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娜拉出走以后”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2-5,星期六 | 阅读:66

作者:秦晖

c1409b3715fcd25666bb9fe03f3728b4.jpg
《玩偶之家》剧照

有种说法认为,民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毛病是其经济观点带有费边社拉斯基式的社会民煮主义色彩,对自由市场缺少弗里德曼或哈耶克式的彻底信服,这导致了他们后来做了不合适的选择。而且似乎这种“错误选择”还应该为中国后来的命运负责。

a5fb44bc829a3ce8a775b80e750e5991.jpg
拉斯基

我理解这种说法的心路,但却不能苟同此说。这里姑且不说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是一场战争决定的,哪怕中国自由主义者个个如哈耶克,对战争结果也未必有什么影响。我们只就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无论弗里德曼或哈耶克对不对,像他们那种“彻底的”市场自由-“完全”的私有产权观点在西方最老牌的那些民主国家也并不那么流行。

而遑论“带有色彩”,就是拉斯基们完全掌权了的“民煮福利国家”,哪怕有种种缺点,但都不会给自由带来灭顶之灾。更何况经济观点与政治选择未必有固定的联系,胡适也曾对市场经济有保留,但他的政治选择并不与罗隆基相同。就算是罗隆基,所谓的选择也只是使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受了迫害,并没有使他变成自由的反对者和扼杀者。

其实无论正确与否,当时绝大多数中国自由知识人是否面临所谓的“选择”,本身就是问题。1949年时,大概只有陈寅恪等极少的人真正面临“去留”的选择。台湾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对更多的人来讲其实不是他们“选择”去不去的问题,而是国民党“选择”带谁去的问题。

像储安平那样早已认识到自由在政权更替前后会从“多少”问题变成“有无”问题的人,由于过去一直作为反对派批评国民党,对方能把他当自己人,让他去台湾吗?而如果他完全做老蒋的御用文人,难道就更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毕竟1949年前的“D国”也不是自游民煮的嘛。纯就思想而言,无论罗隆基、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是否“纯粹”,至少不能说自称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比他们更“纯粹”吧。但陈寅恪可以选择,他们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

当然,那是就罗隆基和储安平那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而言。他们的“思想”与砖制无关,他们留在大陆也未必是出于今人臆想的什么“选择”。其实不要说自由主义者,哪怕是经济上完全持社会主义观点但政治上反感独裁的民主左派、古典的(非LN式的)社会主义者,如果真的有可能“选择”,仍然会大量出走。只要看看当年LN上台后俄国有多少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唐恩、切尔诺夫乃至高尔基等等)都出走了,就可以想见。

但是“日本式自由主义”则不同,在强调个人权利突破小共同体桎梏的意义上它确实是一种“自由主义”,但由于对大共同体态度暧昧,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它本身确实直接有“暗道”通向反自由的体制,无论是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是俄式的集全主义。

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之一,无论作为“章门弟子”传播自由个性还是后来走向左翼文化运动都堪称典型的鲁迅可以作为样本。

王元化先生曾指出鲁迅与其师章太炎一样深受留日时期的影响,一样“反儒不反法”,一样欣赏“法道互补”,一样称赞过秦始皇(但同时也坚持反对“不代表人民的”专制,如太炎之反袁世凯、鲁迅之反蒋介石),一样提倡“大独大群”而反对“小群”,“章太炎常常提到的拜伦、尼采等思想家,也同样为鲁迅所尊崇;甚至连章太炎惊世骇俗地‘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成为鲁迅后来创作《狂人日记》的原本”。

但是我们看到章、鲁也有很不相同之处:太炎行文极尽古奥,鲁迅却不但提倡白话,甚至还想废了汉字改行拉丁拼音。太炎晚年复归于“国学”,鲁迅却由学日而进一步师俄,而他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著名问题,更是对“日本式自由主义”前景的不详之问。

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末期向左翼文化运动转化的1923年年终提出这一问的。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中为追求自由个性而离家出走的女主角,但易卜生本人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或许在挪威的环境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a2ce05c0e36a040d67be7ce2104b624f.jpg
《新青年》上关于娜拉的文章

然而鲁迅敏锐地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出走后的娜拉多半只有两个结局:或者“堕落”,或者“回来”。在鲁迅看来两个结局都很不妙。鲁迅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他明确地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关于娜拉出走之后的担忧就“当然完全是废话”了。

鲁迅的结论是出走以后的娜拉应该投身于变革经济社会制度的事业,亦即投身于“社会革命”。自此以后,中国妇女问题论战几度爆发,似乎都是围绕鲁迅指出的“娜拉出走以后”三种前途,即在市井中“堕落”、碰壁后“回来”,和“投身社会(国家)革命”。

1930年代初,林语堂鉴于当时中国市井的庸俗和政坛的险恶,提出“我国女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婚嫁”,“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而相比市井,他尤其厌恶当时的政坛,认为“在政治上最出风头的女性,最是坏蛋,但她们不足以代表新女性”。结果招来一阵舆论批判。

12b1958fb3a3e3afc052830867b49f68.jpg
林语堂

近十年后,著名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当时的夫人端木露西写了《蔚蓝中的一点黯澹》,主张妇女可以回家做“贤妻良母”。她认为,“一个女子为了她自身的幸福”除了从事各种职业外,“似乎也有权利要求享受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小我的家庭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也可以成为自由女性的选择。

