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重要性

作者:斯凯·克里利 马西莫·皮格留希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6-12,星期二 | 阅读:113

作者:斯凯·克里利 马西莫·皮格留希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

斯凯·克里利(Skye C Cleary),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新叙事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存在主义与浪漫爱情》(2015),美国哲学协会播客执行编辑,在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和纽约城市学院任教。

马西莫·皮格留(Massimo Pigliucci),纽约城市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哲学教授,著有《如何成为斯多葛派:现代生活与古代智慧》(2017),目前居住在纽约。

译自:Human nature matters by Skye C Cleary & Massimo Pigliucci

构建机器人生命哲学的唯一方法是对人性有清晰和符合实际的看法。

窗体底端

现代哲学正在发生一件奇怪之事:很多哲学家似乎再不相信有人性这样的东西。让此事变得不可思议之处在于,这种新的态度不仅与哲学史的大部分内容格格不入,而且也违背了现代科学的发现,虽然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尊重现代科学。这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影响波及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可能采用什么样的生命哲学等。本文的目的是在当今生物学的背景下讨论人性问题,接着探讨这个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整个哲学史上存在人性这样的东西,它把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虽然常常是隐含着的,但有时候也会明确地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适当功能”是理性思考,从此又延伸出如下观点:对人来说,最高层次的生活是沉思默想(也就是进行哲学探索)---在哲学家看来,这很难说是意料之外的东西。伊壁鸠鲁派学者认为,我们的人性就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相信,我们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确保我们守规矩,因为人的本性会导致我们过上这样一种生活,可以被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为“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贱、残忍而短寿…见霍布斯《利维坦》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页)。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将人性观点镶嵌在他的“高贵的野蛮人”概念中。孔子和孟子认为基本上人性善,而荀子认为基本上人性恶。

这里的关键词当然是“基本上”。这个趋势的明显例外是约翰·洛克,他将人性描述为“白板”(tabula rasa),但他的立场遭到现代科学的驳斥。正如一群认知科学家在《从交配到心态》(2003)中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心智不是白板,倒更像一本彩色图书或“纽约地铁充满涂鸦的墙壁”。

相反,无论是分析学派传统还是大陆学派传统,很多当代哲学家似乎都排斥人性这个概念本身。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我们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同事杰西·普林茨(Jesse Prinz),他在《人性之外:文化和体验如何塑造心智》(2012)中雄辩地表明被称为“培育论者”(nurturist)的立场,这与自然论者(naturist)的立场正好相反。最近,多伦多大学哲学系教授罗尼·德·索萨(Ronnie de Sousa)引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激进自由概念认为,现代科学显示人性并不存在,得出结论说这有利于存在主义哲学观。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科学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性观点?如果认真看待进化论生物学,我们当然应该驳斥任何基要主义者的人性概念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整个动物世界,根本不存在能揭示人类特征的一成不变的、清晰定义的人性。自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以来,科学共识一直非常清晰:我们不过是地球上数百万物种中的一个,生命之树中并不特别茂盛的分支的成员,我们拥有天生异常巨大且结构复杂的人类大脑。人类的谱系可以追溯到30万年前的智人(Homo sapiens)源头,这是人类与最亲密的灵长目共同祖先大猩猩区分开来之后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而产生的结果。

如果那样说,生物学似乎的确抛弃了有关人性的任何观点:不管人类物种拥有什么样的特征,都是持续不断的进化过程的产物,不同于其他原始物种。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过程已经终结,或者在可见的未来将会终结。而且,人们喜欢引用这个著名的数据,即人与猩猩的不同“只有”基因序列的1-2%,这意味着我们并不像自己喜欢认为的那样,人类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正如凯文·拉兰德(Kevin Laland)在《达尔文未完成的交响乐:文化如何塑造了人的心智》(2017)中指出的那样,这个微小的百分比转变成基因层次上数以千计的结构变化,这反过来合并产生出让人和猩猩区分开来的数百万计的方式。仅仅因为差别占很小的百分比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产生显而易见的或重大的后果。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能设想产生于进化论生物学或发展生物学的画面—与当代哲学家中广泛存在的观点相反—非常支持人性的观点,而非基要主义者人性观。人性最好被视为一整套稳态性质综合体,虽有动态变化的特征,但足以在每个进化时间内保持足够稳定,让人能从统计学上辨认出来。这些特征包括人类物种特有的特征,也包括与其他动物类似当但在数量上差异明显以至于确切无疑属于人类的其他特征。

