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尔 | 漂泊的作家离开人间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8-14,星期二 | 阅读:185

文丨陈蒙

奈保尔,2014年8月于杭州,摄影:金雨

在第一次阅读《米格尔街》的时候,在第一次做奈保尔作品的编辑的时候,我不敢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真的见到写出这些作品的大作家。那是高高在上、坐在文学世界王座上的人物啊。就像四年后,组里的编辑们本来挂念的是要到奈保尔的生日了,却不曾想到这一次接到的消息会是最后的告别。

心里的空落是一种钝痛,我们知道他曾经来过这里,而现在一切结束了,那不是出版了他作品中译全集的完结感,而是作家画上了最后一个句点。死亡的阴影好像比你原本以为的更加巨大,更加让人无所遁形。

奈保尔来中国的十天,我在绝大多数时间作为翻译陪同在侧,临时步入了一个平凡小编辑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叱咤文坛风云的书评人和专家学者从来不是我工作中直观可见的部分,十天的浮光掠影更不足以让我以发言人的口吻叙述一切。

只是在十天之后,于我而言,奈保尔再不只是从前那个很遥远的冷静犀利的大作家,更像是一个触手可及却依然深不可测、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老人。我珍视这个生活化的形象,现在希望把这个形象告诉更多的读者知道。

《大河湾》中文版首发式,2014年8月,上海

也许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的奈保尔,最令众人惊讶也最令人失望的一面就是他似乎已经离不开轮椅了。众人搀扶或者将轮椅合力推上推下的画面成为了当时媒体报道中最常出现的奈保尔的形象。也因为这一架轮椅,让奈保尔无论哪一次现身,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我们观看一个人,最先看到的,往往也就是这一点两点最为显著的特征。但要真的认识一个人,这些外在的面貌能够说的实际上太少太少。坐在轮椅上的奈保尔远不是一个可以被糊弄的老人,当被询问他觉得不能简单作答的问题时,他会选择反问对方。

“诗歌之夜”登台时,当主持人问奈保尔,“如何理解当代生活中的诗歌?”奈保尔正是这么做的。我在一旁转述显然有些错愕的主持人的回答,当我讲到“主持人觉得,诗歌净化我们的日常生活”时,奈保尔抿了抿嘴,只是看着台下某处,回答说:“我需要想想这个判断。我认为仅仅这样听某个人朗读诗歌就做出理解,并不是一件易事。”

奈保尔重视语言和表达的准确性,也因此在回答问题时总是显得过分的言简意赅。不过如果注意看奈保尔的眼神和面部表情,就会看到他依然会将爱憎表现在脸上,眼神犀利得不像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仿佛他正是我们之前从间接的描述里知道的那个“愤怒的”“睥睨世人的”奈保尔。若他要探讨或者说明某个问题,他会皱起眉头,眯起眼睛,跟你对视;若他讨厌某个问题,则会偏头俯视,嘴角下垂,甚至直接说“我不喜欢这个问题”;跟奈保尔握手时,他的手并不会过分柔软,但也不再是那种有力而强硬的手;他会在放松的时候将双手放在腿上,在不适时将双手交叉握在胸前,有时候为了说明问题,他会抬起微握成拳的右手,仿佛是在抓取空中的某种东西。

奈保尔喜爱风景。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巨细无遗地书写植物,天气,景观。他喜欢思南公馆和上海法租界路上的梧桐树,也喜欢询问出现在他身边的植物的名字,包括送他的鲜花和摆在屋里茶几上的假花。在杭州的晚宴厅里,奈保尔在观景窗前看着烟雨中的西湖说:“这景色就像一幅中国画。”在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逛完城隍庙和豫园之后,当奈保尔和夫人看到路边公园的一片竹林时,两人谈起了家中的花园,并兴致勃勃地决定要在自家花园尽头的溪边也种一片竹子,奈保尔说,“那样会很棒。”

奈保尔,摄影:Khadija Bradlow

奈保尔对动物的喜爱也尤为真切。他表情柔和的几张知名照片都有动物上镜。除了抱着自己的猫奥古斯都的照片,奈保尔还有一张面带微笑注视小狮子的照片。谈及那张照片时,奈保尔说: “那张照片是在南非时拍的。我很关心那只小狮子,很希望它现在生活得还很好。”他抨击非洲人残忍地对待动物,甚至认为中国人对待动物不够友好,而这一看法曾经一度阻扰了他来中国看看。在思南公馆,当管家为肌肉酸痛的奈保尔拿来了一盒虎皮膏药让他贴在皮肤上时,他看到包装上的老虎就拒绝使用。我们必须仔细解释,这个辅助性的贴纸含的药物是草本的,和老虎无关;包装盒上的老虎是古时用药沿用下来名称而已。奈保尔听了解释,才同意将其带回卧房。

