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芯片迷思当止

来源:不政确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4-24,星期二 | 阅读:255

作者:刘远举  来源:不政确

美国封杀中兴,中国舆论场中,芯片元帅升帐。

美国人封杀中兴,但并未封杀华为、小米、OPPO等,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封锁。然而,这仍引发了许多中国人虚幻的屈辱感,于是事情变为:美国封锁中国,中国各层面舆论都在群情激奋的大谈芯片。很多人甚至迁怒与其他行业,说国与国的竞争,靠共享单车、外卖不行。言下之意,国人浮躁,只看重短期赚钱,忽略了技术积累。

国家竞争?

这种国家竞争的说法,一定角度,是成立的。但同时,也暗藏前提,有偏颇之处。瑞士、丹麦、冰岛、新西兰、加拿大,当下的国际分工中,都没有自己的手机芯片。然而,这些国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也保证了他们不会受到外界威胁。他们不是国家竞争中的失败者,而是优胜者。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他们并不需要完整的拥有这一切,依靠国际贸易即可,他们并不感到屈辱与失败。

实际上,中国远胜这些国家。中国的战斗机、导弹、汽车、高铁、光伏,乃至互联网的商业创新模式,已经可以说占据了国际产业的高端。所以,很大程度上,当下舆论迷恋的所谓往产业链高端走,与其说指的是高端,不如说指的是高端、且全面。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毕竟,英法德这些发达工业国家,也没有完整的技术树,即便是美国,其芯片也依赖于国际分工。

渴望获得完整的科技树,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西方对抗,用道义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关系,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非正义与正义区分国家。改革开放后,这一套不用了,改用丛林法则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在这套理论中,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道义,只有弱肉强食。实际上,当下国际关系,虽仍然有丛林法则的色彩,但也并不是野蛮的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时代。所以,两种对世界的阐释,都不真实,但潜在的,都指向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渲染一种并不真实的屈辱感。这正是国家竞争这种说法,暗藏的危险前提。

所以,说到底,意识形态对抗,导致了技术封锁,从而使得完整获取技术树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产自力更生的产业链迷思,而芯片迷思,则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赶超!赶超!

自力更生,本质上,是产业赶超。

赶超有多种途径。最市场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般都是从产业链低端开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上并不通向全面、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满足全面抗衡的目标。所以,市场化的赶超,并不能满足中国短期、全面的大国崛起的赶超目标。

另一种是弯道超车,即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利用对技术同样的不确定性,或仅是成熟技术的组合,或商业模式,一举超过。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是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国做得很好。

还有一种就是,以补贴等产业政策,去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甚至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把资源廉价的、密集的投向某个行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形象的说,是直道强行超车。某种程度上,当下舆论呼吁的,似乎能满足芯片迷思的,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国崛起的,就是这一种。

太阳之下无新事。直道超车,早已有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比重很小。苏联政府采取了,不允许市场机制,利用国家垄断地位,扭曲工资、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价格,进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用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通货膨胀、牺牲当前消费、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发展重工业。苏联的赶超取得了成功,但却同时造成,工业体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这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苏联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机,西伯利亚的人就可以赶到莫斯科去排队买面包,然后当天返回。在不断的赶超战略之下,苏联误判,被美国诱导进入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赶超之中,终于崩溃。

中国的赶超历史则更加沉重。

1949年之后,原本既定的长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被快速结束,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扭曲要素价格,压制消费,使产品与要素流向重工业部门。在“百花齐放”,继而反右扩大化的“阳谋”压制了不同言论之后,1958年底,中国的赶超战略开始了令人惊惧的一跳。

1958年,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这激怒了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反冒进”并勒令周恩来写检讨,周恩来泪洒检讨书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用工农群众运动的狂热,去推动“大跃进”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的神圣目标。几乎就在同时,“大饥荒”出现,大跃进失败。这不但导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决裂,也导致了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文革接踵而来。文革中,中国工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造不如仿,仿不如买”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

作为这个路线的成果,国产万吨风庆轮成功远航欧洲返回后,被大肆宣传,20多万人上船参观,更被用来批判“洋买办”、“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与邓小平提出的买船政策。不过,邓小平则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是坐的万吨轮船。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赶超史。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从赶超战略中走出来。

放弃赶超战略之后,中国用市场化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更强调民生、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多了,消费也多了起来,随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体系。此后,仅仅20年不到,中国钢铁产量在90年代末达到世界第一,并从此一直保持,其产量比2-8位的国家的总量还要多,产能过剩反而成为头等难题。2012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3大世界造船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

在计划经济时期,赶超战略之下,即便砸掉铁锅,饿殍倒地,也未能获得如此产量。而放弃赶超之后,中国却快速发展。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赶超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可以更快一些。然而,历史并不远,可人们已经在迫不及待的忘记。

补贴是有效的吗?

企业是以利润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没有企业愿意搞芯片,从业者工资低,不是因为没情怀,或中国人太浮躁,而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全球自由贸易分工,科研体系,乃至长期产权安排,都不倾向于自己搞芯片。市场经济自有规律,当中国技术、经济,制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会做。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生态逐渐建成,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发展日趋均衡。当然,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升级,是相对缓慢的,远不如倡议产业政策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能扩大部门权力与预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识别产业优势、因势利导的新结构主义,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张维迎的市场理论总有着微妙的危险。

补贴、产业政策当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终存疑。当然,以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业输血,不会伤筋动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拟芯片等领域全面直道赶超,并不见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间站,火箭,导弹这样的国家工程,而是讲性价比、良品率、利润的市场行为,在这些目标导向之下,美国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完全独立的芯片体系大概率的会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政府补贴,且需要长期持续,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作为依托、也需花钱。那么,挤占其他领域的民生预算,也必然难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该按市场化原则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发财了。用砂纸抹掉外国公司logo的汉芯丑闻不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造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已不了了之。显然,没有补贴,私人资本投资的企业断不会这样自己骗自己。

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且充满风险。显然,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透明、公开的科研体系,远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涉及更加基础的制度。所以,某种程度上,芯片如果是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它同样是一系列制度的结晶。

产业政策、补贴的另一个问题是,必然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必然包含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用非市场方式,试图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树,往小处说,是小农意识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往大了说,体现出的是,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不信任,必然会引发外界的进一步反弹。

大国小民

饥荒结束之后两年,也就是1963年,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赶超战略阶段,物质贫乏、充斥着各种票证;他成年后,则经历了快速丰裕起来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两种对比,使他在自己风靡世界,描述人类与外星人抗争的小说《三体》中,这样描述人类的技术赶超:在技术赶超带来的大低谷之后,人类放弃了赶超,转而专注眼下的生活,但技术进步却飞快的出现了。是的,即便刘慈欣可以看做是“工业党”,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怀,但他仍然写出了著名的: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毕竟,经历过物质贫乏才能明白,人的岁月静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所以,芯片迷思、赶超战略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家与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在并不真实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国舆论已经丧失了从个人、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动辄的大国视角,家国情怀。也正因为如此,这几天的舆论才会把大国的怒气归咎于小民的衣食住行。

然而,老百姓“饿了么”要吃饭,永远不是错。外卖、共享单车、网约车、街边的小餐馆,这些东西,在一定角度,并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们是市场经济模式导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场经济带来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绩效合法性。中国这40年的快速发展,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是放弃重工业赶超的结果。实际上,抛掉宏大目标,关注日常生活,寻求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的动机,才是经济发展,技术经济的真正动力。美国60年代半导体初起之时,是如此;撑起美国芯片产业的仙童公司的八个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如此。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狂热的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却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把国家奉献给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而不是把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奉献给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家竞争中真正的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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