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罪大于功,教科书对它的称赞有问题

来源:短史记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5-10,星期四 | 阅读:135

来源: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图:中学历史教材对《四库全书》的介绍

对于《四库全书》这个名字,中国人都不陌生。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对它的详细介绍:

“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最为浩繁,总计近8万卷,约有7.7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献典籍,堪称前所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

这种评价,是错误的。

该全书乃“专制淫威之遗迹”

1、“访求遗书”的目的,是为了筛查“违碍”记述。

乾隆1772年以“稽古右文”(意即,考察古代事迹,弘扬文化)为名,下诏“征书”,要求各地“访求遗书”,上缴京师。

由于顺治以来,清廷屡兴文字狱,各地读书人对于乾隆的征书之举表现地极为谨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无人献书。

读书人疑虑的原因,乾隆心知肚明。于是又打出修《四库全书》的名义,一面严令各省督抚加大搜书力度;一面下诏申明,即使所献之书中有“违碍”内容,亦不予追究。

乾隆曾声称,自己乃光明正大之人,决不会借访求典籍的机会搞文字狱:

“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

但他同时又威胁说,自己如此光明正大地承诺之后,若仍有人拒绝献书,以后发现他所存书籍有“违碍”字眼,那就别怪朝廷从严治罪了:

“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目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捩转不小矣。”①

在这种压力下,全国各地,尤其是乾隆最挂心的江南地区,开始大规模献书。

至1774年为止,乾隆征收上来的书已达1万余种。

图:纪晓岚因负责编纂《四库全书》而闻名

2、为“寓禁于征”,乾隆直接要求各地搜查禁书。

乾隆并没有就此把精力转向《四库全书》的编纂,因为他对已经上缴的这批书很不满意——有违碍内容的书太少了。为实现“寓禁于征”,乾隆下诏,直接要求各省搜查禁书:

“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低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

此后,乾隆不断下诏扩大查禁范围。从记录明末史事的笔记、野史,一直到涉嫌丑化清廷的时人著作、戏剧剧本,乃至康熙御批过的图书,都统统查禁、销毁。乾隆亲自主持的这场禁书活动,持续至《四库全书》修完都未结束,其间牵涉重大文字狱40余起。

禁书活动的“战果”颇丰。仅1787年一年,浙江巡抚就上报应禁图书538种。违禁图书不仅要焚烧,还要毁版,1780~1781年朝廷收到书版15759块,直接送往琉璃厂当柴烧。按照近代学者邓实、姚觐元等人的不完全统计,乾隆借征书为名,共禁毁书籍3000余种。②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藏书人畏祸而自行毁掉的图书。

3、《四库全书》乃“销毁书籍之残余”,所收图书只占传世古籍的一小部分。

《四库全书》总共收书3462种,存目(只收录书名及介绍)则有6793种,后者是前者的两倍。修书期间,又有至少2929种图书(其中2453种被全毁)被禁毁,几乎和《四库全书》所收图书数量相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编纂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补录乾隆以前所出,有价值而《四库全书》未收的图书,及《四库全书》成书之后所出的图书,总共3万余种。③

由此可知,《四库全书》所收图书,只占中国古籍比较小的一部分。该书的本质,正如著有《四库全书纂修考》的郭伯恭所说:

“《四库全书》谓为清帝逞专制淫威之遗迹也可,谓为销毁书籍之残余也可,实不必以天下瑰宝视之。” 

教科书称其“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献典籍”,实在言过其实。

图: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

所收图书遭大量篡改,且有极多抄录错误

那3462种“幸运”的图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后,也产生了种种问题。

1、乾隆要求《四库全书》的内容要“悉归雅正”。

为满足统治需要,乾隆指示四库全书馆,在编书时:

“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

如何才能“悉归雅正”?当然只有篡改原书。

以纪晓岚、于敏中等为首的《四库全书》编纂者,秉承上意,对所收图书的“违碍”内容大肆删改。学者陈登原在其所著《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将《四库全书》对原书的删改,分为五大类:

