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出让满洲”一事,该如何评价才算公允?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8-12,星期日 | 阅读:66

文 | 谌旭彬

图:1890年代,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合影

在孙中山的一生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向日本“出让满洲”一事,在今天更能引起争议,甚至对其人格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很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的 来龙去脉,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大陆学术界已不再回避此事


关于孙中山为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曾一度不惜“出让满洲”,大陆学术界自90年代以来已不再回避。

如杨天石言道:

“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①

杨奎松也说: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它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②

“出让满洲”之说,对孙中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

尽管学术界对此多持“可以理解”的态度,如俞辛淳教授认为,孙氏此类言行,乃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杨奎松教授也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但这种解读,似尚不足以完全解释孙的行为。

因为孙的“出让满洲”,在前期确实带有“割让”性质。

从割让到租借


在“出让满洲”一事上,孙中山的立场,大致可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分界线,区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前一阶段,孙的意见带有“割让”性质。

在后一阶段,孙的意见已转变为“租借”、“委托”性质。

据日方资料记载,1898年,孙中山曾对内田良平言及:

“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

1900年惠州起义前,孙曾访问日本妇女界著名人士下田歌子,请求其协助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后,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

日人小川平吉也称:辛亥前,“彼屡屡向我辈陈述:……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并抱怨说,辛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就完全忘记了当年说过的话。③

这些资料中的“悉与”、“ 让与”、“ 原为满洲人之土地”等字样,都透漏出“割让”之意。

1912年,日人森恪代表桂太郎、山县有朋等人,与孙中山就“满洲出让”问题秘密接触。密谈结果,据森恪之秘密汇报,“孙已同意租借满洲,日本若能为防止革命之离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之外再迅速提供一千万日元借款,将中止与袁世凯之议和,孙本人或黄兴当赴日本订立关于满洲之秘密契约。”④

1913年初,孙访问日本,据山田纯三郎回忆,桂太郎曾向孙说起日本人口增加,除了向满洲发展别无他法,询问孙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表示同意——稍早一些时候,孙在国内对报界发表讲话时,则有“满洲之铁路,全归日俄之手,……路权一失,主权领土,必与俱尽,此大可为寒心”之辞。⑤

1915年,孙与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密谈,曾允诺“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同时又强调“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⑥

1917年,河上清造访广东军政府,孙曾表示,若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贷款援助,则可将满洲“委托日本管理”。⑦

以上这些材料,均可显示孙在辛亥后,已然放弃了“割让满洲”的想法,而转为在保有主权的前提下“租让满洲”、“委托管理”。

图:美国移民局档案内1904年孙中山被美国移民局拘留的图片

1890年代,孙中山仍信奉华夷之辨


上述转变,自然与清帝逊位、民国顺利继承清朝版图有关。

但更重要的因素,乃是孙中山自身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巨大变化。

在1890年代,无论是革命者如孙中山,还是“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其思想与眼界都还没有能够超出传统的“华夷之辨”。

不但孙中山曾高呼“排满”口号——1894年,孙氏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康、梁等人也走在“排满”运动的前列——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与唐才常辈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发;甚至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打广告;谭嗣同在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且秘密散布《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等反清禁书。康有为则教导康门弟子“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因而被御史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⑧

正是在这种传统“华夷之辨”理念的支配下,1898年,孙中山向内田良平说出了——“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这种话。

同样是在这种传统“华夷之辨”理念的支配下,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救亡之策。比如,1898年,朝廷重臣孙家鼐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时,康回答:

“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

康有为并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明确建议光绪卖掉“边远之荒地”,来为变法筹措费用,“以易金钱而兴内利”。⑨

谭嗣同也在与好友贝元征的书信往来中,主张变卖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

“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⑩

简言之,在1898年前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走在时代变革最前端的知识分子,俱尚未拥有发端于西方的近代领土主权意识,而仍在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来看待边疆地区。

唯一的不同是:作为造反者,孙中山可以无所顾忌地讨论“满洲”;康梁谭等人内怀“排满”思想,外走朝廷路线,言辞之间,对清廷的“龙兴之地”不得不有所回避。

1900年代,孙深受种族主义影响


1900年代,在野知识分子(无论主张革命抑或改良)吸收了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掀起一场“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巨大思潮。

