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舍粉碎十年后:背著死去的孩子和新生的孩子 活下去

来源:端传媒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5-12,星期六 | 阅读:86

来源:端传媒

他们的孩子十年前死在粉碎的校舍里,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从政府到法院,没人愿意给答案。今天他们四五十岁了,积极维权的人越来越少。缠绕住他们脚步的,有贫穷、病痛、年迈,更实际的各种利益,还有再生育的新生命。但痛苦与愤怒,从未减少。

2018年4月,桑军和刘孟瑛捧著去世儿子的遗照。 摄:林振东/端传媒

桑军又一次在上访路上被拦下了。他从四川绵竹出发,这一次,仅仅抵达郑州,离北京信访办还有近800公里。他悔恨自己为了省钱没坐飞机,火车跑到半路,维稳人员已经乘飞机追上来了。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上访。自2008年以后,他和妻子刘孟瑛的生活主旋律之一,就是为自己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维权。他们要求官方立案彻查四川地震中的倒塌学校,给5335个逝去的学生一个说法——天灾中有没有人祸?倒塌的校舍是不是豆腐渣工程?

十年过去,寸步未进。桑军从39岁变成49岁,已经从盛年提前跨入衰老:耳鬓斑白,痛风剧烈,出去上访一次,回到家便痛得下不了床。但仍不肯放弃。

2018年4月底,桑军“被劝回”绵竹市富新镇之后,端传媒记者在深夜的村里见到了他。手机通讯被监听,家周围被严密布控,桑军在短暂的通话里反复叮嘱记者要小心避开“外面的维稳人员”。于是,在一切都没入黑暗的凌晨,记者进入桑军生活的村庄:这条村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小路环绕,没有路灯,稍有人声,狗吠声此起彼伏。

凌晨一点,记者轻敲桑军家门。来开门的桑军动作很快,仿佛早已熟悉这种“接头模式”。在客厅中坐下,茶几上放着四页纸的上访信,夫妻两人就在一旁,悲苦满怀,睡意全无。

桑军讲起许多个这样的夜晚,自己和刘孟瑛在月光下偷偷出门,与其他家长碰面,去赶那趟奔往北京的火车。他讲起永生难忘的2008年5月12日2点28分,他和妻子从打工的外地飞奔回家,在绵竹富新镇的富新二小,见到了碎成粉的学校,和11岁儿子桑兴鹏的遗体。这一年,富新二小有301名学生,126名遇难。他讲起,孩子们往生后,这200多位心碎了的父母,曾经汇聚一起抗议的故事,讲起他们曾经怀有的希望。他没有预见到这10年将经历的失望和折磨,是如此超乎想象。在同路人渐渐离散、新生儿渐渐成长的日子里,他也不知道,一群家长还会坚持多久,维权之路何时才见曙光。

面包学校

2018年4月25日,下午三点的富新二小回荡着孩子们的笑声。汶川地震过后,在各界捐助下,这所乡镇小学快速在原址完成重建,并更名“顶新小学”,如今,除了门口悬挂的两块金色纪念牌,已经找不到任何往昔的痕迹。“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巴蜀地动,校园倾覆,华夏哀痛。民众团结,爱心共汇,台湾顶新集团铸资建校,两岸连心,大爱永续。”纪念牌上如此写道。

2018年4月,四川绵竹富新镇上的富新二小。摄:林振东/端传媒

每次路过时,44岁的刘孟瑛都会忍不住多看这所小学几眼。十年前的地震发生时,老富新二小的三层教学楼碎成了“一堆面包状的土堆”。她和桑军从打工的绵竹市骑摩托车赶来,一路看到许多新老民宅屹立不倒——富新镇在当时并非重灾区,他们曾乐观觉得孩子一定没事。可赶到时,他们发现,学校整个“不见了”,数百家长在废墟上悲恸哀嚎。

桑军和刘孟英从废墟中挖出了10具遗体,最终在一个角落发现了蜷缩成一团的11岁儿子。

后来据媒体报导,这座教学楼在地震中摇晃了不到10秒,就轰然倒塌,而对比之下,邻近的一家公办幼儿园和几座老民房,均没有倒下。

刘振荣和熊远英的孩子也在富新二小。刘振荣是富新镇镇政府公务员,熊远英是民办幼儿园月芽幼儿园的园长,地震发生时,距离富新二小数百米的月芽幼儿园没有倒塌,只有外墙有些裂痕,其中的160多个幼儿毫发未损。可等她安顿好幼儿园的孩子们,冲到富新二小时,却发现9岁的小女儿刘新月已经死在了废墟里。她和丈夫懵了。

