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台湾政治纪事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1-4,星期四 | 阅读:238

2017年的台湾没有选举,既可瞻前顾后,也可避免事后诸葛,刚好可以认真想想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还值得寄望吗?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该如何制衡独大的民进党?

“大街骂扁,小巷道歉”的柯文哲

若要我挑一个年度最经典的场景,我会选台北市长柯文哲(题图)受访时说,前总统陈水扁“一开始是装病,但后来真的病了”,引起深绿反弹。但柯文哲觉得自己被误解,随后又派民进党籍的副市长向陈水扁道歉。柯的这种举措,用骂架的术语来说,叫做“大街骂人,小巷道歉”。柯自认为当选三年来,“骂他和支持他的人几乎对调”,而他自己则是纹风不动。

九月,台湾大学独派学生抗议综艺节目“中国新歌声”的活动,与统派团体爆发肢体冲突,台北市警察局事后逮捕滋事的黑道分子。面对协助统战的指控,柯文哲只说:“抵抗力强就不怕外面的细菌。”他强调系列活动经过陆委会的审批,台北市文化局只是协办。他貌似中立的态度让绿营十分恼火,但他在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以来的高民调并未受显著影响。

这场偶发事件让统派的老者与黑道江湖兄弟悲愤,也让年轻人与独派觉得委屈,更让台湾以往仅止于口舌的统独争议多了几分戾气。而绕开柯文哲反覆多变的言词,实情是他是岛内唯一通吃统独,涵跨绿黄(民进党与新党)的民选首长,看似游走于统独的边缘,其实柯文哲已经悄悄启动自己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移。

与上海交流时,柯文哲说到“两岸一家亲”。在两岸关系上,他总是比绿营向前多跨一步,但也仅只一步而已。 柯文哲上任三年来最为显著的成绩,是预算撙节,而非竞选时高举的开源新政。其人的政治敏感度与言语机巧,胜过对治理创新的好奇。凡此种种,北京应该也看在眼内。通过其在台湾的支持者,北京或许已经体认到,未来在国民党持续衰颓的情形下,柯文哲可能是少数可以牵制民进党的政治势力。于此平行发展的,是岛内传统的统派进一步的式微。

台湾统派何以沦落至此?照理说,据不完全统计,台湾有上百万的青壮人口在对岸经商就业,每年对陆享有上千亿美元的顺差,为何无法通过代议系统表现出相应的影响力?除了岛内的民意演化,更直接的因素是北京的战略转移及对台系统的疏懒僵化。今年十九大的党代表中,多了一个会讲闽南语的卢丽安,但卢丽安的功能仅止于门面,她及夫婿与台湾的连结,甚至比去国多年的海外台侨都不如。

从中南海来看,只要中美关系底定,即使绿营执政也难以突破中美共设的天花板。

相对于纷乱的黄海与南海,台海既非心头大患,也无短期可以收获的战果。所以出台“穷台”的经济凉战与军机绕台的心理恫吓的两手策略,看不出丝毫争取人心的企图。而国台办作为一个弱势的部委,则更无挥洒回旋的余地,只能僵硬地照本宣科。

两岸失控曾经是北京最深的焦虑之一,如今这种焦虑已经转变成轻视,台湾(及其民主经验)对对岸越来越不具参考的价值,大概是北京的统治者与其批评者之间少有的共识。

民进党:说好的励精图治呢?

而蔡英文就任一年多以来,面临内外交迫,执政亮点不多,民调始终低迷。 2016年的选举中,选民给予蔡及民进党毫无保留的支持,那选前说好的励精图治呢?不必怀疑民进党人对二次执政的珍惜,但表现实在乏善可陈。执政有如问诊,如果不是医者的意愿问题,那就是诊断的知识基础与治疗手段都出问题。

因为蔡英文主张废除核能,台湾的火力电厂几乎机组全开,支应尖峰用电,结果导致空污严重。而各类空污中与能源无关却严重影响健康的则是宫庙烧香产生的PM2.5。民进党在防治空污的战线上避实取虚,不处理大宗的污染源,却在年中的农历鬼月推动“减香”运动,结果引来传统宫庙系统的强烈反弹。最后在香炉神轿包围总统府后,“减香”政策不了了之。

“减香”无效不只是一般政策沟通的失败,它标示绿营高层对于现代性的论述能力不足与缺乏拆解传统阻碍的策略,往往轻启战端却遇难而退。在民意政治中要移风易俗,必须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与道德资粮,在公民社会形成合围之势,最后留出一条生路让传统的对手成功转型。民进党人长期以来高举乡土意识以对抗外来政权,但一旦要对抗本土的保守性时,却如此漫不经心。

