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还记得校舍废墟下的学生吗?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5-12,星期六 | 阅读:83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秦宽 2018年5月10日

回望汶川:那些校舍废墟下的孩子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成都的天蒙蒙亮,谭作人很早就起来了,时值2018年4月24日。

这天早上,谭作人打电话给快递公司,他将准备好的15份《关于开展512校难调查的公民建议书》塞到前来的快递员手里,叮嘱他“每送一份,是否送达,都要给我短信通知”。

如果顺利,这些《公民建议书》将送达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监察委、四川省人大、成都市人大等15个中央和地方部门。在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际,谭作人以此呼吁中央彻查当年豆腐渣校舍一事。他觉得,政府是时候启动一次权威调查,“让我们重新树起对法治的信心。”

但3天后,快递公司打来电话,通知他“所有信件都不能寄”。谭作人追问缘由,快递公司主管说他没写具体电话,也没写具体地址。谭作人觉得奇怪,过去两年在寄送同类信件时,只要写上有关部门网站上的公开电话和地址的信件,同样可被寄送。但这次对方却不由分说,“反正不能寄。”在被退回的5封信件中,只有成都市人大给出了明确的理由——”拒绝接收”。而另外10封,目前仍扣留在快递公司。

现实的艰难令谭作人强烈担心,维权行动将可能毫无寸进。谭作人觉得,在那场震恸中国、给一代人笼上阴影的巨大灾难进入10周年纪念日之际,仿佛一切正被迅速遗忘。“当然了,每个人都有遗忘的权利,”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我不能忘,”他表示。“我无论是情感上,还是道义上,都深深卷入了。”

2008年8月,谭作人与艾晓明釆访北川县城地震遗址,包括北川中学,茅坝中学等多所被地震重创的学校。 Courtesy of Tan Zuoren

1954年出生的谭作人,是四川著名环保人士和作家。2008年,他在网上发文质疑彭州石化项目选址决定,认为它埋下重大生态灾难隐患,引发大量关注。同年,汶川地震爆发,在官方给出三个不同的学生死难人数后,他与当地维权人士谢贻卉以公民身份独立调查遇难学生人数。二人在川内跨越几千公里,遍寻历经丧子之痛的家长,同时搜集川震校舍倒塌证据,列出一个长长的死难学生名单。震后第100天,他又与广州中山大学教师艾晓明合力拍摄《娃娃》,记录下被细弱钢筋和水泥掩埋的学生。2009年5月,汶川地震一周年,官方首次公布了死难学生人数为5335名。但谭作人至今认为,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

一系列公民行动最终为谭作人招来打压。2009年3月28日,独立调查进行到一半,成都公安突然以谭作人“多年纪念‘六四’活动”为由,将他从家中带走。2010年2月9日,谭作人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控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谭作人定罪后,外界的抗议和声援此起彼伏。艾晓明说,他在当今中国“重建着某种正在崩塌的东西”。同样为豆腐渣工程展开另一项调查的艾未未因谭作人被捕而愤怒,他说自己至少应该与他“同罪同罚”,他甚至闯入四川为谭作人作证,证明官方对谭作人种种指控皆不属实,却在当局的精密控制下被殴打到无法出庭。多年来,志愿者们不依不挠,前赴后继,将公民调查工作收尾。

2010年,谭作人案二审,谭作人妻子王庆华(左)与辩护律师浦志强(右)正在打电话通报案件审判情况,大批成都市民在法院外聚集。 Yang Jicai

谭作人说他曾在监狱里想过,出狱后,要联合体制内外一切力量做一个更权威的调查。然而,2014年3月27日,谭作人终于刑满释放时,才发现世势骤变,原来一切早已灯火阑珊。比如他与谢贻卉商谈重启公民调查,但谢贻卉觉得”这不现实“,官方态度早已明朗,谢在接受采访时说。因维权人士的各种困难与家长们的不同境遇,整个群体的维权意志早已不像2008年那样集中,而大环境也不像2008年那么友好。

据悉,2018年汶川大地震10周年前夕,四川德阳、绵阳等地的遇难学生家长继续在上访途中遭到高压维稳,人身自由受限,许多人心灰意冷。如今,似乎只有谭作人自己是那个死死执住过去,不依不饶的人。

未来维权难吗?“难。”要继续吗?“要。”谭作人害怕,如果自己都不坚持,为这个群体发声的人将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无法走出来?谭作人说,“因为当初一个‘不公正’套着另一个‘不公正’,而不公正继续压在我们的头上。”他语气执拗而坚定,“这个认识我是很清楚的……因为犯错的不是我。”

以下是访谈摘要,经过整理与删减。

问: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你觉得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答:10年的特殊性在于,这个事情确实拖得很久了,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来说,5年、10年都是比较大的纪念日,这个整数其实就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这个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它其实是一种指向性的意义。也许维稳官员在想,把这个10年拖过去,可以再拖10年,可以一直不解决。从维权的家长群体,可能也有人是在努最后一把力,但还有更多人选择了放弃。这是一个标志,实际上可能是思想和情感的交锋。

拼接起来的绵竹富新小学地震遇难学生照片。 Xie YIhui

问:2008年,你相识了一大批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的父母,10年后回看他们的维权行动,在战略途径上主要经过了哪些转变? 

