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个税”往事:商会组织公开登报拒绝缴纳

原创: 短史记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7-1,星期日 | 阅读:67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1921年11月11日,上海《申报》第18版刊登了一篇“全国商会联合会”提交给北洋政府公开呈文。文章提出六点理由,直接了当否定了北洋政府欲开征“个人所得税”的新政策。

其全文如下:

商联合会否认所得税之呈文

追加理由七条

全国商会联合会为否认所得税案,援照去年大会通过之议决原案,提交联合会临时大会提议。交付审查员会详加审查,追加理由,以便呈请政府,收回成命。兹经审查员会审查结果,提出理由七条,于昨日分呈北京国务院财政农商部鉴核,请准缓办。兹将原文录下。

为□案呈请事,本届临时大会、全国商会联合会江苏省事务所请议否认所得税原案一件,杭州总商会、四川重庆总商会、镇江总商会、仪征县商会、山西太原总商会、汉口总商会、安吉县商会提议否认所得税案,经大会交付审查,三读通过,仍执江苏全省商会联合会第三届大会否认所得税案前议,主请钧院大部准照提议七条,次第见诸实行。不独所得税可以推行□利,而国家财政方不致有破产之虑,否则变相之所得税,无益于国,有害于民,政府更何必出此下策也?

兹将本联合会议决否认缘由,□请鉴核,准予缓办,以免发生反响。临呈毋任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原议案略。附录追加理由七条如下:

(一)所得税本身不公平之点,须切实改正。(二)须于一切恶税废止,并实行保护工商政策时。(三)所得税法之用途,须确实予人民以监审之权。(四)须实行登记法,改良警政,社会有精确的统计时。(五)须声明不以所得税抵借外债,□政府举行之新税,应列入合法之预算案。(六)政府未实行裁兵及节省各项糜费以前,人民不能承认此新税,以供无谓之浪费。

以上七条(笔者注:原文仅列有六条)政府如肯服从,再由合法国会通过,则人民有纳税义务,自无反对之余地。否则我商民为自救计,万难奉命,虽有何等之压力,亦所不计。①(文中“□”,系笔者依据报纸影印版辨读未清之处。)

这种有组织的民意抵抗,是北洋政府1921年开征所得税计划遇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技术上的原因,如新式簿记制度、人口收入统计能力,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许多普通人因此受惠。比如鲁迅。

据学者陈明远的估算,鲁迅不管是摆在今天,还是放在当年,均可归入中高收入人群:

鲁迅前期(1912-1926)在北京教育界任公务员,14年的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28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2万元人民币。中期(1926-1927)在厦门、广州做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万元人民币。后期(1927-1936)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9年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52万元,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②

但他毕生,只在1921年缴纳过不足25块银元的“个人所得税”。

1912年,鲁迅“参加工作”。1914年,北洋政府效仿日本,颁布《所得税条例》,拟对个人的薪资、放款存款利息等开征所得税,但未能付诸实施。1921年,北洋政府再次尝试想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又因为包括“全国商会联合会”等有力量的民间组织的反对而流产。期间,仅以先行征收官吏俸给的形式,征得10310.67元(政府发放公务员薪俸时提前扣除)——鲁迅那不足25块银元个税,就是这个时候被征收的。

图:鲁迅毕生只纳过一次“个人所得税”

1928年,国民政府针对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和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曾征收过“所得捐”。

1936年,因对日备战需要,国民政府才再次提出要开征“所得税”。按财政部的说法:

“吾人处此非常时期,要想救亡图存,思患预防,便不可不未雨绸缪。”

193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了个税税率标准,以月收入30元为起征点。具体征收办法是:

“课税方法系采超额累进制。凡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之薪给报酬,每月平均所得未满三十元者,不课税;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每十元纳税五分;超过六十元至一百元者,其超过额每十元课税一角;超过一百元至四百元者,每超过一百元之额,每十元追加一角;超过四百元至八百元者,每超过一百元之额,每十元追加二角;超过八百元以上时,每超过一百元之额,每十元增课二角,至每十元课税二元为最高限度。其每月所得之超过额不满五元者,其超过部分免税;五元以上者,以十元计算。”③

“月收入三十元”这份起征点,是个什么概念?

有一些数据可供参考:

1936年上海申新九厂的工人,不同工种当中,月工资最高者约22元,月工资最低者约11元。不同行业中,交通运输业、邮电业的工人薪资水平最高,可达25~30元/每月。同期,上海的洋米约9元/担(100斤),本国米约13元/担。④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工薪阶层不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范畴。

至于超额累进制的标准,“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每十元纳税五分”,也就是按0.5%纳税;“超过六十元至一百元者,其超过额每十元课税一角”,也就是按1%纳税。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中产阶层”,所承担的个税压力相当之轻。

以上起征点与税率标准的制定,大体反映了当时对个税性质的基本认知。如“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印刷的《现在实行的所得税》一书所言:

“政府之目的,不在税收之多少,……所得税之施行,正为培养我民族道德极佳之工具,吾国民是否愿爱其国、能爱其国,将以是卜之。”⑤

注释

①《商联合会否认所得税之呈文》,《申报》1921年11月11日第18版。

②陈明远,《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06页。

③谢霖,《中国现在实行的所得税》,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印刷。

④参见:李秀丽,《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劳工问题及企业文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第58~62页。

⑤谢霖,《现在实行的所得税》,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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