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里人最会做生意

来源:浪潮工作室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11-24,星期五 | 阅读:166

撰文 | 苏黎

今天,中国哪里人最会做生意?福建人、广东人还是山西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争议。但哪方水土最滋养富商,这个就有共识得多。

以福布斯发布的2017全球亿万富豪榜为例,浙江省上榜人数最多,达22人,财富总额1258亿美元,居全国第一。广东排名第2,11人上榜,财富总额789.5亿美元。广东相继走出了李嘉诚、黄光裕和马化腾等中国首富,浙江更是首富之乡,宗庆后、丁磊和马云都曾登上中国首富宝座。

从数据上看,浙江和广东最出首富,堪称“老板故乡”。那是不是就是浙江和广东这两个首富之乡的人最会做生意?如果是,浙商和粤商又是凭借什么问鼎群雄?

2013年6月,浙江嘉兴,红布盖住了“优秀民营企业”的匾额,等待民营企业家上台来掀开 / 视觉中国

最会做生意的人

中国哪个省最会做生意?“老板故乡”浙江当之无愧。在浙江,会做生意的有钱人实在太多了。CNN 2016年9月的一则报道称,据胡润报告的数据,浙江已经诞生了72位亿万富翁,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加州的92人。浙江人口占全国的5%,但是浙江的有钱人却占全国的15%。《2015胡润浙江地区财富报告》则显示,浙江每380人中有一人是千万富豪,每6200人中有一人是亿万富豪。

浙江不仅富豪多,默默无闻的“老板”也多。截至2016年12月底,浙江省在册市场主体528.6万户,其中,企业168.4万户,个体工商户352.9万户。按常住人口计算,相当于平均每10.6人中就有一位市场主体,也就是“老板”,平均每33人中就有一家企业,人均市场主体拥有数量居全国第一。

而且这些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经济总量占比超过六成,撑起了浙江的大半边天。截至2015年6月底,浙江私营企业总户数达到120.2万户,占企业总量的88.9%,比重为全国最高。

2016年11月16日,浙江嘉兴,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丁磊在接受媒体采访 / 视觉中国

更重要的是,企业贵不在多,更在精,浙商创办的企业绝对是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2016年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共有134家民营企业入围,前100强有17家,总数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

这还没考虑浙江这几年入榜数企业一直在减少,2006年时浙江有203家企业入榜,一个省所占比例为全国的40.6%,而浙江私营企业占全国比重只有8.2%。按人口平均,浙江省当年每万人拥有全国民企500强的比例是全国平均的10倍以上。

所谓“无浙不成市”,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浙商不满足于只在浙江省内布满企业,他们走南闯北,甚至蜚声海外。

全球浙商人数超过800万,浙籍华侨拥有的资产在7000亿美元以上,占全球华侨华人总资产的20%左右;截至2016年底,浙商创办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8654家,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浙江对外投资额2015年达到139.9亿美元,十年里平均每年以超过50%的速率增长。浙商成为中国现代商帮中名副其实的领军者。

2011年1月13日,2011年度“风云浙商”开幕 / 视觉中国

无论从经营者数量、财富总量、社会影响力等哪方面衡量,浙商皆属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群体,称之为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毫不为过。

不过,广东人也许会不服,尤其是在海外的影响力,广东人认为自己还略胜一筹。毕竟,广东籍的华侨实在是太多了。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曾庆荣曾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的广东籍华人华侨约有3000万人,占全国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粤籍华侨不仅人数多,有钱的也不在少数。就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全球华人富豪榜中来说,在该榜单中,粤商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富豪最多的商帮,占比达23%。

2015年12月29日,广东省佛山市,佛山召开近十年了规模最大的佛山市民营企业家大会 / 视觉中国

再看国内,与粤商比,浙商在某些方面也要逊色几分。截至2016年末,广东全省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96.63万户,各类企业超过350万户,这相当于全广东每千人拥有企业达到32户,比浙江还要略多一点。