就拿语言为例。很多其他动物(甚至包括植物和细菌)都会交流,这意味着它们交换信号旨在改善自己或亲属的生存机会。但是,其他生物并没有哪怕和人类语言相差很远的东西,如复杂的语法和高度的递归(recursion,在此,可以将一个语言学规则用在同样的规则产生的结果上等)。其他动物比如章鱼拥有庞大复杂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但其他动物没有像人类大脑这样大小的尤其是结构不对称的和有层次的大脑,比如负责奖励、关注、短期记忆任务、规划和动机等高度发达的前脑皮层(frontal cortex)。

这个清单能不停地写下去,但是基本要点是,如果说人和其他动物之间仅仅因为边界线模糊不清而且变化不定就认定不存在根本差别,那就是错误的。正如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Justice Potter Stewart)在1964年有关色情和艺术的案例中所说,“我今天不尝试更进一步定义那些种类,我知道它们有可以大致描述的范围,但我或许永远也不能明确描述。不过,如果看到了,我肯定能辨别出来。”对于人性,现代生物学家和拥有科学素养的哲学家也能说类似的话。如果看到了,我们肯定能辨别出来。

现在,如果人性真实存在,从哲学视角看,后果会是什么呢?哲学家或者有兴趣把哲学当作人生指南的人为何应该关心这个技术性的辩论话题呢?让我们通过简单讨论两派为人性强有力辩护的哲学途径来探讨这个要点,存在主义和斯多葛主义都属于认知科学。

将存在主义与白板观点联系起来的诱惑可以理解。在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让·保罗·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意思是我们的出生没有办法选择,但我们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萨特严肃看待这个观点,曾谈到自由是意识核心的缺陷—或鸿沟—他宣称,即使我们戴着脚镣手铐,也是自由的。他曾经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命题,“我们从来没有像德国占领期间那样自由。我们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他们当着我们的面侮辱我们。他们把我们大批量驱逐出境。因为这些,我们赢得了自由。”萨特过分夸大自由的程度而常常被人嘲笑,或许并不令人感到吃惊。

连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也认为他太过分了,尤其是当他说她的头脑中只有晕船时。她在自传《岁月的力量》(1960))中写到,“萨特说,如果你屈服于眼泪和晕船,你就是表现出软弱的一面。而我则宣称,肚子、流眼泪甚至头脑本身也在有时候都难免受到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影响。”

虽然波伏瓦也承认存在先于本质,但她比萨特更倾向于认可人的真实性(facticity)—存在的事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不能选择身体或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我们常常把他人看作我们存在的不可改变的灾祸。波伏瓦认为,虽然就自然状态而言,我们并不是自由的,但它不能决定我们的本质,那是我们从真实性中创造自我的方式。我们的生活并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繁殖物种,而是要在生活中寻找意义,通过冒险,战胜自我和环境而做实现人生的价值。这就是人性:不断摆脱自然条件,寻求超越—超越现有的状态—走向自我选择的具体目标,但这个任务极其艰巨,难怪焦虑成为存在主义的根本主题之一。成为人就注定要生活在模糊性中,因为我们永远陷入紧张状态,一边是我们生活的事实,一边是我们战胜事实的意志。

生物学或许能对一些局限性做出简单的解释。请考虑女性天生适合从事看护工作这个老掉牙的论证。这种思考人性的方式不仅错误而且有害。说它错误是因为正如德·波伏瓦在《第二性》(1949)中指出的那样,孕育孩子是女性的生物学功能,但养孩子是社会的承诺。说它有害是因为生物学特征决定人类命运的假设破坏人的自由。从历史上看,女性主要是从她们与其他动物共享的生物学功能角度来定义,被拴在雌性动物的神话中,完全被剥夺了实现超越性的机会。

天生的障碍成为另一种局限性。德·波伏瓦在明知不断呕吐的情况下还继续乘船航行是荒谬的,但因为晕船而放弃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同样愚蠢。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挣脱锁链的力量,我们的行动可能失败,但是,解决办法并不是放弃追求。赢得超越就是承认我们即使抵抗也仍然可能失败,但我们仍想方设法以创造性的方式抵抗命运。这个视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强调我们的人生并非固定不变的,即便生存中某些元素早已确定,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未来。无论是生物学特征还是天生障碍都不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的未来,我们依据人性生活的方式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赋予真实性不同意义。真实的人生是承认这些差异,为追求开放的将来而放飞自我。这并不是说开放性是无限的或不受任何约束的。我们受到的限制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自己的想象力不够开阔所致。

