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蒋南翔质疑延安“抢救运动”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6-11,星期一 | 阅读:90

叶胜舟 为FT中文网撰稿

蒋南翔(1913年-1988年),江苏宜兴人。1932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3年10月加入中共。他先后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学委书记,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翻开清华校史,迄今为止,最耀眼的两位校长无疑是梅贻琦和蒋南翔。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点将,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由于青委缺负责人,请派蒋南翔来”。经中共中央同意,蒋南翔赴重庆任南方局青委书记。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蒋南翔奉命从重庆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

1942年2月,延安开展持续三年的整风运动,为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奠定思想基础。194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开展“审干”。

1943年7月15日,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

“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并迅速掀起高潮。“左”祸盛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大批无辜的同志被无情打击为“特务”、“叛徒”和“敌探”,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蒋南翔对“抢救运动”从积极参与到困惑反省,再到上书质疑,有个转变过程,体现了一个追求真理和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本色。

1943年5月,中央青委响应号召,实施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蒋南翔承认自己一开始的思想认识,“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源于此)。

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空气,无论机关或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暴露出以下消极因素:“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们(他们在坦白分子中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到处发牢骚、更厉害的发展了自由主义”;有的“工作情绪更加消极、工作效率更为低落”;有的“神经受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以至在好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恢复过来”;“有隔阂存在于‘抢’(引者注:指抢救)与‘被抢’的同志之间”。

经历许多切身体验,1943年10月、11月,蒋南翔终于确定地相信:“青委的抢救运动是根本失败了!”;“绝对(我敢于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于缺点”;质疑“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

如今官方、官媒对“一二•九”运动的定位,都是正能量的爱国学生运动,视为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救国的先声,也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重要资历。作为此运动策源地的清华大学(另一策源地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已被撤销),年年纪念“一二•九”不遗余力,在全国高校中最为高调,这是清华“宝贝”的红色资本。

而在延安整风期间,“一二•九”运动却是灰头土脸,屡被打压,诬蔑为“红旗政策”(注:即打着红旗反红旗,详见韦君宜《思痛录:“抢救失足者”》解读)。

当时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文革”后回忆,“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一些因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也受到审查。”同住杨家岭的他想不通,找到曾任北方局书记的老领导刘少奇倾诉困惑:“怎么能把‘一二•九’运动看做‘红旗政策’呢?”刘说:“把‘一二•九’运动视为‘红旗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是中央的意见,‘一二•九’运动当然是革命爱国运动。”(吴代封、朱志良、成汉昌整理《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大》)

蒋南翔敢向刘少奇讲真话、敢递《意见书》,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自“一二•九”始就长期在刘少奇、彭真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北方局“山头”的人,刘少奇了解他。如果“一二•九”被彻底否定,蒋南翔必然被彻底否定;20世纪30年代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组织部长彭真的政治根基动摇,也被否定得差不多,正所谓唇亡齿寒。

顺便提一句,“文革”初期,长期分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拼全力保护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行为逻辑,曾被毛泽东当面点穿:“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的谈话》,1968年6月3日)这与刘少奇对“一二•九”表态的行为逻辑其实一致。

1944年7月,蒋南翔参加边区文教工作组,赴陇东(注:今甘肃庆阳)时亲见亲闻那里抢救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陇东提出一个极其偏激的观点:“国民党于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

据此歪论,从全国各地奔向陇东、立志革命立志抗日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的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陇东的亲身经历,让蒋南翔深入地感觉到,真实情况和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中的估计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也引起他“对于抢救运动的总的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

1945年3月,他向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长达两万余字,点名道姓质疑康生,直率批评抢救运动,为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说公道话。

当时的延安,抢救运动已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蒋南翔敢摸老虎屁股,点名质疑红透延安的康生,向中共中央书面表达自己对中央决策的真实、不同意见,勇气非凡,极其另类!