同样的困局,也发生在劳工修法、矿权准驳、农地与违建管制、甚至是厕纸入桶等具体政策上。环保署署长李应元说“卫生纸丢垃圾桶,是丢脸的事。”作为公共卫生研究出身的独派人士,李应元深知清洁与检疫是的现代性想像的要项,不能与前后宗主国美国、日本比肩是个道德上的缺憾。这个政策的初衷无疑是良善的,但问题不在厕纸的品质与改变如厕的习惯,而在台湾长期不愿支付庞大的卫生下水道投资。

而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则是另一类的执政面目,他在台湾民主圣地宜兰县呼吁开放农舍管制,显然是受到选票的压力。而严肃看待台湾农地问题的返乡新生代,则痛批他松绑农舍将会祸延子孙。这位县长的指定接班人在绿营发家的本盘区向土地资本家倾斜,具有一定的预言性。民进党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不惜与以往的战友反目,也要争取新友人的赏识,连自许甚高的民进党内部派系“新潮流”与“宜兰帮”也会不例外。

跨性别的网络自由倡议者唐凤(上图)入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可算是东亚科举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新经济必须克服官府天生的不安全感,唐凤一年多来往返于衙署之间,想必有很深的挫折。唐凤最该蹲点的部会,应该是数位落差(digital divide)最严重的交通、农业或教育部,但府院高层并非把开源文化(open source)当成攻坚与创新的利器,而是更看重唐凤与年轻世代的沟通技能。把社会转型的战略目标矮化为战术作为,大致就是绿营现代性的天花板。

审慎是蔡英文与陈水扁最大的区别,但谨小慎微无法营造改革的氛围。蔡英文在国际上的保守作为与军购承诺,至少让华盛顿感到安心。只是美国人万万没想到,台湾一个做渔网起家的包商——庆富造船竟然可以通吃蓝绿,承造高门槛的军舰。蔡政府把台海的主要防务,押注在国舰国造上,但庆富案几乎把台湾海军的信用打趴。此后台湾的防务会继续摇摆于财政紧缩与美方需索之间。

对北京来说,“穷台”是一个微调的工程,既要让岛民百业与在陆台商有痛感,又不能巨细不分,让台湾人索性死心或者同仇敌忾。其实习近平的外交路数有一定的开创性,过去五年,中缅之间就有不少出格的创举,让美国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下降许多。

两岸的红绿之间非没有对话的可能,但关键在于双方领袖都必须卸除内部传统势力的绑架。互相尊重与安全自信是蔡习见面的前提,但目前大陆是应醒而未醒,台湾则是该备而未备。

平心而论,蓝绿的改革力度并不在同一个层次。蔡政府在一年半之中,推动了党产追究与转型正义、同性婚姻入法与年金改革三件大事,至于能源改革与振兴经济则成效有限。面对执政的落差,许多绿营支持者耿耿于怀,而我则有几分犬儒式的淡定,因为若绿营实现承诺,我为台湾进步感到高兴,若当政者失信寡诺,我则为新政治可能崛起而盼望。

至于“太阳花世代”,他们之中较为清醒的少数正在痛苦地重新理解自己的处境。地缘注定台独的主流是右翼,太阳花的不少团体都曾高举左翼进步的旗帜,但愿他们不要太快忘记初衷,已经在位的台湾“野百合世代”或“时代力量党”其实在全球政治的光谱上都属右翼。要不是台海的特殊语境,否则太阳花运动的口号“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实在很难成为高尚的情操。在百年前的欧洲,爱国就不是唯一的流行了,但东亚的国族情绪却仍然炽烈。

蓝营:立足有余,再起无望

台湾蓝营人物在与共产党人交往时,常误以为对手口头的善意与心中的评价大致不会相差太远。对于以往历经长征和文革,目前权钱满钵的共产党人来说,心口如一的对手远比三心两意的附和者更值得敬重。2015年底马习会后的国民党江河日下,并不是因为绿营对手执政成绩耀眼,而是因为国民党在本土化与台海论述上两头皆失。

在台湾,民意代表都知道要做“选民服务”,民众的疑难杂症有时确实是官僚造成的冤情,有时是游走法律边缘的私人请求。服务所累积人脉、受到协助的选民,会在选举时帮忙跑腿或助选,偿还对民意代表的人情债。超过百万的在陆台商、干部与家属,在当地遇到的困难只会比台湾更多而非更少,而北京的涉台系统,也逐渐熟悉这种套路,透过蓝营仲介的案件,累积在岛内的影响力。

然而就在2017年末,北京这种“选民服务”专属渠道给了台湾统派新党(新党上海服务中心预计在今年开张),而非还待观察的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与国民党。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本土力量一直是一个依附于国家的利益联盟,只要民进党持续清算党产及其外围组织,失去政权蔽荫的本土派就像上个世纪中国的北洋系一样,连固守地盘都十分艰难。

