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重返香港,回忆我在这座城市的潦倒青春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6-30,星期五 | 阅读:463

NICHOLAS KULISH 2017年6月29日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市中心的街头。

我不停地敲那位画家工作室的门,旁边是调色板形状的塑料标识。在香港的云咸街找到这栋散发着霉味的商业建筑可费了一番功夫,我开始想,恐怕是找不到我在那里的老朋友吴德东(Ng Tak Tung)了。

1997年,大学毕业几天后,我就独自来到这个位于南中国海的小岛上,就职于一家商业杂志。英国把对这个殖民地移交给中国的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对很多人来说,这象征着一个帝国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想要来点历史,来点冒险,再来点刺激,最后却发现,这三样东西都比我准备面对的要多。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有木头卡位和吊扇的陆羽茶室饮茶。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旺角的花卉市场。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从尖沙咀到中环的渡轮。

在赤柱海滩一艘上下颠簸中式帆船上,我看着一队队男女奋力地划着颜色鲜艳的龙舟,木雕的龙头和露在外面的龙牙从船头伸出去。我第一次在示威现场做报道。那是维多利亚公园的一个烛光守夜活动,数万名参与者聚在一起,缅怀八年前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民主抗议者。

几周后,我坐在一家悬挂着圣诞灯饰的临街小酒吧里,看电视上的新闻报道,称就在黎明前,中国军队搭乘装甲运兵车从深圳入境。同一个周末,在用红白色砖墙的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一名身形魁梧、身穿灰黑色礼服裤子,带褶衬衫的下摆没有扎起来的男子故意用头撞我,因为酒吧关门了,他没喝到酒。

我有一个一起玩飞镖的朋友,他来自中国海南岛,是个画家,几乎不会说英语,而我也不会说海南话。但我和德东两个,在我位于荷李活道上的办公室对面的平价酒吧Globe里,出人意料地成了朋友。他总是在容易击中的情况下失手,然后再不可思议地连续击中靶心,令败在我们手下的英国人蒙圈。

因为言语不通,我们便在餐巾纸和啤酒杯垫上涂涂画画进行交流。我们画认识的人,画地图,有香港、中国和世界地图,还用船、飞机和虚线表示我们各自的旅程。

最后一次见德东时,他邀请我去他的工作室。他拿起电话(自然是固定电话了)拨了一个号码,然后把听筒递给我。电话的另一头是一名女士,他妻子。她说自己在医院里,丈夫因为她的病而过得很辛苦。他想让我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朋友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不久后,我离开香港。那是在Facebook诞生之前很久的事了。那时,很多人甚至没有电子邮箱。当你像我一样不名一文地匆忙离开一座城市时,你会和身在世界另一头的大部分朋友失去联系。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吴德东留给我的唯一念想,是他的一幅兰桂坊夜生活区酒吧画作的小型复制品。准备踏上1997年秋天以来首次重返香港的旅程之际,我上网搜索,只找到他画的一幅酒瓶十年前由佳士得拍卖的信息,以及一所有着紫色调色板标识的艺术学校的网站,风格看上去很过时——我现在就站在这个标识旁边。无人应门。

他有可能已经搬回内地或移居西方国家,还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去世了。作为最后的努力,我掏出一张名片,在背面留言说我到了香港,请打电话或写信给我。前提是,如果他还记得我的话——我补充道。通往他那幽暗工作室的大门被锁住了,我把名片从门底下的缝隙塞进去,然后离开了。

在中国的统治下,过去20年间发生了太多事情——非典疫情、渐渐显现的威权、抗议运动——我并未指望看到一个熟悉的香港。与妻子瑞切尔一同启程前,我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上看了看,发现这座城市最高的20栋建筑中,有18栋是在我离开以后建的。我可以想象那些现代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时,被帆布和城中传统的竹脚手架遮蔽的样子。

但当我们在谷歌地图(Google Maps)上查找酒店时,我认出了自己以前住过的摆花街上的公寓,用手指划过一条当年去渡轮码头时经常要走过的路。瑞切尔注意到,虽然离开香港已有20年,但我还记得那些街道的名字,有时记得比我们已经住了三年的皇冠高地的街道还清晰。

我们的飞机在香港落地时,我透过窗户看到货轮慢慢穿过灰绿色的水域,甲板上堆着大量仿佛原色乐高积木块的集装箱,还能看到突出水面的偏远小岛的暗影。我立即认出了所有的一切。

尽管时差反应严重,我还是唆使妻子和我一道进行了漫长的徒步,每一段记忆都会推动我再多走几步,看到的每一个场景又会勾起另一段记忆。我带着瑞切尔参观了香火缭绕的文武庙和石墙树——灰色的榕树根如密网般伸展开去,附着在古老的护土墙上。市场里的生肉和海鲜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至今仍能击退无聊的超级市场的进犯。没能敲开吴德东工作室的门之后,我带着妻子继续前行。