他质疑抢救运动的“一二•九是红旗政策”偏见,“这样的推演下去,实在于党于革命太有损害”。

他质疑康生1944年3月29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报告(引者注:《意见书》中时间误记为1944年4月),“康生同志对于反特斗争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和客观的事实不完全符合。”

他质疑抢救运动带来的损失和危害:其一,误伤同志和朋友。“找错对象,自相火并”,“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其二,浪费宝贵两年光阴。“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其三,打击革命热情。整风学习后,“在党内涌起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命热情。可惜我们没有适时地把这种革命情绪,引导到各种实际工作上去,而是完全把它引导到抢救运动中去,加以浪费了”。

他质疑抢救运动普遍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一主要形式,即所谓“抢救大会”,“全延安边区的狂风暴雨般”,“不是正确地启发了群众的警觉性,而只是无限止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

蒋南翔以精湛的文笔传神地描述,抢救大会“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

这是多么清醒和睿智啊!殷鉴不远。“反右”和“文革”中,类似的群众大会、批斗大会更是登峰造极,成为排除政治异己、侵犯公民权利、屡试不爽的暴力“利器”。如此群众运动,实质就是精心“运动”群众、利用群众、愚弄群众、陷害群众。

他质疑抢救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怀疑、普遍审查、普遍打击。“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审查者“对知识分子干部抱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

蒋南翔在延安和陇东接触了不少抗战前的平津知识分子和抗战后的大后方知识分子。发现经历抢救运动后,对知识分子而言,“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蒋南翔出自清华,本身是知识分子,擅长做知识分子工作,对知识分子没有先天的仇恨,反而有天然的理解和共鸣。所以他向中共中央诤言:“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了)。”

蒋南翔这篇《意见书》杰作,充满真知灼见。其一,基本否定抢救运动,明确声称“把成绩和损失相比较,应该说是‘得不偿失’”。对于相当多的被抢救者而言,“这是一段提起来就叫人伤心的血泪史”;对于党而言,“使党陷于孤立”。“抢救运动中,弄到各单位几乎很难找到可以被党完全信任的党员,实际上党是很孤立的”;“抢救运动的发动,我以为在整风运动中是‘画蛇添足’,是美中不足”。

其二,在结论部分尖锐地解剖原因。“抢救运动的偏向发展得这样普遍,而且继续得这样长久,暴露了我们党的领导上,是存在着很严重的弱点”;“第一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第二是领导上的缺乏民主精神”。“在抢救运动中,很多领导者往往绝对地只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当作不可动摇的‘唯一真理’,对于被‘抢’同志的申诉呼吁,或是其他同志的任何不同意见,只要不合自己胃口,就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丝毫不加考虑。”

其三,提出针对性解决办法。呼吁“党内的领导,必须注意贯彻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特别是要尊重每个同志的‘党员权利’”;呼吁中央对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正式作出详细的全面的总结”,“在中央的总结中,我以为应该包括有自我批评的部分”。

不会让人意外,蒋南翔的万言《意见书》结果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韦君宜《思痛录:“抢救失足者”》);“结果非但未被接受,他却因此受到党内批判,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意见书从此不见天日,他本人被分配到东北做一个省下面的宣传工作”(韦君宜《思痛录: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意见书未被接受,且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顾秉林《唯实求是 刚正不阿──写在〈蒋南翔传〉出版之际》),受到冷遇。蒋南翔没有噤若寒蝉,曾在党的“七大”小组会上仍就这一问题做过发言(宋廷章《蒋南翔与知识分子──纪念吾师逝世十周年》)。

“文革”初期,蒋南翔《意见书》的底稿被抄家抄走,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对他残酷迫害的口实。罗织的“罪名”之一,就是诬陷他攻击中央“九条审干方针”(引者注:见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第三项,1943年7月30日)。

1985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做出平反结论,明确表示蒋南翔当年给中共中央写的《意见书》,“不但符合组织原则,内容也实事求是”,并宣布强加的上述罪名“纯属诬陷,应予推倒”(顾秉林《唯实求是 刚正不阿──写在〈蒋南翔传〉出版之际》)。

一个共产党人,最可贵的品质是坚持实事求是,讲究光明磊落。1988年,蒋南翔病重期间,要求公开发表43年前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尽管他是老革命、中央委员,尽管他历任清华校长、高教部长、教育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尽管中组部对这份万言书已做肯定结论,仍难以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且他没有亲眼看到。7月25日,《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第4期上发表《意见书》时,他已去世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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