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美里与《东京上野站》:无家可归者的挽歌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2-2,星期三 | 阅读:21

MOTOKO RICH

“小时候,我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柳美里在上野公园里说。“所以当我写到无家可归者或社会边缘人时,我觉得我写的就是这种处境。”
“小时候,我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柳美里在上野公园里说。“所以当我写到无家可归者或社会边缘人时,我觉得我写的就是这种处境。”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东京——一个秋日周六,在上野公园这个东京人气最高景点之一散步时,小说家柳美里惊讶地发现,与她几年前的最后一次造访相比,这里已经变得如此美丽。

她指向一片小树林,人们保持着社交距离在那里野餐,她回忆起过去草坪上聚集着许多无家可归者,住在用蓝色油布盖住的纸板帐篷里。

那就是她在小说《东京上野站》(Tokyo Ueno Station)里重现的场景,11月18日,这部作品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小说中叙述者是一名死去的建筑工人,他的灵魂游荡在这些帐篷周围,与其他掉到社会经济阶级底层的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里最后的岁月。

“日本是如此干净,形象也干净,”柳美里说。“但这里也有一种不让人看到肮脏、或是‘不可接受’之事的感觉。”她还说,作为一个社会,日本“把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东西藏了起来”。

《东京上野站》由里弗黑德出版社(Riverhead)今年6月在美国出版,她在书中揭开了那个隐秘的世界。通过采访在公园里遇到的人,她捕捉到了很多细节,比如“两腿间夹着一个装满捡来的铝罐的半透明大袋子”睡觉的男人,或是“竹扫帚支到屋外、上面还挂着女式内衣的”纸板棚屋。

叙述者和(Kazu,音)解释了在无家可归者的脆弱生态系统中,便利店如何把过期食物放在垃圾箱附近。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在垃圾被收走之前过去,就可以拿走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有个朋友甚至在为自己购买食物之前,用手上那一点点钱给他收养的猫买了金枪鱼和猫粮。

让这些经常被遮住面孔的人活过来,是“我成为作家的原因”,52岁的柳美里说。“我有点像一个卫星天线,这样就能放大人们不常听到的微小声音。”

《东京上野站》获得了今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
《东京上野站》获得了今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 

根据日本政府数据,全国无家可归者的的人数已经从2003年的2.5万多人下降到现在的4500人左右。但一些私人研究者认为,当下的数字应该更高。当地媒体报道称,为筹备2020年东京奥运会(现已推迟到2021年),东京政府将许多这样的人赶出了上野公园和其他旅游景点,不过,官员们对他们的流离失所表示否认。

《东京上野站》于2014年首次在日本出版,书中的细节都是根据柳美里从十多年前开始在公园里收集的与无家可归者的对话写成的。来自福岛的外来务工者和这个人物,灵感来源于柳美里灾后为当地一档广播节目进行的600次采访对话。2011年,福岛的地震和海啸导致核反应堆熔毁,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疏散。

里弗黑德出版社高级编辑劳拉·珀西亚塞普说,她很欣赏柳美里将社会批判与一幅悲惨的个人肖像交织在一起的写作手法。“这本书是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也是给被其抛弃的人的挽歌,”珀西亚塞普在邮件中写道。“但这本小说也很私人、很亲密,讲述了一个家庭和这名男性的故事。”

柳美里于2015年搬至福岛,她与这里联系深刻。她的母亲是朝鲜战争难民,从韩国乘小船逃到日本,在福岛的一个村庄上岸,该村庄最终被为东京提供水力发电的大坝淹没。

将《东京上野站》翻译成英文的摩根·吉尔斯(Morgan Giles)说,她最初被这本小说吸引,是因为一直在阅读其他有关福岛灾难的作品。但她说,柳美里的故事“能在全球引起更大的共鸣。太多人生活在资源和人口都被剥夺的地区,并因这样的牺牲被遗忘”。

柳美里是家中四个孩子的老大。她的父亲也是韩国移民的儿子,在一家弹珠赌博游戏厅工作,她说他经常骂人,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赌马或打扑克牌上。她的母亲在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的一家歌舞厅俱乐部靠当舞女养家糊口。她的一个弟弟有暴力倾向——曾拿着棒球棍砸烂家里的窗户,引来了警察——而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离婚了。

作为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韩国人(在日本被称为Zainichi,意思是在日韩国人),她在学校遭到霸凌。同学们说她是“病菌”,轮到她发放午饭时,他们总是拒绝食用。她还记得一位老师因她的害羞冒火,问她:“你不会说日语吗?”

