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国朋友宣传文化大革命——《迷惘与忏悔》第三章之二

发布: | 发布时间:2010-10-17,星期日 | 阅读:2,031

作者:杨匡满 2010-10-17 10:16:26 发表于:博客中国

我的办公桌从5楼《文艺报》搬到了4楼,搬到作协外委会。外委会有造反团的两个“勤务员”,也足以见造反团对夺外事权的重视。刘白羽垮了,作协的外事不能说停就停,照样得有人搞。派团出国的计划肯定没法定也没法执行了,接待来访的计划可是上一年甚至更早些时候就定了的,外事无小事,国家间的协议不能说变就变的。

于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向外宾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我在1967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

那么这半年,也就是半年时间里,我都接待过谁呢?

有阿尔巴尼亚、越南、日本、柬埔寨、丹麦、以及亚非作联常驻中国的成员。亚非作联的秘书长是斯里兰卡的森纳拉亚克,成员有印尼的、苏丹的、日本的、老挝的等。

我向他们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谈为什么要打倒周扬、刘白羽黑帮,因为他们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不要工农兵,只要资产阶级,他们所造成的文艺黑线又粗又长,罪恶滔天……

我向他们谈,我们对这些黑帮份子还是坚持文斗,不搞武斗,不是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批倒批臭之后,再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

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

丹麦的一男一女两位青年作家(其实可能只是文学爱好者或想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好奇者),不知通过哪个渠道要见作家协会的人。我和林元、许翰如出面接待。地点在和平饭店。我们向他们赠送了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的红袖标,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东西;两个年轻老外高兴得马上戴到手臂上。许翰如还现身说法,讲自己犯了错误,群众批判他斗争他是为了教育他,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于今想来,造反团打许翰如这张牌还是成功的。

越南的两位作家,其中一位叫怀青的是越南作协的书记,在越南党内还有地位,是越共中央委员。我和林元、尹一之去北京饭店见他们。此时,林元已经给我们灌输了最近越南党有修正主义倾向的问题,给我们打了“预防针”。于是尹一之和我在谈话中就对他们打“预防针”,明确暗示他们,越南南方是革命的,而北方如何如何;这就有点挑拨越南南北方关系的意思了。怀青当然是政治家,听出了我们的弦外之音,于是说:越南北方和南方是一个整体。这就等于反驳了我们——这是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在这次会见中,林元介绍我时称我为“青年批评家”,我当时觉得不妥,林元说这是需要,外事讲对等,人家是著名作家,我们也是。以后这件事成为林元“拉拢腐蚀”青年的一条罪状。其实罪在“打预防针”违反了正常的外事工作原则,并不在我是不是“青年批评家”。这又是后话了。

西哈努克的公子拉那烈王子当时常住中国。不知那个部门安排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见一下,要求作协来人作陪。于是在北京饭店西楼,很小的范围,仅四五个人,有许广平的秘书、陕西人老王,有我,有作协外委会的人。许广平谈话,也就是温婉地向他讲文化大革命,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没有翻译,因为拉那烈懂中文。许广平送了拉那烈王子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完了请他到前门外的全聚德吃烤鸭。

罗马尼亚一个作家代表团来,罗马尼亚使馆举行宴会。那天我特地穿了一条有点小补丁的西裤,以示中国人的艰苦朴素。席间响着我久违了的西方古典音乐,让我既恍惚又亲切,因为此时你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听到这些音乐,它们早已被一浪又一浪的红色风暴斩尽杀绝。我忽然向身旁的翻译、北大毕业的罗马尼亚使馆官员说,可不可以让我听一听《云雀》?翻译非常高兴,马上去安排。不一会儿,音乐声起,我说:云雀歌唱了!从我穿裤子到听音乐,也可以见那时的我其实是处于一种内心很分裂很迷惘的状态。