悲痛和愤怒同时堵住了两百多位家长的心。他们在废墟上搭起蓝色的临时帐篷,在里面安放了所有逝去孩子的遗像,学校倒塌后的连续数月,他们天天来这儿守候,要为孩子讨个说法:“为什么附近的房子都没有倒,富新二小倒得这么彻底?”

看到孩子埋在废墟下面,当时感觉就是零,生活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想着给孩子讨公道,才活下来的。

遇难学生母亲李艳

富新二小倒塌的教学楼落成于1989年,最初是五福镇中学,刘孟英恰好是第一批使用的学生。“那时候十五六岁,男生把篮球什么的拿到上面去拍,那个房子都好像有轻微的晃动。然后老师就让我们不要在上面进行过于激烈的运动。”刘孟英回忆,当时没有人嗅觉其中的危机。十多年后,五福镇和邻近的富新镇合并,中学生迁走,学校变成了富新二小。

为什么学校质量这么差?后来政府和校方为什么没有评估和改善楼房质量?过去将近20年,政府两次发起危房整改工程,为什么这座教学楼没有被加固?带着无数折磨心头的疑问,家长们组织起来,调查、发声、抗议。

做建筑工程的父亲熊永豪在废墟调查,寻找证据,他发现,现场没有看到一根混凝土浇筑的柱子,砖块从墙体分离的样子,就好像里面没有水泥;倒塌的大梁中藏有碎红砖和木料……有专业能力的熊永豪和桑军、刘振荣,和另外两位家长毕凯伟、刘玉国,一起被选为了富新二小的家长代表,代表小镇里伤透心的中年父母,踏上“讨公道”的征途。

“看到孩子埋在废墟下面,当时感觉就是零,生活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想着给孩子讨公道,才活下来的,”母亲李艳向端传媒记者回忆说。她12岁的女儿杨丹在富新二小身亡,每一次集体行动,她都一定要“站前头”。

2008年5月22日,四川地震后富新二小的废墟上,刘孟瑛捧着儿子的遗照哭泣。摄: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家长们曾聚集在废墟现场抗议;在富新镇中心挂上写着“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的黑白横幅;步行至31公里外的德阳市政府请愿…… 这些行动在最初获得了积极的回应:2008年6月,德阳市副市长张金明接待了家长,并现场承诺一个月内完成调查,给家长们一个回应;德阳市随后派出调查组去现场调查;中央政府一度发话,要追查豆腐渣工程;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都陆续刊发了关于学校质量的报导。

然而,事态很快逆转。7月,官方统一宣称:经调查,不存在豆腐渣工程。没有任何一名官员为此事道歉。德阳市政府的调查结果是“承认校舍建筑质量有通病,但并非绵竹独有”,给每个家庭发放六万元的救济金,但没有任何赔偿。媒体被噤声,针对“豆腐渣”调查报导被撤下,“豆腐渣”从此成了“敏感词”。

7月21日,德阳政府直接清理了富新二小的废墟。在清理前的黑夜里,刘孟艳还记得,一群家长曾经偷偷潜入,把一些砖块、钢筋、预制板等一一带回家,那是他们唯一还抓得住的证据。他们将部分材料寄给了成都信访办和北京信访办,然而,一切石沉大海。

聚散家长

谈及往事,桑军说,十年时间过去,当年选出的五个家长代表,仍在活跃的只有他一人。

头几年,桑军记得,即使政府结束调查,关上大门,一大帮家长依然非常活跃。总是几位家长代表作出行动的决定,其他家长跟随,去跑各地政府,去上访。上访前,大伙儿在外面见面,约好碰头的时间地点,然后拿掉手机SIM卡,防止被监听,并趁着深夜离家,避开耳目,偷走出村子,再到约定地点碰面,一起乘火车。在2009年至2010年间,他们一共成功抵达北京上访三次。

2009年11月,一众家长出发上访,途中,桑军在绵阳被捕,理由是他在工厂打工时涉嫌盗窃,300多位家长赶到派出所声援他。关了一夜之后,桑军被放出,并被警告:“总之你不能到北京去,你到北京就把你抓起来!”