文学成了她的避难所,特别是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的作品。“书是我灵魂的避难所,”柳美里说,她经常用书遮住自己的脸,不让同学看到。

由于经历过歧视与贫穷,她对小说中人物的挣扎感同身受。“小时候,我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她说。“所以当我写到无家可归者或社会边缘人时,我觉得我写的就是这种处境。”

倾轴出版社(Tilted Axis)是一家专门把亚洲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非营利出版社,最先在英国出版了《东京上野站》,其创始人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说,柳美里描写的那些人“不属于任何日本官方投射的形象”。

“她描写他们的生活,不仅带着力度、愤怒和现实主义,也带着强烈的美感和相当程度的实验性,”史密斯说道,她本人也是韩语作家的翻译。

14岁那年,柳美里离家出走,逃到了东京以南的海滨小镇热海,打算在那里跳海自杀。跳海未遂,她又爬上围墙,准备从一栋楼的楼顶跳下去。

一位看门人救了她,把她带回家,交给妻子,后者为她准备了晚餐。她从没有忘记这对夫妇的善意,也没有忘记他们当甜点吃的新鲜荔枝。

“那是我第一次吃这种水果,既美味又冰凉,”柳美里回忆道。她说,不知何故,那味道让她把父亲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这对夫妇,这样他们就可以打电话让父亲来接她。

“日本是如此干净,形象也干净,”柳美里说。“但这里也有一种不让人看到肮脏、或是‘不可接受’之事的感觉。”
“日本是如此干净,形象也干净,”柳美里说。“但这里也有一种不让人看到肮脏、或是‘不可接受’之事的感觉。”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她的抑郁仍在持续,多次试图自杀。16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她醒来后发现母亲拿着刀在她身边徘徊,于是就彻底离开了那个家,最终加入了东京的一个剧团。(她说她和母亲的关系至今没有改善。)

柳美里与剧团里一位导演同居,当时对方39岁。他们开始了一段浪漫关系,她承认那种情况“在现行法律下是非法的”。但他鼓励了她的创作天赋,她开始写剧本,其中一部还获了奖,并引起了编辑们的注意,他们鼓励她写小说。

当一本杂志刊载了她自传体小说处女作的节选后,小说里一名核心人物的女性原型以侵犯隐私和诽谤为由起诉了柳美里,法院也停止了这部小说全部内容的出版。不过,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客满》(Full House)在她26岁那年获得了新人奖。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写作,”她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生活本身就是写作。”

她另一部也被译成英文的小说《淘金热》(Gold Rush)描绘了一位14岁的弹珠游戏厅继承人如何在虚无主义的社会里将一切诉诸暴力。柳美里这部作品部分取材于一个杀害过数人的真实少年,以及她所成长的弹珠世界。她现在正在创作《淘金热》的续篇,而吉尔斯正在翻译她的另一部自传体小说《八月末》(The End of August)。

除了写作,柳美里还在南相马市开了一家书店,这里是福岛核灾后被疏散的村庄之一,也是她现在定居的地方。她想在这个社区为返乡居民和学生提供一个与他人联络的安全场所,尽管眼下的疫情限制了书店的活动。

在接受国家图书奖时,她感谢了新家的人们。“我想与南相马的人民分享这一喜悦,他们在地震、海啸和核灾后走上了艰难道路,”她在视频中说。“这个奖是给你们的。”

Motoko Rich是《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她为时报报道包括房地产、经济、书籍和教育等话题的新闻。

翻译:Harr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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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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