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片《计程车司机》拍出反政府示威历史:两岸三地可能吗?

来源:BBC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10-5,星期四 | 阅读:3,443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成为韩国2017年最卖座电影。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香港译《逆权司机》,未正式上映的中国大陆译为《出租车司机》,以下简称《我》片)八月初在韩国上映,观影人次在一个月多月内冲破1200万,相当于韩国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不仅成为2017年韩国票房冠军,也将代表韩国角逐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电影以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真人真事改编,男主角金四福(Kim Sa-Bok)是一名在首尔独立抚养女儿的计程车司机,他原本看不惯“整天示威不务正业”的学生运动,但为了十万韩圆的报酬,他载德国记者彼得(Peter)进入已被政府封锁的光州,金四福也在亲眼目睹抗争后同情民众,进而帮助彼得完成采访任务。

两岸三地反应热烈

《我》片9月初在台湾上映首周票房即破千万新台币,《逆权司机》9月中旬在香港上映至今,票房也不俗。

《我》片在中国大陆没有正式上映,但透过不同渠道观看的网民纷纷发表心得,不少评论明指暗喻六四天安门事件,也有网民问:“中国何时能拍出一部讲天安门事件的电影?”该片在满分10分的豆瓣电影评分得到9.1分,但周三(10月3日)豆瓣电影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条目和评论全被删除。

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民众与军方冲突,最后军方以武力优势清场。

透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朴正熙于1979年被暗杀,结束18年独裁统治。韩国被压制的民主呼声再次高涨。但朴正熙遇刺后留下的權力真空很快又落到军人全斗焕手上。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韩国南部全罗南道的光州市市民自发抗议,要求民主化。全斗焕封锁光州、派空降部队和坦克车镇压平民及学生,抗争后期民众武装反抗,但终究不敌军方。

政府控制媒体,将示威者标签为暴民、朝鲜间谍或共产党。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确切伤亡人数未有定论。

全斗焕于同年9月就任总统,持续高压专制统治,外国媒体对光州事件的报道也被政府撕除。在民意强烈要求下,1995年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国会通过特别法,光州事件受害者在1996年得到平反。

当时下令镇压的两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及十多名军事将领,被以叛乱罪与内乱罪、集体屠杀罪判刑。

中港台有可能吗?

中国电影《战狼2》今年7月上映一周内就创下16亿人民币的票房纪录。

用本土题材讲本土议题,在中国大陆可能没有人有勇气拍,但还是有空间用韩国电影反思中国大陆,“韩国政治电影和中港台发生的事也可以有共鸣,”研究韩国流行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助理讲师钟乐伟对BBC中文分析。

香港影评人家明对BBC中文说:“(中国大陆)一定要政治气氛不同了,甚至政党轮替,有了民主选举,政权受到民众及媒体监督,才有机会拍这种政治禁忌题材的电影。”

家明不否认《我》片也有propaganda(政治宣传)的成份在──电影中淡化光州民众暴力抗争、拥枪的史实,将抗争“浪漫化”──但“始终是个言论开放的社会,电影可以公开被评论,”家明认为这就是韩国政治片和中国《战狼》一类的政治电影不同之处。

由“十年电影工作室”独立制作的电影《十年》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

家明认为香港有机会做出《我》片一类的政治片,因为2000年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合拍片越来越多,香港有一批观众不满意合拍片“讲的不是香港故事”。

去年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政治电影《十年》,“虽然拍摄水平没达标,但创造了一个市场,反映观众想看与香港有关、甚至反映自己心声的故事,”家明说。

但家明也点出香港的困难之处──就算导演自己不去中国大陆拍电影,但投资公司、或是合作的电影人都有可能在大陆工作,比起台湾,香港电影人有更多顾忌。

《超级大国民》说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人生故事。

台湾与韩国的民主化历程相似,被誉为经典的政治电影是1989年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以及1995年万仁导演,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超级大国民》。

台湾电影沉寂过一段时间,2008年因本土题材的《海角七号》再度带起“国片”热潮,在一些电影中能看到野百合学运、太阳花学运的片段,但以政治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片仍不多见。

万仁对BBC中文回忆拍摄《超级大国民》时遇到的困难──因为台湾对政治电影有禁忌,难以筹到资金,他不得不拿自己的房子去抵押。

万仁表示,自己已经为了拍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电影筹备十多年,但最大的困境是片商认为政治片不卖钱、或考量到中国市场而不愿意投资。身为导演,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的资金,只要是“政策片”,他都不可能接受。

