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心王,十字军东征,和普通法系的起源

来源:政见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1-17,星期三 | 阅读:62

文/蓝培源

普通法系的传统何时在英国落地生根?就此话题,学界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但各个学派都同意,约在十二世纪后半期和十三世纪前半期,英国皇家司法院的能力得到了显著增长,变得更高效,更专业化,也更能回应普通大众的诉求。这成为了之后英国司法体系发展的起点。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一变革?法国图卢兹高级研究所的博士后Hannah Simpson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给出的答案是:政治领袖对财政收入的渴求。 当政权面临生存危机时,执政者需要在短期内募集大量资金。但是,直接提高税率可能会引发人民的反抗。因此,投资建设法律系统,并通过出售法律服务的方式筹钱,就成了领袖们的上上之选。这样做不但能获得丰厚利润,还能赢取和巩固人民的支持。

1.弱政府如何拥有强法律体系?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过程中,司法能力和财政能力的提升必须并肩同行, 一个新建立的国家,首先需要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来维持司法体系的运作。运作良好的司法体系反过来又能为国家行使财政能力保驾护航,支撑长期经济发展。这个论点的另一面是,如果一个政权面临着严酷的生存危机,无法确保未来税收收入的稳定性,那政府便毫无动力去进行司法体系的投资和建设,因此,该国将会一直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法制水平,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会很成问题。

Hannah Simpson提出,政府谋求短期生存的强烈意愿,加上较弱的财政能力,反而会推动司法体系的发展。她认为,传统观点并没有考虑到的是,一个强大的司法体系不但能带来高额收入,还能让民众从中获益,增加他们对政权的拥护。身处危机之中的政府会更容易意识到这点,并在度过危机之后继续依赖这种增收方式。利用英国金雀花王朝时期的一桩政治事件,她巧妙地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检验。

2.理查一世被俘记: 司法体系如何拯救狮心王

著名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任国王。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他和萨拉丁的龙争虎斗,早已是历史上的传奇。理查一世的父王,金雀花王朝的缔造者亨利二世,为英国的普通法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在他之前,英国皇家司法院提供的服务仅仅能照顾极小一部分人群,并且价格昂贵,在各个地区的资源分配也极不平均。亨利二世即位之后,重启了巡回审判制度,使得法院开始承担原本归属于国王的国家和地方治理职能。其权力范围甚至延伸到财政,监察等领域,涵盖了诸如处理犯罪、解决财产纠纷、办理执照,以及收取遗产税等各项业务。

从父亲那里,理查一世继承了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治系统,和初生的的司法体系。但在继位六个月之后,理查就投入到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准备之中,开始通过卖地卖官等方式筹集资金。当他带兵出征之后,国内的日常事务由内阁负责管理。然而,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他的弟弟,后来的“失地王”约翰的野心,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1192年,理查一世结束了跟萨拉丁的史诗之战,起身回国,却没想到,在途经奥地利的时候,遭到了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的绑架。随后,狮心王又被转移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手中。亨利六世当时正在焦头烂额地应付着国内的两股叛变势力,急需金钱支援战争。因此为理查开出了十万银币的赎金价码。得知这一消息,英国国内一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而约翰则立刻开始了他的夺权计划。

一方面要支付理查的赎金,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王室威信,把民心推向约翰一边,对于理查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和英国政府来说,这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所幸,他们最后还是想出了办法。在王室的授意下,英国皇家司法院开始在英国各地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并推动对个人财产和商业利益的保护。

王室的这一策略,可谓是一石二鸟,既能在短时间内募集大量资金,又可以赢取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打击约翰潜在的支持者。利用十二世纪的英国王室财政卷宗(pipe rolls),Hannah Simpson发现,在理查一世被绑架之后的几年中,皇家司法院在英国国内提供了更多的法律服务。在容易受约翰势力影响的领地尤其如此。但无论是在更早还是更晚的时期内,类似的现象却均未出现。

而且,司法院的手腕非常巧妙。在跟约翰关系密切的地区,人民在享受了更多服务的同时,应缴的罚款和费用反而减少了。在对王室较为忠诚的地区,司法相关的收费才有所上涨。此外,法律服务供应的增加,跟一个地区的治安情况没有关系。历史记录表明,皇家司法院更多插手的,是跟当地土地所有权和商业利益有关的纠纷,其处理的犯罪案件数量并未上升。

3.英国的成功难以复制

最终,英国王室凑出了神圣罗马帝国要求的赎金。狮心王平安归来,并很快粉碎了约翰的夺权阴谋。随着内忧外患的消失,皇家司法院的活动频率逐渐降低。但是,这一时期对英国司法体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司法部门的职能扩张,力量增强,并成为了私有产权的坚定维护者。

Hannah Simpson指出,从 1193到1203年,各方面的指标都显示,英国的司法体系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越来越深入民众。首先,王室财政卷宗显示,英国各郡在法律事务上的开支不断上升。其次,司法院处理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但是卷宗中出现的法官名字却在减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司法部门任用了很多半专业的法官。他们协助职业法官判案,但名字却未被卷宗记载。再次,皇家司法院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愈发独立,专职的律师团体得到了承认,并代表司法院行事。最后,大众接触到法院的机会更多,打官司不再是富有者的特权。十二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法庭记录的土地转移案件显著增加,但是所涉土地的面积和价值却变得更小。

如果强大的司法体系既能帮助政府汲取财富,又能稳定人心,那为什么没有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Hannah Simpson给出的解释是,司法能力建设需要极为高额的投入,而国家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有这么做的意愿。理查被俘将英国王室逼入绝境,但也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去投资司法体系建设。这种历史的偶然,实在可遇不可求。

如何促使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是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本文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司法体系的“政治化”有时未必是坏事。虽然领导者的初衷可能是为自己牟利,但结果可能是全社会从中获益。司法体系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一国的国家能力,是否拓展了普通民众获得法律服务的渠道,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重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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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impson, H. K. (2017). Justice for Sale: Political Exig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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