与林语堂不同的是,端木露西不仅自己是女性,而且还是一位五四新文化精神熏陶下的典型“娜拉”。作为富家美女学霸的她当年看上了穷学生才子储安平,两人赴英留学多年。英语流利的她一直是位个性很强的职业女性,而非传统家庭主妇。她虽然对市井与政坛也都不满,但不同于林语堂的尤厌政治,她抨击的矛头更多地其实是针对市井:她认为当时的职场中女性多成为“皇后”、“花瓶”、“摩登女郎”,她们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理想。

645ba888aab3082a5d045fb961aaa164.jpg
端木露西与储安平

端木露西因此认为妇女运动没有“贯彻它的全部的使命”,指出妇女运动的使命应该是女性思想意识上的独立。没有独立意志,即便走出家庭自己谋生,也仍然是“‘生’之魔鬼的奴隶。”而有了独立意志,即便在家做贤妻良母,也同样可以“有严肃的人生态度,勇于负责的服务精神,将教育与生命永远联系在一起,从智慧中获取更美丽更勇敢的人生观;明了追求人生,创造人生,而不作‘生’之魔鬼的奴隶。”

今日有研究者也把端木露西归入“著名女权主义者”之列。然而在当时,她的这番话也被骂为反对妇女解放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对端木露西的大批判中,zg扮演了主要角色,当年天津著名的五四青年、此时大后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亲自撰文参加论战。

邓颖超抨击端木的“妇女回家”论,但却不是从个性解放角度、而是从赤裸裸的国家主义角度,批评“小家庭主义正是个人自私主义和享乐主义最好的反映。”尽管端木文章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市井的“花瓶”、“摩登女郎”而非针对邓颖超那样的女革命家,但邓颖超并没有为“摩登女郎”辩护,反倒指责端木与摩登女郎们一样“个人自私”,而不愿献身于“国家”。

邓颖超号召中国妇女摆脱家庭,“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甚至指责端木的“小我家庭”论有汉奸之嫌:“端木先生又恰当此(抗战)时,发表大文,……以松懈抗战的动员,完全离开抗战的利益,违反‘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客观上,亦正和敌奸玩弄奴役妇女的办法,起了应声。”(邓颖超:《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澹>的批判》,《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七期,1940年8月12日)

ce29a8062766c307f43916049a81f9f8.jpg
邓颖超与周恩来

这顶帽子实在大得可怕!如果说林语堂批评“政治上最出风头”的女性,邓颖超的反感尚可理解。端木并没有反对女革命家,更没有说女性不该参加抗战,只是表示与其在庸俗的职场上做“花瓶”、“皇后”,还不如选择做人格独立的“贤妻良母”,这怎么就有了汉奸的嫌疑呢?

端木说女性除从事各种工作外“似乎也有权利要求享受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并没有说女性只有这一个权利,女性可以“回家”也不是必须回家,这怎么就否定了妇女解放?难道邓的意思是女性绝对没有权利“享受一个幸福的家庭”,绝对不准“回家”?

端木的可以“回家”建基于自由选择,并没有要女性变成家庭的工具、丈夫的工具之意——邓颖超不是指责她奉献自我于家庭,而是指责她“个人自私”,其实恰恰反证了这一点。但邓文的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要求女性做“国家”的工具之意却跃然纸上。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妇女解放?在当时把女性支持抗战与妇女解放相联系并不错,但是抗战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难道不正在于通过打破外敌的奴役而推动国人人权的进步、包括女性个人权利的进步吗?假如抗战的意义只在于把女性从“家”里赶出来变成“国”的工具,这与日本军国主义要求女性脱离家庭献出一切“为国奉仕”,又有何区别?

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及妇女解放论者尤其是其激进派,包括那时的鲁迅和邓颖超等人,除了号召走出家庭,他们还是当时政府的反对派,那时的个性解放反而有点迹近无政府主义的性自由倾向,并不会提出“国家至上”、乃至不做小家庭的母、妻而要做国母族妻这类怪论。

但是另一方面,那时的“大共同体崇拜”虽然没有“国家崇拜”的形式,却仍然以“人民”崇拜、“组织”崇拜和“世界革命”崇拜的形式发展着。鲁迅那种娜拉出走以后要避免“堕落”与“回来”,就只有献身于“社会革命”的说法,就隐含着个人权利不能为小共同体所牺牲,却应该为大共同体而牺牲的推论。

抗战中由于国共合作,zg一度不再以反对派自居,“人民至上”就一度与国民党的“国家至上”口号合一,作为一种大共同体本位的女性观,邓颖超的国母族妻论也由此应时而推出。但是不久国共摩擦加剧,“国家至上”再度成为国民党要求于gcd的口号。

周恩来大概觉得夫人的这种怪异提法会有副作用,于是两年以后他又以“母职”论取代了“国母族妻”论,认为“母职”高于“妻职”,而且“妇女于尽母职的时侯,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他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但是大共同体本位的女性观并没有消除,而且随着“国家”易主,执政后的zg要求摆脱家庭的娜拉服从“国家至上”的倾向,也变得更加强烈了。


来源:秦川雁塔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秦晖:“娜拉出走以后”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19692.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多向思维, 社会万象.
标签: ,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