震后,政府很快宣布支持失孤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富新二小127个遇难家庭中,仅仅有十几个家庭没有再生育。在2009年、2010年,新生命陆续到来,但没有阻挡家长们上街上访。“那时孩子是哺育期,妈妈走孩子就走,”桑军的妻子刘孟英说。2011年,桑军一家也诞下小儿子桑睿峰。

2011年,富新二小的大量遇难家属纷纷抱着幼儿到德阳市政府请愿,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并调查家长们在震前缴纳的“校方责任险”为什么没有理赔,邻近地区遭受同样困境的东汽中学、洛水中学遇难学生的家长也大批赶来,在现场聚集了500多人,最终遭到特警驱散和殴打。

在四川大地震中,富新二小的悲剧并非孤本。北川中学、聚源中学、新建小学、什枋红白镇的红白中学、红白小学、映秀小学…… 这些倒塌学校同样掩埋大量孩子,其工程质量被广泛质疑,遇难学生家长在各地纷纷组织起来,上访请愿。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失去独子的家长们逐渐步入中年。缠绕住他们脚步的,有贫穷、病痛、年迈,更实际的各种利益,还有他们后来再生育的新生命。

地震过后,李艳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出身农村的丈夫和她以前都在工厂打工,自从12岁的女儿去世,丈夫终日低沉,没有再去上班,天天坐在女儿坟头发呆。两年之后,35岁的李艳生下第二个女儿杨佳凝,这个家庭迎来短暂的曙光。2014年,她的丈夫查出肺癌晚期,医治半年后去世,为了医药费,李艳欠债7万元。几个月后,小女儿高烧不止,被查出肠系膜淋巴结有异常血流信号。近来,她年届七旬的父亲又查出胃癌。

地震过后,李艳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两年之后,35岁的李艳生下第二个女儿杨佳凝,这个家庭曾经迎来短暂的曙光。摄:林振东/端传媒

记者见到李艳时,她避开了每逢周年就会出现监控的维稳人员,带着8岁的小女儿一同前来。“年轻的家庭,是几个大人供养一个孩子,我们这种家庭,就是我一个大人,供养一个孩子,还要养几个老人。”李艳说,除了孩子,她现在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和丈夫的父母四人,身心疲惫,无法像以前一样“走前头”跟家长们一起抗议:“他们知道我没有经济来源,很多行动没有通知我,知道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也怕我伤心。”

自2014年开始,小女儿每个月都要去成都华西医院看病,每个月医药费近千元,李艳承担不起,只好去找镇政府申请支援,但镇政府借此威胁她:“你要听话,我再给你想办法,你们不要跑了,把第二个孩子带好,时间也这么长了,以前的事,慢慢就忘了。”

“我只听,没有回答,我心里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李艳说,“我肯定忘不了,永远不可能。等我时间充裕些,只要我还能走(上访),我一定要走出去。”

不过,政府的强硬压制与“怀柔政策”双管齐下,也迫得一些家长逐渐放弃。

桑军和刘孟英说,地震后不久,镇政府宣布可资助受难家庭进行人工受孕的费用,并且再生育的孩子在基础教育中学费全免,还一一到各家去“做工作”,特别是对于家长代表。“他要给我们一个沙场(来经营)。地震之后(重建),对沙的需求量很大。那时候沙场简直是源源不断的财路。”刘孟英说。夫妇俩明白,这是交换,断然拒绝了,但也有传闻上访群体的某些人承包了大量的政府工程。

后来,熊永豪和富新镇副镇长再婚,后来和家长们断了联系,没有再参与行动。毕凯伟和刘玉国也逐渐退出。而在政府体系和教育体系工作的刘振荣和熊远英夫妇,也渐渐离开了行动的人群。

“有些人也是被迫,有人是公务员,有单位,好多来自单位的压力,我们也理解。”刘艳说。但结果是,除了桑军,其他家长代表陆续“不和我们一起走了”。

桑军回忆,政府也会在家长群体中“造谣和挑拨”,有些家长转达政府人士的话——“你别去闹,让他们去闹,他们闹到的你还是有份”。“好多家长,现在不信任什么代表了。”一些家长后来认为,家长代表站出来,不过是为了替自己向政府讨好处。

