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蔓延时的旅行:银座的北京话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4-23,星期四 | 阅读:44

作者:许知远

在出租车座背上的屏幕里,我看到了查尔斯王子的照片,他的鼻头与脸颊皆发红。透过新闻播报中的汉字,你猜得出内容,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尽管在微信朋友圈,你早已知晓了这则新闻,但当它在出租车里一则日本电子支付广告之后出现在眼前时,你仍有某种奇特感。车正经过日比谷公园,它的对面就是日本皇宫。

皇室,多少像这个平民时代的恐龙,它存活下来,却显得不合时宜,徒有象征意义。历史的吊诡也在于此,人们越强调平民精神与实用主义,也就越渴望等级与无用之价值。

东京的皇宫与伦敦的白金汉宫,也分享着某种亲密感。它们统治的皆是岛国,自得于某种“光荣的孤立”,与大陆的关系若即若离,需要对方,又忧虑对方破坏自己的独立性。刚刚发生的脱欧行动,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纠缠史的最新一章。过去十年的日本,则急于应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它的经济扩张、军事姿态、诱人的购买力,以及突然出现的病毒。这两个民族的性格,也不无相似,皆内敛、又间歇性的疯狂,人与人之间有着隐晦又明确的界限感。

自三月三日回到东京,我就没有戴过口罩。一周的夏威夷时光,像是某种精神抗体。在蓝天、沙滩、人群中大口呼吸、自由走动之后,那些忧虑似乎突然消失了。我多少相信,中国过度反应了,也觉得欧洲与美国人的做法不无道理,口罩只是一种心理安慰。

回到东京后,我发现,倘若以病毒的视角,一个新世界版图开始浮现。中国与韩国皆暂时遏制住了势头,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美国却开始爆发。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让人想起一个多月前的武汉,失控的病人与崩溃的医疗系统,主宰了一切的死亡与绝望。

东京,却保持了平静,甚至比我离开时更平静。二月中旬,人们还会为出租车司机感染而焦虑,如今却习惯了这样的态势。比起整个世界迅速攀升的感染人数,日本的新增数字显得过分平淡。

当各国争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日本官僚系统仍在焦虑奥运会能否如期召开。安倍政府期待这一时刻,这是他们重振日本的重大尝试,除去经济刺激,它还有助于建立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的新形象。五十六年前的东京,曾通过第十八届奥运会,给世界展示了一个从废墟上站起的、和平、繁荣、友善的新日本。而如今,在泡沫经济崩溃三十年后,日本要在世界寻找一个属于它的新位置。然而,与五十六年前不同,日本民众对于一个集体性目标缺乏热忱,也丧失了那种自我证明的冲动。走在东京街头,我常有种感觉,日本似乎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国家性的感召丧失了吸引力,可是个体又未能从集体与社会的束缚中真正摆脱出来。

我开始对疫情新闻产生某种排斥。自一月二十二日的旅行开始,几乎每天,我都被潮水式的、或真或假的新闻包围着。一开始,我出于焦虑与好奇阅读它,接着,我开始过分依赖它,它构成了生活的全部,经常让我陷入愤怒,然后,我想删除它,不想被它吞噬,再后来,我开始迟钝,对新的消息下意识地麻木,想从这个现实中逃离。

那个新闻世界,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超现实的味道。是啊,你可曾想到,威尼斯的水路与街头能空无一人、大阪的相扑选手在无人的体育场中独自角逐、香港匪徒抢劫了厕纸、加州的华人开始频频光顾枪支店、仍处在巨大创痛之中的中国人开始嘲笑其他国家“不会抄作业”……

前所未有地,我渴望日常的、规律性的生活。 每天清晨,我在便利店买一份《Japan News》,然后前往一家昭和风的咖啡店喝一款佐藤巴西咖啡(Saito Brazil)。我猜,那个打领结、穿深蓝色长围裙、颇似坂本龙一的店主,该是佐藤先生吧。我静静地读报,在报纸上,混乱的世界被组织起来,变得稍微有迹可循。中午时,我则在旁边的一家中华料理店,吃一份辣炒牛肉或麻婆豆腐,这不可救药的中国胃,也满足了我对忠诚的渴望。这些规律帮我度过了旅居的焦灼。最初的度假,变成了此刻的流放。

在三月十三日的《Japan News》,我读到了汤姆•汉克斯夫妇染病的消息。对我而言,这是另一个触动时刻。自从高中时代,我就是他的影迷,像他所演的阿甘一样,他代表着希望、乐观与道德原则。这再度印证了病毒的危险性,也使这种危险以鲜明的、个体化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

日本的节奏似乎仍有条不紊。《Japanese News》上对于本国的报道篇幅简短,甚至也不怎么聚焦在本国的疫情上。我仍去上野的火锅店与朋友涮毛肚,在六本木的文喫书店喝茶、读书。是的,商业区的人口明显地稀少,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时髦餐厅也不需要预定与排队,日常生活却仍在继续,人们惊人地冷静。

我也逐渐理解了日本人在灾难面前的冷静。倘若你早晨醒来,常感到地面轻微颤抖,家中常备有急救包,其中还有不煮即热的饭菜,处处可见逃生聚集地标志,你也会有种镇定。比起九年前的地震、海啸与核泄漏,眼前的危机并没有那么显著。更何况,所有东京人都在等待一场更不可测的危机——距离关东大地震快一百年了,许多地震专家预言,一场相似震级的大地震即将发生,而没人知道,它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到来。

三月二十四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患者数字突然增加,劝告东京人减少社交活动,尽量待在家中,官员们也在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封城。尽管封城(lockdown)一词,已出现在几乎每一篇世界新闻里,你还是很好奇,东京会怎么做。自从十八世纪起,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焦虑又开始在我心中泛起。是的,当奥运会宣布延期的一刻,危险真正地显露了。它意味着东京不再需要因这一国际盛会,刻意掩饰一些信息。所有的官僚系统都分享着相似的迟缓与否认,但在一个宪政、民主选举与新闻自由的国家,这种迟缓与否认就变得愈发困难,且代价高昂。

我下意识摇下了窗,自己没戴口罩,通风或许有好处。在银座的五町目,我下了车。

镰仓衬衫店仍在营业,当我试着用过分笨拙、刚刚记下的日语与店员交流时,对方突然说,您是中国来的吧。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足有一米九之高,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北京口音,那是大栅栏、广渠门才特有的京腔,而且是老一辈人才会的发音节奏,你觉得它应该来自民国时的戏院、茶楼,再加上一句“爷,您来了”。

这让我突然获得了少有的放松。小杨先生是崇文区人,已经来东京六年了,其间没回过一次家乡。你猜得出,他一定与家人有着难以解释的冲突。他夸张、戏文式的肢体语言,流露着一些东西。他也很兴奋,能在生意如此惨淡的时刻,碰见一个北京客人,可以让他尽情发挥一下乡音。在结账时,我对着日本收银员用英语说,你的同事杨先生讲的北京话,就像是日语在江户时代的口音。

走出店门时,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受。令和时代真的开始了,与平成相比,它注定是个颠簸的年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题图摄影:陆波涛。本文编辑邮箱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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