奈保尔还依然不时显露出他作为“世相收集者”的姿态。一次晚餐时,奈保尔夫人讲起了印度传统婚嫁中对女性嫁妆的种种苛刻要求,奈保尔打断了奈保尔夫人的议论,点名说想要听听我对这一礼俗的看法。我当然是以愤慨的语气表明了这种礼俗对女性的不公,并认为以嫁妆衡量女性、完全服务男性家庭的习俗是愚蠢的。奈保尔点点头,说:“好的。”这之后,奈保尔不说话了,只是希望饭桌上的大家继续讨论。那一刻我确实想起了奈保尔对自己工作状态的讲述:

“旅行,与之相遇并与人交谈。”(《印度:受伤的文明》)

“见到一个人时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对我的目标有所帮助,通常只会从简单的对话开始。我不会直接拿出手中的笔记本使对方感到害怕。”(《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正如奈保尔自己曾写的:“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他希望通过写作,让个人的生存经验可以阐明某个更大的侧面和观念,从经验中产生想法,从经历中找到知识,用具体的人和叙事阐释观念,以反思开始写作。

奈保尔“印度三部曲”

但苍老无可回避。奈保尔成行,大家或多或少都曾想过奈保尔会怎么看待中国。也因此,几乎每次见面或者谈话,总有人不约而同的问奈保尔:“对中国有什么印象?会为中国之行写篇作品吗?”

奈保尔解释了很多次:“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要做出判断,此时我的经验和知识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承认,“我只是过来看一看,而且我是一个老人了,你们不能要求我为此写出什么东西。”奈保尔努力不让这件事成为困扰,说“我可以是一个作家,也可以是一名旅行者。”

也许中国之行并不能算作一次严肃的旅行,日常生活中的奈保尔更像是一个温柔有礼的英国绅士,他在每次接受帮助从轮椅上下时,总会不厌其烦地点头致意说“谢谢”;与人介绍见面时会带着温和的微笑抬起右手打招呼;私人时间的奈保尔甚至有一点调皮,一次下午茶时间,奈保尔夫人谈论男人需要懂得如何跳舞,想寻求奈保尔的支持时,奈保尔说:“我并不跳舞。不过当然,那是我。”

是的,奈保尔是不同的。他出生于特立尼达这个偏远的小岛,成为一个作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但他成功了。他是在27岁不到以童年生活经历为基石写出《米格尔街》的人。是30岁不到就写出了媲美整个19世纪最好的长篇巨著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人。是写出了布克奖历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一的《自由国度》的人。是用《大河湾》震撼世人的人。更是走遍世界、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震撼读者的非虚构作品的人。是21世纪第一位也是历史上第一百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冕的人。甚至当他获得诺奖的时候,他这么说:“这个奖来得太晚了,不足以改变任何事情。”

短短十天的同行,我无从谈及认识。但一次告别和这一次的永别不同。我重新翻了一遍《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奈保尔以自己父亲为原型写的这本小说以一场死亡作别。

“房子楼下的门都敞开着。那扇无法敞开的门也被设法打开,门上的铰链脱了位。家具被推到墙角。那一整天,衣履光鲜的吊唁者们,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房子里进进出出。打磨上光的地板变得肮脏,布满划痕,楼梯不断地摇晃着,楼上的地板不断地响着拖沓地脚步声。房子没有倒。”

这是奈保尔献给父亲的小说。父亲早逝、壮志未酬、一生郁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最后还有这样一个细节,生了病的毕司沃斯先生曾经希望自己的死讯标题是“漂泊的记者离开人间”。但报纸没有让他如愿,只是一句简单的说明:“新闻记者突然死亡”。这是毕司沃斯先生不乏悲剧色彩的一生的结局。但小说实则奈保尔对父亲最深情的认同和肯定。父亲一生漂泊,儿子又何尝不对这个词有着同样深刻的经验和体会呢?年轻的奈保尔在赶回家前发回电报告诉家人:“他是我所知最好的人。我欠他一切。勇敢。我亲爱的家人。相信我——维多。”

愿更多的人阅读奈保尔,相信奈保尔。

来源丨新经典(ID:Thin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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