直接忌讳之抽毁。

托辞道德之抽毁。

以人废言之抽毁。

为利己之道德而篡改。

为利用其书而篡改。

这些删改致使很多书面目全非。

因“女真”“胡虏”“匈奴”“蛮夷”等“直接忌讳”被删改的图书最为多见。乾隆在原翰林毛奇龄所著《词话》中,见有“清师下浙”几个字,严厉斥责:

“毛奇龄系康熙年间翰林,书内著载我朝时事,理应称或大兵、王师等字样,乃指称清师抬写,竟似身事前明,未经在本朝出仕者,谬妄已极。”⑤

当即下令四库全书馆将其“改正”。

在《辽史》《金史》《元史》中,一些人名音译,如“秃罕”“兀都蛮”,因语含歧视、贬义,被改为“图罕”“谔都玛勒”。

北宋人晁说之的一篇《负薪对》,被删改数十处。原文“金贼其何厌,敢肆求黄金重币”,被《四库全书》改为:“我之所以奉金人者,黄金重币”。

岳飞《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竟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最为荒诞的是,辛弃疾《永遇乐》“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一句中,“寄奴”本是宋武帝刘裕的小名,也被《四库全书》改为了“宋主”。

民国学者傅增湘对照《三朝北盟会编》等书的原本和《四库全书》本后,评价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是要让“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⑥

2、全书错讹过多,乾隆多次震怒。

除对原文大量删改外,《四库全书》还存在严重的校对问题。编纂《四库全书》,前后历时14年,参与编纂、抄写、校订的人员,总计有4200多人。人员庞杂,以至错讹极多。如王燕绪等四位总校官,都曾被计过数千次,屡屡受罚。

1792年,乾隆翻阅《四库全书》中的《法言》一书,发现有错讹,大为震怒:

“详校官既漫不经心,而纪昀系总司校阅之事,亦全未寓目,可见重加雠校,竟属虚应故事。朕每几余披览,其书内有一二字错落,令军机大臣随时改正者,不一而足,因尚系寻常讹脱,不加责备。今篇内甚至脱去二行,纪昀等实难辞咎,宁不自如渐恧耶!”⑦

后来虽经几次重校,《四库全书》的错讹之处依旧改不胜改。但由于该书乃是乾隆“钦定”,书成后再发现错误,也已无人敢提出更正。

了解这段史事的民国学者们,大都反对重印《四库全书》。如顾颉刚说:

“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世界上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

在《四库全书》所收图书中,除300多种为孤本外,其他古籍不仅都有更好的印本传世,现在很多还出了精校本、校注本,方便人们使用。

教科书上称赞《四库全书》“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实属夸大之词。

最大价值,止于保存了300多种孤本

当然,《四库全书》也不是全无价值。其最大的价值,就是上面说过的,保存了300多种古籍孤本。民国学者洪业说,除这些孤本外:

“其余三千余种,大都徒具充栋之壮观而已,毋需多费纸墨焉。”

意即《四库全书》中90%以上的书籍都没有重印的必要。

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四库全书》也曾对学术发展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各种古籍还很稀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库全书》,为高校文科专业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料。但这只是救急之策,如学者王学泰所言:

“出版《四库》作为救急的权宜之计还可以,长久地把它当做一件学术工程去做,恐怕会贻笑学术界的。”

至于《四库全书》的辑录之功,也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么重要。比如《旧五代史》早已散佚,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才重新辑录成书的。经陈垣比照发现,该版《旧五代史》同样因忌讳“虏”“戎”“乱华”等词,做了大量删改,呈现的并非原貌。⑩

综而言之,乾隆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禁毁的图书,远远多于《四库全书》保存下的孤本。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四库全书》是罪大于功的。

图:南京图书馆花费1500万元,复制了一套《四库全书》(文津阁版),要占用300平方米的地方

注释

①⑥⑩陈四益:《读<四库全书>档案札记》,收录于《丁丑四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8—162页;②曹之:《中国古代图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③曹书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④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09—133页;⑤⑦王作华:《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兰州大学2004年;⑧肖东发、周心慧:《<四库全书>影印质疑》;⑨王学泰:《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平人闲话》,同心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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