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学大师”文怀沙的盖棺论定应是江湖骗子

作者: 方舟子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6-25,星期一 | 阅读:137

 方舟子

昨天被一则新闻刷屏:“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6月23日凌晨在东京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8岁。”各家媒体的报道都在标题突出两点:“国学大师”(或“国学大家”)、“享年108岁”,似乎就这么给文怀沙盖棺论定了。然而这两点都是假的。文怀沙不是“国学大师”,而是江湖骗子。他的寿命也没有高到108岁这么吓人,而是97岁,他给自己虚报了11岁。

早在2009年李辉就已撰文揭露了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学术成就”和在1963年被劳教的真相,文怀沙本该已经身败名裂。然而在文怀沙的同乡好友易中天等人的胡搅蛮缠之下(参见我当时写的《易中天的“道德飚车”》),以及文怀沙一些朋友的朋友的“证词”迷惑下,李辉反而成了无理取闹,文怀沙继续以“国学大师”、“百岁老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以致到现在媒体还在炒作他是“国学大师”、“享年108岁”。所以,很有必要再系统地揭露文怀沙生前是如何骗人的。在李辉揭露之后,又有新的材料被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李辉的揭露是无比正确的。中国社会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什么“死者为大”,好像坏人、骗子一旦死了其劣迹就一了百了,只许其同伙吹捧,不许别人揭露。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其徒子徒孙利用其死大做文章、继续骗人的时候,更有继续揭露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看文怀沙究竟活了多少岁。文怀沙生前都声称自己出生于1910年,在遭到李辉质疑时,他发表声明仍然说:“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享年108岁”就是这么算出来的。但李辉认为文怀沙应是出生于1921年,其证据是: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严格地说,不能排除记录员抄错的可能性,第一本花名册明显就抄错了。2016年5月8日,刘子冀在公众号“废纸帮”贴出了新证据,是文怀沙在1981年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办理退休手续时自己填写的表格,在出生年月一栏写着:“1921.1.15.”这是文怀沙自己写的,不能再怪别人抄错了吧?出生于1921年,到1981年60岁时刚好到退休年龄。

文怀沙曾经对《扬子晚报》记者冯秋红如此解释其档案记载错误:“当年我抛弃我的家,与一位相爱的年轻女子私奔到解放区。登记夫妻关系时为了显得更般配一点,就把1910年改成了1920年,这事组织上知道,本来不成为问题。”(冯秋红《淡看生死,笑对争议 108岁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仙逝》,《扬子晚报》2018年6月24日)然而档案里写的是1921年,不是1920年,把1910年改成1920年还说得通,改成1921年就不合常理。常理应是,1921年是其出生的真实年份,他才会那么写。

为文怀沙辩护的人说:“20世纪80年代初,文怀沙已将出生年份改回到原先的1910年。”这也与档案不符。根据刘子冀公布的资料,文怀沙曾在1990年9月向文化部申请去苏联访问讲学,亲笔填写了表格。可惜该表格残缺,出生年月部分无存,但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给文化部艺术局、人事处发的同意文怀沙赴苏联访问讲学的报告还完整地保留着,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我院离休干部文怀沙,男,出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这份报告上文怀沙的出生年月应该和文怀沙自己填写的表格一致,否则就不能作为证明了。可知到1990年时文怀沙自己认定的出生年月还是1921年1月15日,而不是在80年代初就改成了1910年。

有旁证可以证明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在其退休申请表格中,他填写的第一个工作经历是“1943.2 – 1946.6. 四川XX(不清)国立女师校四川白沙国立女师院附中”。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43年22岁,开始出来工作,到附中当教师,比较合理。如果他出生于1910年,变成了到33岁才开始工作,就不合理了。所以文怀沙的年表在把出生年月往前推的同时,要把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往前推,变成了:“1928年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从师院附中教师拔高成了师院教授,而且工作时间也与自己在表格填写的不符。

还有一条旁证。我偶然发现文怀沙的妹夫陈南濂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五十八年前的订婚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f96bd01009uiz.html ),里面提到文怀沙的父亲文稠(又名文倜生)“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东南补给区司令部公路运输处处长,抗战胜利后,1948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他因不满蒋政权反人民战争,忿然离职,投上海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与文老先生在青年时代同学……”徐学禹是近代名人,很容易查出他生于1903年。文稠是他在青年时代的同学,年龄应该差不多。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爹不到10岁就生了他?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文稠20来岁生他,就比较合理了。文怀沙为了让自己出生于1910年,曾说他的母亲淦智远出生于1882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文稠的年龄应该和淦智远差不多甚至更大,到1948年时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怎么还跑上海找工作?而且根据陈南濂贴出的结婚证,文怀沙的妹妹文亦光出生于1932年,难道她母亲50岁才生的她?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妹妹和他相差竟然达22岁?

可见,要让自己早生11年有多么不容易,因为需要改动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就露出破绽。除了要把自己打扮成“百岁老人”的江湖骗子,谁愿意去撒这么大的一个谎呢?

另外,在其出国申请表格中,有文怀沙亲笔写的对其1963年被劳教一事的说明:“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的行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年。八一年元月复查,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但定坏分子开除公职不妥予以改正。并办理退休。(后改离休)”这就很清楚了,他当年被劳教不是因为他后来吹嘘的“反江青”,而是“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文革后他也没有获得平反,而是“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他在外面可以以“反江青英雄”招摇撞骗,否认自己是“流氓”,但在申请表里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流氓”。

文怀沙之所以被媒体吹捧为“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写过楚辞通俗读物,被吹捧为“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对此,当时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舒芜是这么说的:

“《屈原集》是有那么一本书。那是一九五三年,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一批选定几种人民性最高的,由编辑部同人各任一种,其中有《屈原集》。……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目标很大,颇有影响。汪校本《红楼梦》一出来就受到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文注《屈原集》也受到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批评,指出文注的格调低下。例如《离骚》句“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本来是说有个婵媛的(漂亮的)女嬃(姊妹),在严厉地(申申)责骂,文注却把“女嬃”解释为意味暧昧的“女伴”,把“申申”解释为“娇喘吁吁的样子”,足以引逗向《金瓶梅》一流的遐想。这虽然只是学术上的批评,与政治无关,但毕竟是中央第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压力不可能不大。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屈原集》的事就是如此。事虽是有,但是重复说一遍,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的编辑任务交派下来的。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我们都是这样理解自己的角色,文先生似乎不同一些,当然只能各取所须。”(舒芜《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10期)

文怀沙曾经出版过一本《鲁迅旧诗新诠》,被吹捧为“鲁迅旧体诗研究的开山之作”。1977年6月,鲁迅研究者王德厚将该书寄给茅盾,询问其看法,茅盾在当年7月11日回信说:“此人理解鲁诗的能力很差,甚至可说是全然不理解。例如‘大江日夜向东流’两诗的‘按语’,莫名其妙,《自嘲》之‘按语’亦然,‘洞庭木落楚天高’、‘禹域多飞将’等诗都‘按’不出来。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茅盾散文集》卷九 书信 致王德厚)茅盾不愧是大作家,虽然文怀沙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来招摇撞骗,茅盾也一眼看出了这是个妄人和骗子。茅盾没能料到的是,这个妄人和骗子后来居然能够风靡全国十几年,死后还在继续当他的“国学大师”。

这个“国学大师”的国学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我在2009年曾经点评过文怀沙半文半白、半通不通的声明,全文附后,大家读了就知道这个“国学大师”不仅国学水平很低,语文水平也很差。李辉说文怀沙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那还是抬举他了,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

201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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