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久违了,这么简单粗暴的深情

来源:凯迪网络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3-7,星期三 | 阅读:188

文/按倒放血

《三块广告牌》

这部貌似三观不正的电影,实际上从头至尾都流溢着人性的温暖。这种简单粗暴的深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所不同的是,《菊次郎的夏天》里只有一个有爱的混蛋,而《三个广告牌》却塑造了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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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三块广告牌》,我就决定要聊聊这部电影;今天我重看了一遍,再次感觉不得不写。有些电影就是这样的,你无法在散场之后,将其同爆米花桶一起丢在影院里,你会和同伴讨论它,向喜欢电影的人推荐它,你会时不时地想起片中的人物、画面、台词和配乐。

大约由于常年被好莱坞大片洗脑,我在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的前半个小时内,内心不断掠过一种陌生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该是这样吧”。这种陌生感并非来自电影的影像技术层面,而在于它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编织的情节,它和我们平时看惯的好莱坞影片迥然不同,以至于让人在惊喜之前,必须感受一点惊吓。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米尔德雷德的女儿在七个月前被奸杀,警方一直都无法破案。米尔德雷德在绝望中,于女儿被抛尸的地点租了三块废弃的广告牌,在上面刷了三行大字:“强奸致死”“至今没有抓到凶手”“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长”。可事实上,警方对此案也是束手无策,没有目击者,DNA比对也没有结果。而威洛比警长在小镇声望很高,备受尊敬,且他已经罹患癌症,只有几个月好活。从此,米尔德雷德和当地警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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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真正世界级大导演都自己写剧本。马丁麦克唐纳也许算不上最好的导演,但他有成为最好导演的潜质,因为他绝对算得上最好的编剧。这个英国籍导演以前是编音乐剧的,在伦敦西区赫赫有名,26岁时就获得过影评人戏剧奖的“最有希望编剧”。因此,在《三块广告牌》中依然能看到舞台剧的某些痕迹,比如鲜明的人物性格,夸张的肢体动作,密集的冲突设置以及哗众取宠的对白。好在这些疑似舞台剧的特点,恰好是影片致力追求的效果。这个电影所表现的就是美国南方“红脖子”们的爱恨情仇,这些红脖子保守顽固,个性粗豪,爱恨简单,敢想敢干,他们有时很操蛋,有时又很可爱。特朗普靠红脖子们的支持爬上了总统宝座,也让红脖子文化重新流行起来。《三块广告牌》十分讨巧地迎合了这种红脖子精神,换回几个小金人自然不在话下。

多说一句,美帝这个国家的“根”在哪里?其实就在这群红脖子身上,他们勇敢坚强,有开拓精神,永不低头,死磕到底,正是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压迫下创建了美国。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将美帝的红脖子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倒没有什么国际主义精神,马丁麦克唐纳本来就有爱尔兰血统,而红脖子基本都是爱尔兰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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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块广告牌》是马丁麦克唐纳的第三部长片。他的第一部长片《杀手没有假期》就广受业界好评,但随后的《七个神经病》由于过于任性的作者意识,导致毁誉参半。《三块广告牌》应该是他最成熟的作品,兼顾了作者电影的风格化和普罗大众的价值取向。马丁很擅长塑造有点神经质的边缘人物形象,也善于编织饶有趣味的小细节。他的编剧风格介乎盖里奇和昆汀塔伦蒂诺之间,有饶舌的对白,有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情节,更重要的一点是,都有那么一股吊儿郎当混不吝的气质,或者说是“政治不正确”。

较真起来,《三块广告牌》政治不正确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它攻击JC,侮辱教会,丑化军人,调侃黑人和同性恋,它宣扬暴力,宣扬私刑,肯定自杀行为,它充满粗口,亵渎亲情,家庭成员之间经常互骂“婊子”,乍看之下,这部电影简直太糙了。如果美帝也有广电总局之类的审查部门,这部电影搞不好会成为禁片,但有趣的是,用美帝的价值观放大镜能看出毛病,换中国人的眼光看大约就没问题,所以我们大陆引进了此片。我没去电影院看,不知道有没有配音版的,有点好奇电影台词里的那100多个FUCK是怎么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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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讲真。这部外表很糙很粗鲁的电影,有着非常典型的美式主题,即救赎。一个走不出女儿被害阴影的绝望母亲的救赎,一个身患癌症未能破案的绝望警长的救赎,一个有暴力倾向和恋母情结的绝望警察的救赎。救赎这个字眼虽然带着浓郁的宗教意味,但电影压根就不想求助于宗教,它美化了威洛比警长的自杀,就是对宗教救赎的蔑视。唯一能化解这些人心底绝望的东西,就是爱。这种爱不是来自宗教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大而化之的概念,而是源自人类本心的对亲人之爱,对朋友之爱,对家园之爱。这种情感才是美国红脖子们在一代代的拓荒冒险,挣扎斗争中无法舍弃的精神支撑。电影高明地将这种深沉的情愫裹挟在红脖子们粗野的言行中,既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效果,又在不经意的流露之间,构成反差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比如在威洛比警长审问米尔德雷德时,本来双方的情绪是完全对立的,威洛比警长突然咳血,喷了米尔德雷德一脸,两人一下子都惊呆了。威洛比赶忙道歉解释:“我不是故意的,这是意外。”而一秒钟前还又臭又硬的米尔德雷德,瞬间变回一个母亲,站起身轻声安慰道:“我知道我知道,宝贝。”

比如警察狄克森在威洛比警长自杀后,为了泄愤,将广告公司老板一顿暴打并从二楼扔了下去,这般暴行仍能够躲过诉讼,并最终得到对方的谅解。他自己也在米尔德雷德烧警察局时被大面积烧伤,当米尔德雷德说出是她烧了警察局时,后者只是无奈地一笑,说:“好吧,还有谁会做这么操蛋的事。”这种好像神经大条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仅透露出红脖子们豪迈爽直的性格特征,也反映出老派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即在底线之上则无限宽容,越过底线则有仇必报。应该说,这种价值观在审美领域还是大有市场的,尽管与现代法治要求似乎稍有出入,但精神实质却与美帝法律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是一致的,也非常符合美国南方强悍粗犷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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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抛开电影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索,仅仅从叙事层面来观照这部影片,会发现它塑造的几个主要角色都是很有爱的,不过这种深沉的爱被他们痛苦的遭遇暂时掩埋而已。这部影片就是带着我们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去找回这些被丢弃被忘记的深情。像威洛比警长说的,只有爱才能换回内心的平静。像米尔德雷德前夫的女友说的,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这部貌似三观不正的电影,实际上从头至尾都流溢着人性的温暖。这种简单粗暴的深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所不同的是,《菊次郎的夏天》里只有一个有爱的混蛋,而《三个广告牌》却塑造了一群。

影片结尾,米尔德雷德和狄克森驾车去追捕那个奸杀女儿的嫌疑犯,尽管电影结局是开放式的,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个嫌疑犯与安琪拉之死没有关系,但我们仍可以从影片的暗示中,猜测到他就是奸杀安琪拉的凶手,不过被军方保护起来而已。当然这无关电影的主旨,只是我刷了两遍后一厢情愿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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