抗议的队伍松散了,压力也大了。为了防止“聚众闹事”的帽子,桑军说自己也不敢“组织家长”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要交材料,我们到北京见面都可以。”桑军说,“如果我叫你,你就会说是桑军叫我来的,那政府就会给我扣很大一顶帽子。”若接受外国媒体报导,他们会被相关人员约谈。“如果你和境外媒体联系,你就是法轮功。”桑军说,他曾被这样告诫,有一段时间,他也改变了态度:“我们中国的事,我们中国来解决吧。不让境外媒体参与进去也好一点,这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有好处。”但后来,他还是接受外媒采访,因为中国内地没有一家媒体接触他们。

2016年,多年上访无效之后,桑军和一群家长决定改为起诉,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富新二小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但他们到了法院,法院则以“案子过去8年,已经失效”为由,不予立案,亦拒绝出具书面回执。

而另一边,多位什邡市洛水镇的遇难学生代表也曾向什邡市人民法院提出《校方责任保险》民事赔偿诉讼,不过立案申请都遭到拒绝,法院更口头通知——凡是地震的案件都不予立案。桑军说,目前家长们几乎找不到可以协助他们的律师。

“我们的家长,后来还是一直想往外走,去上访。”桑军缓缓说,“到北京嘛,自己心里觉得离那些领导又近了一步。在我们家乡的话,就觉得太远…..离北京太远了。”

维权这些年,桑军和李艳都记得,谭作人、黄琦、艾未未、艾晓明,以及一些律师、学者都曾以做民间调查、拍纪录片等不同方式协助他们。2011年,李艳还和几个家长一同去北京见艾未未。李艳记得,艾未未为家长们安排好所有食宿,临别还要给每个家长钱,没有人愿意收。“他们这么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还能要他的钱!”

转眼到了今天,桑军说,他们已经和艾未未、艾晓明失去了联系,而黄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囚禁数年而刑满释放后,2016年底,再次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捕。目前,还在协助他们的只有谭作人,谭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囚禁五年。而这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地震中的工程质量问题而被问责。

保护孩子

和积极维权的家长们不同,熊远英很少往外跑。

过去十年,大部分日子,她都在自己开办的月芽幼儿园忙碌。2018年4月,端传媒记者在月芽见到她时,今年40岁的她正埋头和一群年轻老师开会。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儿以后,熊远英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儿园,现在,这家民办幼儿园有200多个学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天阳光灿烂,幼儿园的庭院里树影婆娑。午休刚结束,孩子们冲出庭园玩耍,爬上爬下,翻筋斗,高喊着“熊婆婆”,熊远英微笑着回应——她喊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

“这里全是钢结构,每一根柱子都埋了这么大的钢柱一直到地下面。地震的时候,房子就这样,晃来晃去的,但不会有损伤的。”熊远英指着幼儿园的墙身给我们介绍。她说当年在富新镇上,大部分房子都是混砖结构,月芽几乎是第一座采取昂贵的钢铁框架结构的房子,她和丈夫当时一共投入70多万。

这所幼儿园,是熊远英2006年开始的创业事业。当时,有幼师资格的她租用了一座民宅的一层,开了两个幼儿班,到了2007年,学生人数急增,她和丈夫向政府买下一片荒废猪圈,又跑到外地学习完善的幼儿园建筑设计,最终打造出月芽幼儿园。

08年的大地震中,公立学校富新二小倒了,民办的月芽幼儿园没有倒。教育局之后来检查,告诉熊远英,这所幼儿园可以作为避难场所,再一次地震,可以迎接周围的居民来避难。熊远英回忆,她听了既自豪,又觉得讽刺。但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儿以后,她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儿园——那里有160多个孩子和十几个老师等着她。每年,月芽都要进行好几次地震安全演习。

地震三年后,2011年,月芽开始迎来一批又一批失孤父母再生育的孩子,前后一共有70个,熊远英后来再生的小儿子也来到这儿就读。为什么不约而同选择月芽?熊远英说,一来,父母们不再那么相信公办机构,反而更信任月芽的质量;二来,富新的公办幼儿园就在富新二小旁边,家长们都不愿天天去面对伤心之地。