虽然筹备时间长,但万仁的态度仍正面乐观,他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史料公诸于世,会为电影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来面对“歪曲史实”的批评。

再加上《我》片在台湾热卖,片商对政治片的看法可能会改观,“也许是政治片的一线生机,”万仁说。

韩国为何能拍出卖座政治片?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片中的德国记者进入被政府封锁的光州采访。

“韩国因为朴槿惠的丑闻,社会气氛不同了。民众会觉得,对政府不满就要表态,要修正歪风、反省独裁统治。”钟乐伟对BBC中文说。

朴槿惠是朴正熙的女儿,政治倾向上被认为是保守派。她在任期间,强推国家统一编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引发抗议。批评者认为国编版淡化独裁政权压治民主化运动的行为。

钟乐伟分析,《我》片除了剧本本身感人之外,社会氛围也是吸引观众进入戏院的一大因素。

电影中,单亲爸爸金四福为了女儿不惜冒险的形象感动许多观众。

钟乐伟进一步说,韩国是个“泛政治化”的社会,韩国民众不会抗拒以历史、社会事件为题材的电影,一些社会案件──例如光州听障学校学生集体被性侵案拍成《熔炉》、华城连环杀人事件拍成《杀人回忆》──因拍成电影而广为人知,甚至促成案件的重审、修法。

人权律师出身的现任总统文在寅也出席《我》片放映。钟乐伟认为,如果《我》片在朴槿惠在任时上映,“也许会遇到一些麻烦”。

韩国民众在2016年11月连续几周举行大型示威,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

韩国民众自2016年年底,连续几周举行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集会人数最高达到170万人,是1980年代韩国争取民主化运动以来最大规模政治集会。

在台湾政治大学韩国语文学系开设“韩国转型正义电影评析”的兼任讲师朱立熙对BBC中文说,正是这股民气,造就了《我》片的超高票房。

“民主化造就韩流”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任内取消电影审查制度。

“要是没有民主化就没有韩流,”同时也是高雄市人权委员会委员的朱立熙对BBC中文说。

1997年,出身反对党,在专制时代是政治犯的金大中,经由民主投票成为韩国总统,韩国第一次政党轮替,被视为“真正落实民主化”。

1998年,金大中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并希望藉由文化来改变韩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孕育了“韩流”。

2016年韩片《尸速列车》(香港译《尸杀列车》,中国译《釜山行》)韩国破千万观影人次,海外也热卖。

韩国电影界从专制时代有一帮“敢言”人士打破禁忌发声,到民主化之后,电影界体认到创作自由让韩国电影享有国际能见度,因此尽管政府间接打压,韩国电影业依然蓬勃发展。

“朴槿惠时代对电影圈的控制很大,他们就更去拍,用电影去控诉。所以过去九年,政治电影更蓬勃。”钟乐伟说。

自由派政府金大中、卢武铉主政期间,政府对电影的限制较少。

保守派总统李明博、朴槿惠在任期间,虽然不能直接审查电影内容,但政府会从资金上施压。韩国戏院多由大财团掌控,亲政府的财团也会限制敏感电影的上映场次。

图为2014年世越号船难搜救照片。2015年政府对播放世越号纪录片的釜山电影节施压,虽然最后纪录片放映,但隔年电影节预算被大幅删减,电影界于是抵制2016年釜山电影节。

世越号船难后,批评政府处理失当的演艺人员,被朴槿惠政府列入“黑名单”,指示政府对于名单上九千多人的拍摄援助和资金申请给予“不利待遇”。

《我》片饰演计程车司机的男主角宋康昊,因批评世越号及过往演出有关卢武铉的电影而名列黑名单。

司机最后怎么了?

饰演司机金四福的韩国“国民影帝”宋康昊(图左),饰演光州学生的柳俊烈(图中),饰演记者彼得的托马斯·克莱彻曼(Thomas Kretschmann,图右)。

欣茨佩特在光州的衣冠冢至今仍有人前来致意。

《我》片德国记者彼得的原型是朱尔根‧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他的第一手采访让光州事件在西方世界曝光,光州市为他建了纪念碑。他在2016年去世,依照他的遗愿,在光州葬有他的衣冠冢。

欣茨佩特在光州事件后一直寻找司机“金四福”,但“金四福”似乎是个假名。欣茨佩特终其一生没能与他重逢。

由于遍寻不着金四福,《我》片中的金四福的家庭故事是虚构的。《我》片上映后,自称是金四福儿子的人现身,他拿出父亲与欣茨佩特的合影证明身份。

但他说“金四福”已经因为肝癌在1984年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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