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芳华,那就说两句吧

作者:孙立平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1-2,星期二 | 阅读:553

文/孙立平

孙立平(资料图片)

直到今天,还有网友和我说,孙老师,您说说《芳华》啊。反正今天没事,那就说几句吧。

首先我要说,对于这部影片的那些褒贬,以及这些褒贬中所包含的社会与政治含义,如对战争的态度,对文革的立场等等,我不太感兴趣,也不太想去参与争论。我只想说一个东西,然后顺着这个东西谈谈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我只想说的是什么呢?冯小刚的年龄。冯小刚出生于1958年。为什么强调这个年龄呢?因为这个年龄与文革,特别是与对文革的记忆有着特殊的关系。

去年8月12号,我曾经写过一篇微博(不知道为什么被删了)。当中写道:人们往往说文革对一代人的影响。仔细想来,这话可能有点过于笼统,因为忽略了年龄或代际的因素。我说说我的想法,供大家讨论。粗略地分,经历文革的至少有四代人。其中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

(1)六十岁以上的人,由于阅历丰富,处事谨慎,特别是文革的狂热很难在他们身上引起激动和共鸣,他们对文革的态度可能是最冷静的,思想上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小。

(2)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要养家糊口,相对也比较理智。文革语言学得快,但骨子里还是跟不上。由于当时处境和后来际遇的不同,他们对文革会有不同评价,但评价的基础大多基于利益关系。

(3)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文革的主要参与者。文革的狂热恰好与其身上的热血和冲动相吻合。他们的青春与文革密切相连,很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在文革的大环境中养成的。在后来,无论是文革的肯定者还是否定者,对文革大多有一种矛盾的心理。

(4)文革时期的少年。这是过去一直没受到关注,但却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文革中,他们对世事还懵懵懂懂。文革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与其说是来自文革的政治狂热,不如说是来自大哥哥大姐姐的豪情、壮举与潇洒。严肃的革命行动,在他们的理解中则是过瘾。可他们年龄太小,徒有羡慕的份。而对于文革造成的伤痛,只是一种浅浅的印象。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冯小刚出生年份的原因。因为它凸现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在这个特殊年龄段的人们身上特有的印记。

冯小刚生于1958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只有8岁,应该是小学2、3年级。这是个懵懵懂懂的年龄。文革结束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正好是处在青春期(而《芳华》中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这个时候,或者说是往后延伸一点的时候)。

这样一种年纪,对文革的感受和记忆应当是独特的。

把冯小刚虚化一点,你能感觉到他身上有几个很浓艳的色块:文革、大院、老北京。无论是在他的电影中,还是他平时的言谈文字中,你总能感觉到这三个色块的存在,或者是单独,或者是杂糅。

而这三个因素,和他的关系都有一点微妙:和他很接近,他羡慕,但与他又都有一定的距离。

就文革来说,文革发生的时候,他实在太小了。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想象出,他对那种氛围的向往,但他掺和不进去,没有人带他玩,他只能远远地看着。而出生于1963年的姜文就差的更多了。但也正因为这种距离,他对文革的感受和记忆是玫瑰色的,感受的是其中对少年最有吸引力的碎片。可以想象,这段岁月对他们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甚至比对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还要大。

有时我在想,如果是一个比冯小刚大20岁的人执导这部影片,会怎么样?可能基调至少要更沉重一些。但问题是,那时的冯小刚还没有到能感受沉重的年龄。

文革是这样,大院和老北京这两个因素与他的关系也是这样:可见又有距离。他是在北京出生,满身的老北京味道。但他只是一个“外来务工者”的后代,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一个湖南人,是吃湖南菜长大的”。和大院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可以和大院的孩子一起玩,一起打架,但他不属于地位优越的“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参军了,和他最羡慕的对象的关系依然如此:文工团,无数年轻人向往的地方,而他的日常工作则是设计舞台布景,包括负责装台卸台、在礼堂上面拉吊杆等。而这样一种独特的关系,能产生一种感受,更能放大一种感受。

及至他能够对人生的艰辛,生活的沉重有所感觉,已经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所以影片中有了另一部分的内容。但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演绎,除了当时作为一个成人年可能有的思考和感悟之外,也许还有不少是今天反思的结果。

但即便是这个部分,也要看到,这个成年只是他的青春期。人们都知道,青春期意味着什么。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里说,文革时他最喜欢《红色娘子军》,一遍又一遍地看,只因为红色娘子军的短裤与绑腿之间露出了大腿,他唯有在那儿可以看到大腿。冯小刚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正因为如此,初到成人能够感觉到的沉重仍然是在青春期玫瑰色的背景上展开的。

无论是少年还是青春的回忆,都往往是刻骨铭心的,但同时也可能是单面的、扭曲的。但无论如何,在客观上,有时会成为一种内心的召唤。

回忆是人类一种特殊的能力。把“那段历史”富有感情的回忆呈现出来,我想这应当是冯小刚多少年的夙愿。岁数越大,人就越容易回忆和念旧,这样,年近六十的冯导现在用他最擅长的电影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事情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我想说一句话,回忆就是回忆,无需内容深刻,我们理解回忆的特点就是了。对于《芳华》,对于冯小刚,完全不必要做过多的演绎。不就是一部电影吗?

