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要求信息公开遭警告 “北大”成敏感词

来源:BBC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4-25,星期三 | 阅读: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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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版权 WEIBO  北大校园出现声援岳昕的大字报

“面对她(母亲)的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威胁,我的内心在滴血。”4月23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岳昕的一封公开信,将北京大学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该事件是北大沈 阳事件的后续——较早前,北大毕业生李悠悠在网上刊文,实名举报时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沈 阳性侵其闺蜜高岩,并传播她是精神病的谣言,导致其自杀。

岳昕等八名北大学生,向学校申请公布当年校方调查事件的细节,为此多次遭老师、领导约谈。4月23日凌晨,校方联络岳昕母亲闯入宿舍将她带回,据岳昕称,校方向其母歪曲事实,导致其母情绪崩溃,母女关系近乎破裂。

虽一再遭删帖,但岳昕的公开信在微信等社交网络仍广泛流传,引起一些北大学生及其他网民热议。23日晚间,北大三角地出现声援的大字报,署名“湖底群魂”。

大字报在数小时内即被保安撕去,但在网络上,“北大”一度成为无法搜索的敏感词;跟据独立人士运营的网站“自由微博”(Freeweibo),截至24日下午,“岳昕”仍在实时热搜榜首位,“北大”居次。

岳昕的公开信、三角地大字报的照片与“#湖底群魂”关键词,在删帖潮下仍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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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点闯入宿舍

4月9日,包括岳昕在内的八位学生向北京大学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北京大学公开讨论沈 阳师德的会议记录、公安局调查结果、沈 阳公开检讨的内容,八名学生为此多次遭学工老师、领导约谈。岳昕在公开信中称,“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

4月20日,包括岳昕在内参与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收到校方回复,但结果令其失望。学校称,讨论沈 阳师德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沈 阳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也没有找到。

事情并未就此平息。据岳昕在公开信中的描述,4月23日凌晨一点,“辅导员和母亲突然来到我的宿舍,强行将我叫醒,要求我删除手机、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时间相关的资料,并于天亮后到学工老师处做出书面保证不再介入此事。”

“学校在联系母亲时歪曲事实,导致母亲受到过度惊吓、情绪崩溃。因为学校强行无理介入,我和母亲关系几乎破裂。二十年孺慕情深,我爱我的母亲。面对她的嚎啕痛苦、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我的内心在滴血。在她的哀求下我只能暂时回到家中。”

“但原则面前退无可退,妥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别无他法,只有写下这篇声明,陈述原委。”

对该事件的发生经过,北京大学有不同的版本。北大外国语学院辅导员王艳超23日在北大内部论坛“北大未名”发帖称,“出于对岳昕同学的关心”,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岳昕,一直没联系上,晚上11:27,得知她还未回到寝室,后给岳昕同学的妈妈打了电话,后者很着急,来到学校,“我陪着她一起到寝室”。因担心影响其他同学休息,岳昕母亲决定和她一起回家。

当天,北大外国语学院发布情况说明,内容与王艳超的说法一致,并称,“我们始终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权利、努力保障每一位同学的合法权益。”

图片版权 Peking University  北大外国语学院发布声明称,”我们始终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权利、努力保障每一位同学的合法权益。”

北大同学声援:“两个北大”的斗争

在“北大未名”论坛,学生回帖质疑上述情况说明。对于辅导员凌晨和母亲进入宿舍,有同学留言称,“最怕突然的关心”;认为情况说明“避重就轻,‘出于对某某同学的关心’具体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23日晚间,北大校园一个信息公开栏上贴出大字报——《声援勇士岳昕》。文中称,“我们这些匿名者,敬佩岳同学具名上书的勇气,更钦佩她临事不惧的正气,而有司诸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岳同学最怕的是,对不起百廿年前的五四先辈,毁了精神上的校庆,而你们最怕的是‘出乱子’,毁了作为政绩的校庆,我们于是想问,这到底是谁和谁的斗争?这是‘两个北大’之间的斗争。”

大字报落款为“湖底群魂”,贴上不久即被工作人员摘掉。

北京大学在1953年把校庆日从12月17日,改为5月4日,因为1919年的这一天爆发了“五四运动”,成为学生反抗强权的标志运动。

岳昕事件前,据《南方周末》报道,4月7日,北大数院大四学生邓宇昊公开申明,要就1998年高岩事件向北大申请对事件相关教师沈 阳进行处理的校务信息公开。

邓宇昊表示,北大“恰逢百廿校庆,如果大树里有虫,把虫揪出来是对大树最好的庆典献礼。”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在中国的大学中,学生处于非常弱势的位置。

岳昕是谁

岳昕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2014级学生,主修印度尼西亚语,经常在公众号撰文及投书媒体,一年多前,她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自我审视 | 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曾在网上引发讨论。

文中她称,自己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京中产阶层家庭,“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

但她把这一切都归于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我时常感到自己是负有原罪的人……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尽力地完善自己,努力地为这个社会变得好一些而做一点点事情,很大一部分动力都是来源于这种深重的不安与愧疚。”

前《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曾与岳昕有交集,事发后他撰文称,“在我的认识里,她(岳昕)是一个认真积极地思考和行动的女孩,有着自己的智慧和策略,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乐观,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对抗者,更不可能是被莫须有的势力利用的人。”

岳昕在《自述》文章最后称,“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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