答:在“抢险救灾”阶段,他们的行动是自然的,因为失去了子女而痛心。他们对学校的建筑质量有怀疑,理由是很多建筑都在几秒之内倒塌。他们很多人是建筑工人或者是包工头,建筑常识是有的,因此就进行了取证,在现场提取了钢筋,和一些建筑材料,发现娃娃死得冤。他们就想,政府应该出来给他们主持公道,而且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现场也表示过,如果确实有豆腐渣工程存在,政府肯定会追查到底。

2008年八九月份到之后的两年,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他们调查真相的诉求遭到了打压,而且很多人遭到关押、殴打,甚至被判处行政拘留,他们非常失望。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受害者了,(政府)还要对自己进行打压,很冤枉。中国人传统的思路,就是自发上访,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有组织地维权,通过上访,要求政府给一个交代。很自然地,他们就呈现了自组织状态,成为利益共同体。

但上访在中国的效果是很差的,也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出来以后,仍然是这种状态。于是,我给他们提建议,要在司法的轨道内解决问题。“512家长”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的访民,因为这本来就是公共事件,也是历史事件。如果能在司法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它具有象征性意义。所以,我建议他们“上诉”代替“上访”,上访会让它变成“维稳事件”,而上诉是一个合情、合法、合理的事件。我们每一个拥有民事诉讼权利的公民,都可以去上诉。

至于2012年之后,他们上访碰到什么情况,我没有经历,但我听说了一些。基本上,每年出来100多个家长,警察出来200多人,包围他们,折腾一天就算了,达不到任何诉求。

2016年,我提出“上诉”代替“上访”后,上访减少了一些。有些家长也试图去上诉, 但是法院拒绝了他们的诉状,不予立案,并且不给不予立案决定书,也不写不予立案理由。有些人迫于无奈,再一次走上了上访之路,并且年年都在上访。

问:最近两年,《公民调查》行动有新的进展吗?你原来的维权群体处于什么状态?

答:我出来之后,没有继续进行新的调查。在里面坐牢的时候,我设想过,出来后组织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体制内、体制外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我也找了艾晓明老师、艾未未,找了很多人,一起做一个比之前权威得多、更有说服力的调查,希望政府承认一个事实:确实存在豆腐渣工程,确实在自然灾害之外,存在某些人的过错和责任。

最后,大家觉得难度很大,组织不起来,觉得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再组织的话,可能非常困难。但家长的维权诉求仍然不断,后来很多家长来找我,提出他们的冤屈,说自己不仅失去了子女,而且被打压,成了当地的重点维稳对象。如果这个事情不搞个水落石出,没有最后的公正,那他们这一辈子也许都得不到平反,成了跟政府作对的、破坏稳定的人,他们想起这些,是尤其不甘心的。

2010年,四川地震灾区北川地区,死难学生家长手握丧生于地震中的子女遗像。 Ai Xiaoming

问:当时你刑满释放回家,再和这些家长接触时,他们呈现出哪几类诉求?

答:一开始,大家只纠结于“究竟有没有豆腐渣工程”,他们希望政府给出一个结论。在“上诉”代替“上访”后,有些家长发现,教育责任保险他们全部买了,但理赔没得到落实,希望和保险公司打官司,得到在校学生的教育理赔。这是根据《保险法》、《在校学生伤害处理办法》(即《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编注),都是有政策的,合法、合规又合理。但他们要求的教育保险理赔,没有得到落实,而且法院拒绝受理。基本上,没有一个(家长)是明确得到理赔的,部分是以慰问金、抚慰金的形式给了他们,而不是严格依照《保险法》的理赔。

对于失独家庭,优抚政策没有落实。2008年后,地方基层干部对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多承诺和政策,劝他们赶快结婚,赶快再生娃娃,这就产生了再生家庭的子女问题。地方基层干部劝他们结婚的时候,给他们说,今后你们生的娃娃由政府来抚养,教育、医疗都不用你们掏一分钱,但当他们的子女上学了,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再去找基层政府,(基层)基本上是说,国家要有统一政策,国家没有政策,他们也没办法。也就是说,这时候诉求比较多元化了,开始分化了。

还有一批家长不愿意再纠结了。他们给我说,不愿意再接受媒体采访了,不愿意再纠缠了,事情已经够痛苦了,但我要强调一点,这是被迫的,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他们已经不可能得到公正了,就要放弃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从废墟中找到的学生学习用品。 Courtesy of Tan Zuoren

问:当时你怎么应对他们的分化?你也始终坚持要彻查豆腐渣工程一事,为什么还要帮助家长们维权,政治环境有没有什么新的考虑?