1967年作协外事活动的高潮当推让亚非作联的几位外宾到作协参加批判刘白羽的大会。作协机关与会者约有六七十人。这之前,亚非作联的几位外宾强烈要求要了解作协的文化大革命,作联的工作人员告诉了作协,作协问外办有何意见,外办答说同意选择左派作家,事先打个招呼。这在我1970年3月24日的一份材料上有所记载。造反团自然更想到,如果经过批准在外宾面前批斗刘白羽,可以给人已经给刘白羽定性的感觉,可以让保刘派彻底瓦解。以后的事实说明:当时外办的一些领导也怕红卫兵造反,搞了形左实右。

有外宾参加的批斗会在作协一共举行过三次。规模最大、印象最深的是4月里的一天上午,以亚非作联秘书长森纳拉亚克为首的一行外宾来到王府大街64号大楼401室。同来的有日本的著名人士、周恩来的朋友西园寺公一、苏丹的记者凯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位文化人等。印尼于65年发生了苏哈托政变,所以印尼共的人实际是常住中国的流亡者。

刘白羽一行被押进来了。见到一帮外国老朋友,刘白羽有那么点神情沮丧,但还是挺着腰板。主持会的是尹一之和胡德培。主持人让刘低头,但没有让他坐“喷气式”。整个会也没有打人现象。此次会的批判内容是刘白羽在外事工作中执行的“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

批判会开到一半时,天花板上的顶灯突然晃动起来,坐的椅子也嘎嘎作响。地震了!正作批判发言的人停顿了,整个会场略显惊慌。此时西园寺公一通过翻译小金说:这样的情况在日本经常有,没有关系的,可以继续开会。于是会议继续进行——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吧!

我的事情就是陪这几个外宾进门,再送他们到大楼门口。在楼梯里我跟西园寺说:我认识一晃,我跟他打过乒乓球。一直表情严肃的西园寺轻松起来,问我你们打得怎么样?我说一晃二比一赢了。西园寺笑了。西园寺一晃是西园寺先生的公子,在北京上的中学又进了北大经济系,算是我的校友。31年后我在东京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想起来了,于是来宾馆看我,说起1968年初周恩来约见西园寺公一,周恩来身旁没有人,只有他们两个人;周恩来对西园寺说,现在我也保护不了你了,你回日本吧。于是西园寺携全家取道香港回了日本。这又是后话。

在外委会期间,我还被叫到作协机要室看文件。这是我绝无仅有的一两次进入机要室。看的是外事绝密电报。这种电报只印20多份,报毛、林、周、江等中央领导人和外交部、对外友协、全国总工会、作协等少数几个涉外单位。事隔30多年,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一个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的总统,说了一句对中国友好的话。那份电报就一张纸,一二百字。

这件小事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作协革命造反团的夺权一时得到了认可。因为按照我的“级别”和《文艺报》助理编辑的职务,是不可能进机要室看绝密件的。

那么回过头来问:作协革命造反团的夺权,尤其是夺外事机要权是得到了谁的认可?

2002年8月,我电话采访尹一之,不久又当面见到胡德培和杨子敏,他们证实:1966年末,随着刘白羽的被揪,作协外事早已瘫痪;67年1月造反团夺权之后,时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的李一氓即约见了作协造反团的主要负责人。胡德培、杨子敏和尹一之三人同去了国务院外办,汇报了作协运动情况,造反团夺权情况和造反团核心组成员情况,并且说明原外委会办公室主任林元已经“三结合”进了作协外委会的领导班子,另一位副主任林绍纲也加入了造反团。

67年2月,外交部下达文件:亚非作联交作协革命造反团领导。陈毅部长签了字。

我之所以回顾了以上两个细节,不是想为作协的造反派作什么辩护或者推脱什么责任,而是想说明在当时“一月革命”的大背景下,在“向左向左”的不可阻挡的思潮之下,即使是一些上级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有迫于压力或失察失误的地方。简单用一个“造反派篡权”是牵强的和解释不清的。外事工作“授权有限”,这在当时作协的普通造反团成员中都是明白的,哪些该请示该汇报都是明白的。当然,由于上一级机关也由造反派掌权或迫于造反派的压力,上级的某些批示也很难保证都符合正确的路线。至于作协造反派的自我发挥,比如在同越南作家谈话时的那样,那完全是自己的责任。文化大革命的复杂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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