对于斯多葛派来说,人性划定了人能够做和愿意做的事情的范围。

在此,有一种哲学传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这种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与存在主义有令人吃惊的相似性:古代希腊罗马的斯多葛主义在最近一些年引人注目的复兴。斯多葛派认为,人性中有两个方面应该被拿来定义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一是,我们是社会动物,一是,我们有推理能力。因此,他们建议我们“依据本性生活”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运用理性改善人类社会。反过来,这就需要改善人的判断(将我们与其它动物区分开来的表达“有理由的偏好”的能力(prohairesis,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的概念,借用利科的解释—译注),并践行四大基本美德:智慧、勇敢、正义和节制。

乍一看,似乎人性在斯多葛主义中要比在存在主义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人们可能忍不住指控斯多葛派犯下初级错误,迎合人性,鼓吹特定的生活方式。但是,塞涅卡、伊壁鸠鲁等人都是杰出的逻辑学家,在轻易抛弃他们的哲学之前,我们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番。仔细观察之后,我们很清楚地发现,在斯多葛派看来,人性发挥的作用与存在主义者眼中的真实性概念(facticity或翻译成实然性)类似。它划定了人能够做和愿意做的事情的范围。但是,人性设定的参数标准非常广泛,斯多葛派和存在主义者的共识是,人们可以沿着多种道路度过有意义的人生。

事实上,斯多葛派文献甚至讲述过一个故事,类似于德波伏瓦和萨特有关晕船的辩论。这故事是拉丁语作家奥拉斯·格留斯(Aulus Gellius)讲述的,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乘船时遇到暴风雨的故事。格留斯注意到,这个哲学家吓得脸色苍白,在风暴中瑟瑟发抖。当风暴过去,一切平静下来之后,他询问哲学家,斯多葛主义怎么没有让他准备好应对危机时刻。他的回答非常说明问题:

当某些吓人的声音出现时,无论来自天空还是建筑物的垮塌,或某个危险突然降临,即便最聪明的人也必然做出反应或突然浑身一紧或顷刻脸色苍白,这不是因为他意识到手边的灾祸而是在智慧和推理发挥作用之前出现的快速的、不由自主的身体反应。但随后不久,危机处境中的聪明人“拒绝赞同”吓人的心理印象;他会一脚踢开和坚决拒绝接受,并不觉得有什么令他感到害怕的东西。
换句话说,就像德·波伏瓦向萨特解释的那样,我们生物学的“真实性”继续存在,但我们在看待和管理它时享有自由。这就是哲学能教给我们的东西。斯多葛派的基础是与伊壁鸠鲁有关的最著名教学途径。伊壁鸠鲁是公元2世纪出身奴隶的老师,后来成为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整套伦理学,其基础就是我们能在生活中发挥多样性的作用:有些是既定的(我们都是人,都是父母的儿子或者女儿等),有些可以选择(我们的职业、是否愿意成家生孩子等)。我们如何扮演这些角色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在《话语》(Discourses)第一卷中,伊壁鸠鲁讨论了两个奴隶面对同样的不光彩处境时做出的不同反应(在主人撒尿的时候,拿着尿壶伺候)。决定差异之处是奴隶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人的地位。这是与存在主义者的真实性观念并没有多少不同的概念。在对这个例子做了分析之后,伊壁鸠鲁的结论是告诫学生:“考虑一下出卖尊严,你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但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卖得太廉价了。”

不仅仅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存在人性这样的东西,很多现代流行的治疗方法比如意义治疗(logotherapy)、理性情感行为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等都得益于存在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这绝非巧合。如果没有人性这样的东西,人生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或斯多葛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我们真是白板,为什么更喜欢某些东西而不是其他?是什么能敦促我们去寻求意义,建立与他人的关系,竭力改善自我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做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如斯多葛派所说,我们是智慧的社会动物。如存在主义者所说,我们是在真实性(生物学的和偶然性的特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广泛限制下行动的。人生的成功之路不止一条,但的确也有很多真正糟糕的道路。在人性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局限性中,选择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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