43 页。

[17] 江平:《正确处理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周刊》2013 年第 50 期,第 43 页。

[18] 谷重庆、李新:《江平:追求善法,避免权贵市场经济》,《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 年 12 月 31 日,第6 版。

[19]江平:《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理论视野》2014 年 8 期,第 34 页。

[20]江平:《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理论视野》2014 年 8 期,第 36 页。

[21] 刘锐:《政府职能转变的法治化——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 4 期,第4 页。

[22] 王峰:《江平:民法的核心是平等精神》,《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12 月 30 日,第 7 版。

[23] 江平:《民法研究的深化》,《法学》1991 年 11 期,第 7 页。

[24] 江平:《中国需要契约精神》,《资本市场》2014 年 4 期,第 9 页。

[25]江平、赵忠龙:《中国改革与法治:如何突破瓶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专访》,《甘肃社会科学》2014 年 3 期,第 92 页。

[26] 王佳航:《转型社会如何限制公权力——江平反思今年三大事件的法律启示》,《中华工商时报》2003 年12 月 22 日。

[27] 江平:《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理论视野》2014 年 8 期,第 36 页。

[28]刘锐:《政府职能转变的法治化——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 4 期,第4 页。

[29] 崔克亮、马玉荣:《依法治国:反思与改革——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 10 期,第 19 页。

[30]江平:《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理论视野》2014 年 8 期,第 36 页。

[31]江平、赵忠龙:《中国改革与法治:如何突破瓶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专访》,《甘肃社会科学》2014 年 3 期,第 90 页。

[32]蒋安杰:《长乐无极老复丁——祝福江平教授 80 岁生日》,《法制日报》2009 年 12 月 30 日第 11 版。

[33] 王峰:《江平:民法的核心是平等精神》,《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12 月 30 日第 7 版。

[34] 江平、赵忠龙:《中国改革与法治:如何突破瓶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专访》,《甘肃社会科学》2014 年 3 期,第 90 页。

[35] 江平著:《私权的呐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36]江平著:《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37] 张弘:《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江平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 年第 4 期,第 102-103 页。

[38] 吴锡平:《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读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中华读书报》2007 年 12 月 5 日第 14 版。

[39]见江平著(赵国君编):《法治必胜》,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5 页。

[40] 江平:《依法治国就是要高举法治的理念》,《行政管理改革》2015 年 6 期,第 1 页。

[41] 吴敬琏、江平、梁治平:《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 什么是好的法律、法治》,《北京日报》,2003 年 3 月 24 日。

[42] 崔克亮、王艺璇:《我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专访法学家江平》,《中国经济报告》2018 年 12 期, 第 49 页。

[43]江平、季卫东:《对谈:现代法治的精神》,《交大法学》2010 年第 1 期,第 19 页。

[44] 江平:《宪政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 3 期,第 23 页。

[45]《矢志不渝的坚守——江平先生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2011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46] 江平:《宪政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 3 期,第 23 页。

[47] 刘锐:《中国法治的问题与出路——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第 8 页。

[48] 江平:《市场自治权应该得到公权尊重》,《读书》2010 年第 8 期,第 5 页。

[49] 江平:《市场自治权应该得到公权尊重》,《读书》2010 年第 8 期,第 4 页。

[50] 刘锐:《纵论法治中国建设——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 4 期,第 23 页。

[51] 刘锐:《政府职能转变的法治化——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 4 期,第4 页。

[52] 刘锐:《纵论法治中国建设——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 4 期,第 24页。

[53] 参见郭道晖、江平、李步云:《依宪治国:责无旁贷,乐见其成》,《中国法律评论》2014 年 2 期,第 4 页。

[54] 江平:《中国需要契约精神》,《资本市场》2014 年 4 期,第 9 页。

[55] 参见江平、季卫东:《对谈:现代法治的精神》,《交大法学》2010 年第 1 期,第 1 页。

[56] 江平:《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第 30 页。

[57] 江平:《中国法治 30 年》,《财经》2008 年 5 月 26 日。收录《法治天下——江平访谈录》,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2 页。

[58] 张鲜堂、张帆:《宏观调控如何体现法治精神》,《中国经济时报》2004 年 11 月 30 日。

[59] 江平、赵忠龙:《中国改革与法治:如何突破瓶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专访》,《甘肃社会科学》2014 年 3 期,第 91 页。

[60] 江平:《法律公平三要义》,《北京日报》2005 年 11 月 14 日第 20 版。

[61] 向熹、江平等:《中国梦——从经济复兴到文明复兴》,《南方周末》,2009 年 7 月 9 日,第 C22 版。

[62] 崔克亮、王艺璇:《我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专访法学家江平》,《中国经济报告》2018 年 12 期, 第 46 页。

[63] 江平:《谈法治、法律与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 5 期,第 6 页。

[64] 张弘:《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江平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65] 江平:《谈法治、法律与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 5 期,第 6 页。

[66] 江平:《我们这代人的贡献与遗憾》,《凤凰周刊》2010 年第 30 期。见《法治天下——江平访谈录》,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 页。

[67] 米健:《江平老师八十华诞感怀——生不逢时亦有时,事无常道总有道》,《比较法研究》2010 年第 1期,第 122 页。

[68] 张思之等:《江平与法治天下——<律师文摘>2009 年年会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79 页。

[69]米健:《江平老师八十华诞感怀——生不逢时亦有时,事无常道总有道》,《比较法研究》2010 年第 1期,第 122 页。

[70] 林晓东:《江声何以浩荡》,载孙国栋编《永远的校长——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第 85 页。

[71] 谷重庆、李新:《江平:追求善法,避免权贵市场经济》,《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 年 12 月 31 日第 6版。

[72] 张弘:《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江平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 年第 4 期, 第 108 页。

[73]孙国栋:《永远的校长》,载孙国栋编:《法大 86 不可复制的青春》(北京,2011 年),第 94 页。

[74]见《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序”,第 2 页。

[75]详见《法治必胜》,第 162 页。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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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释“江平精神” ——“为私权呐喊”、“法治天下”、“只向真理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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