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霸”得真实、“霸”得公道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2-18,星期五 | 阅读:26

叶胜舟 为FT中文网撰稿

2020年12月20日,是傅斯年先贤逝世70周年纪念日。傅斯年一生,以“霸”闻名,令人生畏,令人生“恶”。但他的“霸”有另一侧面,对公平正义、社会乱象通常敢言敢行,对底层百姓、贫寒学子通常和颜悦色,对学术大师、正确意见通常从善如流。

1945年9月,傅斯年代行教育部职权,在陪都重庆策划、筹备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并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可见教育部长朱家骅对其信任之深、倚赖之重,同时也因树大招风,被全国同行痛骂。

傅斯年向夫人俞大䌽大吐苦水,从9月20日正式开会到25日,“发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帮骝先(按:朱家骅字)忙,结果我捱许多骂”,“弄得名誉极坏”,“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老友蒋廷黻精妙概括全国同行骂傅的话,说他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斯年向蒋辩解,他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由这三个“太上”封号,既可知某些同行的不满和妒忌,也可知精力旺盛的傅斯年,对蔡元培(历任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院长、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长)、蒋梦麟(历任北大校长、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历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等人的强大影响力,对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的强大控制力。说他是“摄政王”过于拔高,“摄政相”恰如其分。

傅斯年的绰号之一,就有“曹大丞相”。1927年8月2日,鲁迅在致中山大学教授江绍原的信中,曾以曹操的字“孟德”喻指两人的同事傅斯年。顾颉刚1973年7月回忆,在北大同窗时,曾和傅斯年谈欲望。顾说自己:“最强者知识欲,次则性欲。”傅斯年则说:“予惟有政治欲耳。”此后傅斯年的“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贵官达人,操纵各文化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1927年8月25日下午,顾颉刚拜访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李宗侗、俞平伯等人,傅斯年安排下午茶,晚上又宴请胡适、顾颉刚。顾颉刚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胡适对他、傅斯年的评论:“谓予性欲强,脾气不好,此他人所未知者也。又谓予的性格是向内发展的,彼与孟真(按:傅斯年字)是向外发展的。”用如今流行语概括胡适对顾颉刚的评语,二字即可:闷骚。

全国教育同行炮轰傅斯年,他在致夫人的信中抱屈,琢磨着还是“走为上”。“骝先好与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听。他要大整顿教育,我主张妥协,骝先骂我妥协坏事”,“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事由我负责,一次教育会,弄得我成众矢之的。重庆再不可久居矣”。

重庆虽好,终非久居之地。傅斯年始终位于旋涡的中心,重庆因他而多注目、多是非。他一离开重庆,去代理北大校长,仅开除伪教授一事,又把北大、北平、教育部“折腾”得风生水起。

被他开除的伪北大教授,就以“西楚霸王”喻傅斯年。1945年11月7日,容庚发表公开信,幻想傅斯年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直陈“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按: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按:分别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史记•淮阴侯列传》)之汉高祖。”

《礼记》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伪北大教授容庚指望疾恶如仇的“傅老虎”在民族大义上“豁达大度”,如“细人”一般姑息养奸,无疑是“与虎谋皮”。

朱家骅与傅斯年是莫逆之交,清楚傅斯年的人品、见识,对傅的建议、要求基本上言听计从。朱长期栽培傅,两人关系早已熟不拘礼。公事联络,傅有时措辞随意,用“示悉”而非“惠示敬悉”、用“至望”而非“至祷”,口气俨然是对同僚、平辈,而非上司、前辈。

傅斯年发现不妥,当天再致电解释,自嘲文字不通。傅私事也找朱。朱任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时,傅受其岳父委托,不仅向朱当面推荐,又写信点名推荐省民政厅一科员,据说此人文章不错,明言希望朱“相机提拔”。

但朱家骅有应景献媚之事会回避傅斯年。例如1943年春,朱向蒋介石献九鼎,歌功颂德。找人撰铭词,决不敢求傅斯年写。朱明白傅不仅不会写,反而会因此鄙视他。朱只敢求顾颉刚写,据说顾也懒得亲笔写这恶心的拍马屁文字,而是请别人代做。

傅斯年治校民主,并不霸道。涉及台湾大学的校务,他“希望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看谁能说服谁,而很怕大家迁就我”;收到别人来信,“我还有中国念书人的习气,总想亲笔写信,因为又忙又病,亲笔写不成”,“时常亲笔写信给外边的学生工人”。

秘书那廉君证实,傅校长“复别人的信,可以请人代写;同学们的来信,却十之八九自己答复。自然字迹是因匆忙而潦草的。”台大学生赵元晖也以亲身经历印证,给傅校长写信“措辞并不太客气”,但校长很快回信,“措辞还非常客气呢!”

台大学生质疑,征文奖金300元过高。傅校长写公开信耐心解释,而且声明:我在学校里,“公事公办”,“说话算话”。我的提案,在学校的会议中不是永远能通过的,时常别人有更好的意见,但是我从来不曾用过“否决权”。

1949年台大新生录取放榜,他原来考虑将所有录取学生的分数,印一个总表,每个学生发一份,以示公正、透明。台大教务长钱思亮反对,认为有的学生虽然被录取,成绩并不理想,有的科目可能不及格,或者恰好及格,会不好意思。傅斯年从善如流,按照台大期终年考和外国大学的惯例,尊重学生隐私,不公布录取新生的分数。

读者对他的文章有异议,他不霸道。1932年7月31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公开回应读者对《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时评的质疑,诚恳承认自己写稿时匆忙粗糙:“对于这篇文字全部构造之不逻辑,及第四项有几句话言之过分的地方,非常抱歉!”同时谦和地表态:“极其感激邱先生指示我的几件错误,并极其佩服他这见教与商榷之态度!”

对中国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他很看重。1949年,他为台北《新生报》三八妇女节特刊题字:“对于全民族进步的责任中国妇女至少应负起一半来”。可见,他把妇女视为“半边天”,也许是期望中国妇女发挥好“母亲”的角色,教育好一代代国民,从而推动全民族的进步和光明。

在台大校长公馆的年轻工友徐商祥,有志气,很用功。傅斯年有空就到他的房间,鼓励指导他的学问。徐因扁桃腺发炎,住进台大医院,傅拿名片写给台大医院开刀治疗的医师,还到病房探望他。傅的“专心向学、待人做事的爱心”,深深影响徐商祥一生,也影响他养育自己的子女。后来,徐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教授,他的女儿也在台大念书、教书。

傅校长有三个爱好:一、逛书店;二、下象棋;三、逗猫。其中下象棋是抗战时期在重庆高血压症休养时所学。台大的杨国成司机是他的固定棋友,“二人下得起劲时,‘跳马’、‘出车’与棋盘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学生们多次看到校长和司机下棋,不亦乐乎。许倬云回忆台大求学时,傅校长“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只是校长的棋艺不如老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台北市宁波西街夜市路旁有个摆棋的地摊,2元一盘,傅校长“常常蹲在地上和他们走上几盘”,没听说他赢棋,不断捐零花钱请教棋艺而已,顺便忙里偷闲一下。

有熟悉的朋友请傅校长吃饭,他会提醒,“可得把我司机一道请啊……”、“不请我的司机可不行啊……”。傅斯年逝世后,在台北极乐殡仪馆的停车场,老杨伤心落泪,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开了二十多年车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东家。”

(注: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微信公号:SSWYSP。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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