因此,我不同意那些从政治上发出的赞扬和指责。我很同意有人评论的,那就是冯小刚的一场春梦。当然,他有能力,有才能,用电影的方式把这个春梦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在市场中买了一个不错的价钱而已。如同一部小说不能颠覆政权一样,一部电影也不能误导反思。

人的心理和情感是一个最微妙的世界。

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我曾做过一段农村口述史研究。当时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些老年妇女谈起合作化时期的情况,眉飞色舞。后来,我们慢慢理解了,她们最美好的青春,就是在那时候度过的。对于她们来说,那是一种真的“解放”。原来农村的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入。但在合作化时期,她们走出家门,男男女女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的各种活动。甚至在多少年后,有人还面带羞涩地回忆起,晚上在村里排演完文艺节目,回家的时候,小伙子是如何跟在她们后面,护送她们回家。

谁能够有权力指责这份对人生最美好时光的温情脉脉的回忆?

这样的回忆,一定是伴随着对那段历史的政治性评价吗?不见得。我一直认为,人是复杂的。人的心理和情感世界,与外部宏观历史过程不完全是同构的,其中有许多的碎片和飞地,甚至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连自己都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我这里说的意思是,不要将个人心理与情感世界的某些片段与大的宏观历史背景简单划等号。

回忆是温馨的,感受是令人心动的,但回忆和感受所涉及的实际内容却可能是严酷的。需要警惕的是严酷经过温馨的发酵之后,对你可能发出的召唤。而两者的距离并不遥远。

文章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有人说,你还没说这部电影本身呢。是的,我没看过,你让我说什么?

孙立平:荒诞的时代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放纵的舞台

在《芳华,那就说两句吧》一文发出之后,我在微博上又写了下面这段话,以使人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能够省点劲:

那篇文章讲的就是这几个意思:1、文革对当时未成年人的影响是独特的。2、他们在当时的感受更有懵懵懂懂的玫瑰色。3、其间很多矛盾的东西可能交织在一起。4、没过着瘾可能形成一种内心的召唤。5、这种召唤可能理智都不见得意识到。6,但这种召唤是顽强的,有力的。7、要对这种内心不自觉的召唤保持警惕。

有人说,电影你都没看过,怎么就能写影评呢?还有人劝我,孙老师,还是看看吧。其实,我写的不是影评,看不看电影关系不大。

那我想写的是什么呢?想写的是冯小刚的心路历程,也不仅仅是他,而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路历程,以及这种心路历程所具有的含义。有人说,那不看电影你怎么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其实那个内心世界人们都知道,只不过因为太复杂,人们一直不知道怎么去概括它,怎么去解释它。

我一直在想象的是,冯小刚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样的?也许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五味杂陈。如果再加四个字就是:倒海翻江。实际上,这也许是许多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复杂感受。

这与那种场景的特点有关,尤其是与人们对那种场景的感受,特别是当时的少年儿童对那种场景特有的感受有关。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受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说明一点,我这里说的人的本性与我这几年常讲的人性的概念不同,人性是指与动物不同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它的力量和顽强,它的吸引与征服的能力。

举个例子。

在那样一个年代,阶级斗争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把一部分人专门划出来,作为另类,作为阶级敌人,而且要不时批斗羞辱。在今天,在正常人看来,这无疑是荒唐的,是一场悲剧,是那场灾难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用一种概括性的语言来讲述这种场景,任何正直善良的人们都会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

但在当时的具体场合中,在参与其中的具体的人当中,会完全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在对别人的羞辱中获得快乐,在将别人划为另类中获得自己相对的优越感,你能否认这个拿不到台面上来说的重要因素吗?

刚才我说到人的本性。你想想幼儿园时代,中小学时代的情景就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哪个班级里没有一两个这样的“阶级敌人”:或是学习不好,或是家境贫寒,或是形象不佳,甚至穿着破烂,有时还流着鼻涕。他们是人们贬损、欺负的对象,人们在贬损、欺负他们当中,获得快乐和优越感。这与成人世界中的阶级斗争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两者在人的本性当中难道没有共同的基础?阶级斗争的召唤,为什么在今天还能引起远非个别的回应,与此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荒诞的时代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放纵的舞台,而且那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的放纵。这种基于人的本性的放纵构成那场灾难的基础,在放纵中获得的快感成为人们参与其中的动力。看不到这一点,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就是肤浅的,对其可能的浮现就会缺乏警惕。文明是什么?就是基于理性对那种原始的野蛮和恶的冲动压制。

话说的有点沉重了,用轻松一点的方式说。

人们都知道《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是一群孩子在那段时间里的生活:闹事、打架、拍婆子。在宏观的背景之下,这无疑是荒唐的,甚至是一场悲剧,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段历史,毁了自己的一生。

但在孩子的眼中,甚至在几十年之后的记忆中,就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取消高考是荒谬的吧,但不少人回忆起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听到取消高考的消息时,是如何的兴奋。一种摆脱压力,获得自由、任性、“解放”的兴奋。

其实,无论是打砸抢、破四旧、大串联,你都能从中看到这个放纵的因素。背景是沉重的,结果是悲剧的,其中包含着另一部分人的苦难和折磨,但对于参与其中的很多人,就是放纵的快乐。

说到这,我想到一个问题:假设是一个少年儿童,自己的家庭也是这场荒诞的受害者,他们的感受会如何?换句话说,人们经常讲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这样的一种逻辑,具体到少年儿童的身上,会不会有什么特点?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有的可能刻骨铭心,有的可能浑然不觉,有的可能是痛苦和快乐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就造成一种可能性:他们从苦难中走来,但记住的是快乐:苦点算什么,但那时候快乐。

昨天晚上吃饭,著名评论家肖锋谈到我写《芳华》那篇文章时说了一个词:源代码。这个词让我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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