答:他们愿意放弃的,我是充满同情,我从来不劝说他们继续,我从来不劝说任何一个。这些年,我本来也没有组织所有的人。有些家长来找我,问我应该怎么办——“没有任何人管我了”、“媒体也把我们抛弃了”、“社会也不再关注了”、“地方政府把我们当成管治分子,危害稳定”……我觉得他们非常冤屈,就给他们提出建议,积极上诉,给他们强调“政治机会”——对当初高压维稳承担责任的人,不管当初的理由有多么充分,大部分直接责任人已经在坐牢了,周永康、李春城等等。甚至当年在(四川)省政府会上明确地说“没有豆腐渣工程”的副省长魏宏也下台了。

那么,家长们应该能够解决心结,这么多年来,这是一个机会。但如果方法是错误的,会得不偿失。如果方法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和平有序,那么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

问:你指的是什么合法的方法?结果怎么样?

答: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对地方法院提出要求,不能用任何理由拒绝受理民事诉状,如果受理之后不进入下一个程序审理,必须在7个工作日之内给予书面答复,就是不予受理决定书上面,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这叫做程序正义。基本的司法程序,地方法院没有履行司法程序,仍然拒绝受理。而已经受理了的,退还他们诉状的时候,没有给予不予受理决定书,也没有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当地立案庭庭长,什邡市法院的一位副院长非常无奈地说,这个事情他们管不了,甚至建议家长继续上访,这是整个体制的一个肢体和细胞。但我想,法院的功能是独立的,不能依照别人的意见或旨意去办事,这是一个基本要求,这些职能行为与政治没有关系。但最后它没有履行,只能说是法治的悲剧,因为只有法律才能来主持公道,法院是最后的公道。

2009年1月,谭作人在地震灾区周围做公民调查,搜集豆腐渣工程证据,并统计死难学生人数。 Courtesy of AI Xiaoming

问:2012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你们有没有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

答:2016年,我提出由“上访”变“上诉”的时候,5月12日到5月19日这个区间,也有过乐观的时候。曾经,什邡市地方法院接受了郭光荣先生(儿子生前在什邡富新第二小学就读)的诉状,但很快又退给他了,我们感觉到,法院的工作受到了一些干扰。案子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进入审理,在退还的时候,没有给他不予受理决定书,也没有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就我个人的行动而言,官方没有任何回应。2016年,我向最高领导层发出《公民建议书》,给四川省人大、成都市人大,以及党政机关都发了过去,但没有任何回应。唯一的回应,是四川省人大给我打电话,说这东西没地方送,他们都不接收,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就地封存吧。

问:习近平时代,通过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能感觉到一些历史冤案被平反是有希望的。虽然这些案件与四川豆腐渣工程不一样,在你看来,它们的平反会让你们的维权行动看到希望吗?

答:我不清楚他们(官方)的想法,甚至不清楚它们(案件)的意义所在。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希望和看法:从1978年开始,先是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然后才有改革开放,才换来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那么就说明,敢于正视错误、敢于纠正错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阻力会有这么大?根据我的经验,我有我的判断,但不方便在采访中说。如果把这些人的作为,和政府形象联系在一起,会有损政府形象,不能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政府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人的作为,客观上也是在损害政府形象。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从废墟中找到的学生学习用品。 Courtesy of Tan Zuoren

问:如今的大环境不像2008年那么友好,你会为你们未来的维权行动担忧吗?

答:肯定担心,所以我还是主张“低对抗”,而不是“强对抗”,不是那种“搞得大家你死我活的”。“低对抗”就是充分考虑时间、机会、对方的立场和考量,如果对方考虑合理的,我们也接受。比如,对方要求我敏感日不出门,我也同意。其实民主就是妥协,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问:如今10年后回看,你和家长们的维权经历留下了哪些抗争经验?

答: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是,如果说任何事情是和平、理性、有序的,甚至是善意的,那它目标的达成和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时间是可以证明的。

这些年,做维稳工作的人经常对家长们说,你们不要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家长们说,“我为自己娃娃讨公道,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去追求公平正义,我怎么会成为汉奸?”实际上,污名化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这是上个世纪的斗争哲学带给我们的毒素,到现在还没消除干净。

这些年,抗争的经验和意义在于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他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儿。他也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依靠法律,而不是其他的手段和方式。至于公民的各种维权运动,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秦宽,中国大陆记者,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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