再看上市公司数量。截至2017年3月,浙江在A股已发行、上市的公司数量为353家,居全国第二,低于广东的503家。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广东省的市场主体总量,内资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户数等五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

但是在考虑这些数据时,必须要考虑到两省的人数,2016年末,广东常住人口为10999万人,但浙江省2016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仅5590万人,几乎只有广东一半人那么多。按比例和前面提到的种种数据来看,浙江人绝对才是名副其实的生意之王。

晋商徽商,随大清走向没落

不过,诚如首富之位风水轮流转,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这个称号也并非一开始就属于浙商。事实上,曾经富可敌国、显赫四方的乃是晋商和徽商,他们在明清时烜赫一时,当时的浙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与晋商、徽商不可同日而语。

晋商号称“中国威尼斯商人”、“纵横500年的中国华尔街帮”。清朝时期,晋商的货币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整个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到了欧洲。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谓“凡是有鸡呜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

在五个多世纪里,晋商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还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一度垄断金融业。

繁盛一时的晋商堪称富可敌国。龚自珍曾断言:“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山西乔家、曹家、渠家等家族鼎盛时期的资产,都在千万两白银之上。而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也不过7000万两白银。

2015年5月28日,合肥,胡润在安徽地区财富报告的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加上隐形富豪,有资格上百富榜的徽商应该有60来位。” / 视觉中国

所谓“南徽北晋”,徽商在明清时期也十分繁盛。当时,徽商“足迹几遍宇内”,拥有“无徽不成镇”的盛名。

徽商所拥有的资本也相当惊人,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百万、千万者,不仅同期的浙商难与其匹敌,即使同期的西欧商人也难望其项背。

明清时期,晋商和徽商绝对才是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然而,今日晋商和徽商盛名不再,如今的辉煌属于浙商。为什么?从晋商徽商的没落中,或能读懂这一切——晋商徽商的没落,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的灭亡有关。

2015年11月18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山西会馆。浮雕《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伦诺尔》,表现清朝晋商在多伦地区经商、聚会、娱乐、议事的情景 / 视觉中国

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明朝北方边塞大量驻军,为解决军饷问题,明朝实行“开中法”,商人承办边镇所需的粮食等物资,以此获得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商人独占盐的贩卖,兼营五谷和贩盐,获取巨利。晋商抓住这个时机,以地缘优势,凭借经营盐、粮、丝、茶等物资性行业,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

然而,明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靠近两淮盐场集散地而兴起,甚至渐渐超过了晋商。

部分晋商则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开始转向旅蒙贸易。但徽商和晋商主要的经营内容还是盐、茶、典当、木等。

图片来源:蔡洪滨, 周黎安, 吴意云

然而,明清时期,盐、茶的专卖权都是由国家垄断的,在商人地位低下的时代里,商人为取得经商资格,必须与政府保持特殊关系。晋商、徽商苦心经营的都是所谓“官商经济”。而且要保持盐、茶的暴利也仰赖于政府维持垄断地位。

所以,当清朝道光年间实行盐法改革,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以盐业作为主业的徽商遭遇重创,渐渐走上了衰败之路。

而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是“御用商人”。从明末开始,晋商就走私粮食、衣物等给后金,并获得了后金的人参、貂皮、珍珠等物资作为回报。

晋商不仅活跃于商业领域,还作为官僚和军人支持清朝,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晋商中的佼佼者范氏家族就出了多位清朝的文武大臣。

2015年09月21日,山西省晋中市,渠家大院。渠家鼎盛时期的资产在千万两白银之上 / 视觉中国

清道光初年,晋商把大量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创立了票号。它的主要业务是清政府京、协饷的解运和垫款汇兑,还对一些重大军事活动所需军费提供有力的支持,对各地驻军发放军饷提供资金融通,承接各地调遣军队的贷款。

因此,票号与清政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后来晋商票号的倒闭,很大程度就是清政府的败亡所致。