回到岛内的蓝绿竞逐,国民党籍立委蒋万安在《劳基法》修法中,阻挡民进党准备强行通过的版本,让国民党阵营军心大振。但蓝营上下不乏世家子弟,独缺白手起家的“罗汉脚”(没有经济背景的中年男性)。如果蒋万安对劳运的支持不是偶一为之,而能够顶住叔伯辈老板们的压力,真实体会卧轨劳工的心情,或许国民党在北台湾还有下半场。

国民党若在两年内有大起色,我推估原因不出以下三者:一,马英九因微罪而自动入监,蓝营重新凝结。二,台北市易色,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打败现任市长柯文哲。三,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出现重大突破,例如习主动平反六四或开放媒体管制。此三者,第一个情境当事人主观上并无准备,二、三两者则可能性甚微。即使蓝营的老干新枝还是有些可观之处,例如网红教授“锟P”(台大教授李锡锟)或穿越蓝绿的政治人物郑丽文,却都难挡绿营俯攻合围之势。

那谁来制约独大的民进党?表面上,国民党仍是最大的反对党,时代力量党在地方议会也有实力蚕食绿营的部分地盘,但此两者都不会是真正的挑战者。因为只要蔡英文不在统独上冒进,前者就缺乏决胜的主轴与凝聚的核心。而后者虽然有对府院叫板的气势,但只要在单一选区的选制中,民进党的候选人就可以轻易挤压激进的旁系。

真正制约民进党的力量在于中美互动的结构。绿营本来寄望特朗普可以对中强硬,但后来更担心自己成为美国商人总统与北京交易的筹码。中美博弈并不能提供台湾更多的战略纵深,主要原因在于台湾的经济实力,已经失去以往的相对优势。民进党的政策注定会摇摆于国际现实与内部需求之间,在国防、经济与社会诸项改革上不断妥协。

而国民党估计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还会再败,但不至于完全泡沫化,而将成为一个得票20%上下的政党。而留让出来的空间,三年后将由各类新政治的力量所填补。台湾政治目前看起来有几分残山剩水的况味,颇为类似百年前的推倒皇权后的中国。国民党如北洋系一般,面对南方革命军的步步进逼。而民进党与新政治的关系更像北伐时期的国共合作与相争。至于北京要不要成为支持北洋诸将领的强邻日本?值得中南海再三深思。

停滞与改革的红利

其实所有的改革都必先是政治改革。文革之后,邓首先是限制了政治力量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让届龄退休制约了人治的任意性。邓延续毛的对美和解,打开了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体系运作的门路。只有当政治的条件到位,经济的改革才可行。中国四十年来的高速成长,基本来自在世界体系中,准确地自我定位。

台湾上一波的改革红利来自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的首长普选,省市长民选拉动了地方政治改革的竞争,总统大选凝聚了共同体的意识,这些都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但经济转型的复杂度远高于产业政策选择或一时的政治决断,并且还要在世界分工的体系中,与前后追赶者竞争。台湾当前的停滞,可以有许多经济与人口学方面的解释,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体系的创新停滞,无法提供改革的红利。

台湾的治理模式与代议政治亟待翻新,“开源政治”就是这一波改革红利的来源。制度与国民心态的开放性是知识经济的前提,唯有一个社会能对自身处境的严肃拷问,并转化为共识与集体行动,才能在严酷的竞争中不断进步。

台湾近年的停滞的少数好处,是对增长惯性与政治冒进断念。整个社会正在以一种不怎么舒服的方式在梳理自身以往的错乱。个人从执念中觉醒需时,社会从长期的执念中醒悟更需时。两岸关系造就了台湾特殊的地缘处境,既然困境是特殊的,解方也必然是独特的。波罗的海海滨的爱沙尼亚,设想在俄罗斯的重新占领下仍旧能在全球服务其公民,首创虚拟政府与全球公民身分证。台湾最迫切的政治创新,就是在两岸国族对撞的轨道外另辟蹊径,找出下一阶段的区域共存模式。

若以有限的线索回答本文开始的两个问题,我认为国民党不会崩盘,但再起执政的希望渺茫。三、四年之内,民进党仍有上升的空间,但无法带动台湾的全盘翻新。制约民进党的力量主要在于国际结构而非岛内,2018年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与下届总统大选仍可保有政权。柯文哲的两岸动向值得关注,连任之后是否走出自己路线必须决断。新政治要发而未发,端视他们需要多少时间了悟自己的处境。

台湾目前的情况是大话说破,老皮需死尽。自以为绕过的困难其实都在,以往该还的债务都须还。代议民主是一个不更新就会老化的系统,如果运作模式没有输入新的运算法,寻租与藏污纳垢就会变成常态。

台湾目前还不见谷底,但新的可能性仍在各个角落萌芽,我们只能盼望此时的停滞,是进步必要的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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