熊远英尽可能把月芽隔绝在黑暗之外。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心愿。许多震后新生的孩子,长大一点便会问:我的哥哥姐姐去哪里了?“去很远的地方读大学了。”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回答。

相处几年下来,熊远英觉得,这群孩子除了比较容易生病,与别的孩子没什么不同;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大多因为郁结、悲痛而老态龙钟。“地震前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地健康,然后就是孩子没了,就那么一年之后,就慢慢地身体不好。”

熊远英总是提醒老师们,见到家长来了,不要脱口而出:“某某小朋友,你看你的爷爷或奶奶来了!”“搞不好其实就是爸爸妈妈,那样家长听到,会心里很难过,会更难过的。”熊远英说。

而困于病痛、小孩照顾和老人照顾,许多家庭也日渐失去收入来源。这几年来,熊远英曾经招聘四位富新二小遇难学生的母亲来幼儿园做保育员,其中包括刘孟瑛和李艳,不过她们工作三四年后,都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小孩或照顾患病的家属,而辞职了。

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没有我?

震后出生的小儿子曾经这样问桑军

最好的纪念

转眼,这一群父母再生育的第二个孩子都七八岁了,疑惑也多了。桑睿峰小时候,父母告诉他,哥哥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了,孩子问,为什么哥哥不回来过暑假、过春节?父母又说,哥哥很忙,去打工了。

突然有一天,睿峰回家后对父母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哥哥已经死了”。桑军和妻子愣住了。睿峰又问:“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没有我?”

维权多年,桑军和刘孟瑛习惯把“黑暗的东西”留给自己,两人扶持,坚持走下去。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说不是,我怕他心里难过,我说就是你哥哥不走,我们还是会多生一个,还是你。他心里就有点高兴了。”说起这些,桑军哽咽了。

他们没有告诉小儿子,爸妈们为什么总是要东奔西跑,但小儿子总看到父母有各种来电和记者来访,多少也明白。刘孟瑛心里矛盾,她不想让小儿子接触“黑暗的东西”。“等他长大了,进入社会的时候……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他慢慢地或许也会知道,爸爸妈妈坚持那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多数时候,这对夫妇把“黑暗的东西”留给自己。维权多年,他们两人就是最佳战友,几乎没有吵过架,意见一致,就是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

不要说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圆满的答覆,我们也跟孩子一样,死不瞑目。

刘孟瑛说

“他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孩子,他的去世,我们心里面的那种伤痛,可能是……只有失去过孩子的父母,才能够理解。只要是为了他的事情,哪怕是我们倾家荡产,我们都不会觉得后悔。”刘孟瑛说,“不要说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圆满的答覆,我们也跟孩子一样,死不瞑目。”

困于生活的李艳也没有放弃。“肯定是斗不过他的,我们想给孩子讨公道,肯定很难的,但肯定要去争取。”她一连说了三个肯定。她今年43岁,认为自己以后还有时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为前一个孩子讨公道的时间肯定是有的。”

大女儿去世十年,李艳还是将孩子的生活照摆于家中,从来没有给女儿烧香拜祭。她说这是她的抵抗:“我从来没有给孩子烧香,烧香就感觉孩子真的走了,不烧香了,感觉她还在,她一直活在我心中。”

“肯定是斗不过他的,我们想给孩子讨公道,肯定很难的,但肯定要去争取。” 困于生活的李艳说,她还没有放弃。图为李艳和小女儿杨佳凝。摄:林振东/端传媒

回想2008年的悲剧,熊远英不愿意再提起细节。月芽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说,老师们都不敢在幼儿园里提及地震,因为熊远英的丈夫刘振荣“始终没有走出来”。

“我们作为一个弱小的群体,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熊远英缓慢而悲伤地说。

今年的5月12日是星期六,熊远英准备在5月11日,给月芽幼儿园的200多个孩子组织一次地震安全演习。“这就是最好的纪念吧。”

熊远英不想再说下去,起身走出办公室,“孩子们放学了,家长们都来了。”这也是一个下午。窗外,一大群嬉闹着的孩子涌向幼儿园的大门,那里,站满了微笑等待的父母。

(特约编辑张洁平参与川震十年系列策划及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端传媒实习记者刘家睿、卢凡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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