其开端,乃是1902年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梁在文章中明确说道:“提倡民族主义”,乃是“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的必须手段。

1903年,革命党人主持的《浙江潮》杂志也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这股思潮,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排满”意识。

按梁启超等人的逻辑,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乃是因为它们是“民族国家”;中国要强大,也须转型为民族国家;转型的当务之急,则是以“史界革命”的方式,来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

在这场文化革新运动中,知识界重构历史,造出了一条自黄帝而下,由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洪秀全等历史人物组成的“民族英雄”谱系。在这条谱系中,黄帝排蚩尤、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郑洪抗清……无不切合当下“排满”之意。

梁启超甚至写信给康有为,明确表示自己不能遵从康的劝诫,是一定要“排满”的,因为“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⑪

此一时期的革命党人,也无不是“排满”主张的拥趸。比如,在陶成章看来,“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宋教仁也宣称:“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

孙中山当然也是这股“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中的一员。甚至可以说,孙后来“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即发端于这场思潮。

这一时期,孙的“民族主义”实际上等于“排满主义”。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说:“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在与康党论战时,孙又呼清帝为“客帝”,责备康有为“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感慨“汉人者,失国二百余年”,因“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⑫

“异种”两字,足见其“民族主义”中的“种族主义”色彩。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说出“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这样的话,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1906年,孙中山还曾对日人说道:

“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

图:宋教仁。1900年代,宋乃“中国乃汉人之中国”的热烈拥趸

辛亥前后,孙的民族主义有极大进化


今人当然可以责备孙的这种“种族主义”太过狭隘。

但同时也须知,以激发“种族意识”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当时尚是全人类的迷思。梁、孙诸人将其引入中国,实有与同时代西方“先进”文明“接轨”的强烈愿望在其中。

1905年,见识渐深的梁启超,开始脱离“排满”阵营,于《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梁认为,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种族,而是多种族混合而成。

孙中山具体何时摆脱狭隘的“排满”意识,尚待考证——因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故孙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排满”,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氏的说法已与梁启超的意见颇为相近,在孙看来,所谓民族统一,即是“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到1920年前后,孙中山的民族观念,又有一次巨大的变化。

孙曾对国民党人如此说道:

“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⑬

也正是自辛亥年前后,孙中山不再对日言及“割让满洲”,转而在商谈出让“满洲利权”时,一再强调其主权不容侵犯。

一个简单的结语


综而言之:

1、在孙中山的一生当中,“出让满洲”这件事情的具体涵义,是随着其个人思想的进化,在不断变化的。

2、今人审视孙时,须了解孙所处的时代,乃是一种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2、对孙而言,“爱国”毋庸置疑,但“国”究竟为何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是一个问题。从“华夷之辨”,到“种族主义”,再到“五族共和”,终至“中华民族”,“国”的涵义在变,“出让满洲”的涵义与底线也在变。

4、今人应当理解孙中山的这种“变”,以及“变”的不易。毕竟,今人批评前人时,所使用的种种观念和概念(如领土主权、民族利益),也是前人不断摸索、纠错的“变”所留下的遗产。

图:1911年底,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讨论组建临时政府等事宜

注释

①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②杨奎松,《孙中山出让满蒙权益问题的再探讨: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俞辛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40期。

③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④藤井升三,《“孙文与满洲”问题》,收录于《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7》,P07。

⑤孙中山,《欲解决外交问题须取门户开放主义》,1912/09/05。

⑥孙中山,与日本上原勇作的谈话(1915年末或1916年初)。收录于《孙中山集外集》,P225-226。

⑦藤井升三,《“孙文与满洲”问题》,收录于《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7》,P08。

⑧可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P124-378。

⑨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P348。

⑩谭嗣同,《报贝元征》,收录于《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P224。

⑪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与夫子大人书》,收录于《梁启超年谱》,P157。

⑫参见:《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1903),《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驳保皇报》(1903)、《中国应建设共和国》(1905)。等。

⑬孙中山,《修改章程之说明》,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席上演讲。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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