清末,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身处内陆的晋商地理优势丢失,加上白银外流、铜钱价格暴跌等因素,晋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归于衰败。

小弟浙江的崛起

然而,在战争和长达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是没落的晋商、徽商还是清末民初也曾兴盛的粤商、浙商,都在“工商业改造”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程度地衰落了。到1978年,遭受计划经济连续20多年遏制的个私经营者,全国残存14万人。

2016年12月9日,山西省晋中市祁县,煤老板转型建设十万平米室内景观园,内部建设包括四季南果园、晋商民俗文化区、生态餐饮、仿古四合院、温泉养生、江南美食城等,总投资数亿元 / 视觉中国

不过,伴随着民间经济寒冬的是,山西凭借着资源优势走出了“以煤兴省”的路子,饱受政策优待,国有经济发展顺风顺水。

而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工业省份山西相反的是,浙江中南部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地理偏僻,交通不便,没有矿产,没有工业基础,极少国家投资,反倒很少受到计划经济束缚。

以浙江为例,浙江省人均耕地只有0.47亩,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农业比重大,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国家投资和政策优待,国有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如“一五”时期,浙江省国家投资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0.84%,1953-197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累计显示,浙江全省人均国家投资合计只有114元,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52.5%,列全国各省市最后一位。地瘠人贫的浙江处在了计划经济的边缘,浙江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自谋生路。

2017年5月6日,浙江金华,波兰参展商展示具有当地特色的陶瓷用品 / 视觉中国

以义乌为例,它地处浙中盆地,三面环山,全县28万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达15万人,人均收入88元。迫于生计,义乌人只好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敲糖换毛”,以获取微薄利润。那时“敲糖帮”的发源地义乌廿三里镇外出鸡毛换糖的人员多达五千余人,经营范围遍及全国。

温州人的民间经济活动也仍在进行。20世纪60年代末,温州等地的一些乡村就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外出跑买卖和做手艺。据调查,温州全市的无证商贩在1970年时有5200人,1974 年有6400人,1976年达到11115人。“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和生产资料“黑市”也广泛存在。在温州1976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民间市场交易额占了九成。温州后来的民营经济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

温州最先兴起的“十大专业市场”,不是兴起于城镇中心,而是交通不便的水湾乡村。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称之为“边区效应”:“温州十大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

2012年7月27日,温州楼市在风雨中“摇摆”,开发商疯狂打广告促销 / 视觉中国

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私营企业主调查显示,84.8%的私营企业主出身“乡镇”和“村”,2003年的数据则显示,80.98%出生在乡村。浙江第一代富豪榜上的绝大部分人出身贫寒,被称为“草根浙商”,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身于泥水匠、打铁匠、养蜂农等,他们收鸡毛、收鸭毛、收废旧物品等。

数百万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讲不好的浙江农民到全国各地经商,凡有城镇的地方都有浙江商人。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浙江流出到省外人口78万人,省外流入人口8万人,净流出70万人。

迫于生计而外出谋生的浙江人,在挖到第一桶金,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以后,可能选择回家兴办与原来工商活动有关的家庭工厂,如补鞋者办起了皮鞋厂,也可能在异地发现新的获利机会后,不再做原先的生意,而是去从事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大利润的新行当。

浙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兴盛就起源于一位浙江人在江西弹棉花时发现的商机。而“义乌模式”、“温州模式”正是浙江今日民营经济的基础。

2017年02月20日,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黄冶村,距离市中心不到20公里。由于该村庄紧邻煤矿,该村庄地下形成采空区,1999年后,村民陆续搬迁 / 视觉中国

相比之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因资源丰富而饱受政策倾斜的“山西老大哥”却陷入了发展困境,“以煤电产业为纲、以国有企业主导、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运行机制的发展道路”举步维艰,经济结构单一,“塌方式腐败”的报道层出不穷。老大哥,浸淫资源的温床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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