我们乘坐天星小轮前往海港对面,费用一如既往地便宜,其间可以看到港岛上密密麻麻的高层建筑,颇为壮观。我们在大陆一侧的九龙上岸,融入尖沙咀的人山人海,这里比以前还要拥挤,不过曾经随处可见的散发暖意的霓虹灯几乎就要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更廉价的LED灯。我们流连于旺角附近许多主题街道上的商铺,还逛了金鱼街,在那里,成千上万条五颜六色的小鱼被放在一排排塑料袋内展示,正绕着小圈子游来游去。

我们看到了花墟道上盛开的花朵,其中有本地生长的百合和菊花。我们还在园圃街雀鸟花园看到骄傲的主人介绍他们那羽毛明亮、嘎嘎鸣叫的鹦鹉。

这一切截然不同于当年在香港生活时的日常。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工作身份充其量只是勉强合法,等到旅游签证即将到期,需要重新盖章才能再次入境时,我乘水翼船去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现在也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只能租得起比自己睡的那张单人木框架沙发床大不了多少的房间;我把这张小床一打开,它就会占据整个地面。我的衣服挂在头部上方的一根伸缩杆上,因此我要把自己的衬衫和裤子拨拉到一边才能站起来。

卫生间内没有淋浴器,地上有一个洞,水槽上连着一个喷嘴。厨房里只有一个连着石油气罐的炉子。

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花墟道细赏鲜花。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留给了Globe。对任何一个像我一样看着重播情景喜剧《干杯酒吧》(Cheers)长大的人来说,Globe都代表着一种理念:它不仅是你工作之余经常出没的场所,还是你在一座新城市的生命线,是能交到一帮朋友的地方。

一天晚上,我们觉得自己知道的笑话不多,于是要求所有客人都讲一个听听,讲完才能点单。出于好玩,我们列出了自己去过的所有国家和城市的名单。我们拿平装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字典以及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打赌。掷飞镖比赛进行到深夜,但轮到吴德东的时候,哪怕刚刚被摇醒,他也能命中靶心。

一段极为深刻的记忆来自举行交接仪式烟花表演的那天晚上。我们推开通往附近一栋办公楼楼梯间的门,以为它通向城中最好的私人观礼台之一。

时间一到,我们冲上辅助楼梯,前往楼顶。但当烟花表演开始时,我们只看到一个黑暗的矩形轮廓周围闪耀的光圈。一栋在建的摩天大楼自上一次烟花表演以来拔地而起,它那高耸的身影遮住了为这出政治大戏而举行的烟花秀。

对交接的规划和安排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但亚洲金融危机是一场令人完全猝不及防的灾难。我任职的那家杂志社老板是泰国人,泰铢崩溃后他们便没再给我们发工资。我被扫地出门了。

我没有追索权或者社会保障,只有Globe的酒保,他们收留了我。我曾睡在一个善良的女酒保和她那电工男友的沙发上。随着我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我的啤酒被偷偷记在了一些吵闹的银行家账上——他们始终没发现。

今年重返香港时,荷李活道上的Globe已经停业,但狂热的顾客凑了些钱,让它在不远处重新开张。原本挂在外边的旧钢铁牌子被人取了下来,挂在室内的一面墙上。绘有世界地图的标志性画作高踞在一个堆满游戏器具和书籍的角落上方。在老Globe,餐食的制作——或许我应该说奶酪的融化——是在烤箱内进行的。新Globe则是一家非常棒的美食酒吧,供应精致的鱼和松露玉米粥。

我和瑞切尔在香港品尝的美食,是我当年只能买得起折价葱油饼和便宜、饱腹的麦当劳套餐的岁月里从未吃过的。我们在小包包吃了四川炸鸡包和猪腩肉包;在有着木头卡位和吊扇的传统陆羽茶室吃了点心;还在Sohofama吃了黑松露饺子,该餐厅所在的由前警察宿舍改建而成的PMQ元创方,是香港苏豪区的一个融艺术、零售和餐饮于一体的时髦去处。

苏豪(SoHo)是“South of Hollywood Road”(荷李活道以南)的缩写。我记忆中的苏豪有大量酒吧以及位于一系列巨型自动扶梯附近、大多都很安静的餐厅——那些扶梯缓解了半山交通高峰期的压力。现在,许多年轻人从这样的场所涌出来,一群戴着五颜六色假发的年轻女子正在喝酒,其中一人甚至坐在黄色的消防栓上。向时差投降前,我们在当地的精酿啤酒吧65 Peel匆匆喝了些鬼佬清啤(Gweilo Pale Ales)。

第二天,为了避雨,我们跳上一辆旧电车,沿着繁忙的海滨一径前往北角。在那里,我们看到大量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女佣在任何有遮挡的地方野餐,她们聚在桥梁和立交桥下打发自己的假日时光。

在新兴的坚尼地城的地铁线西端,我在酒保老友斯科特·弗雷顿(Scott Wrayton)新开的餐厅Shoreditch里向他举杯祝贺。曾是英格兰小镇男孩的斯科特,回忆起自己25年前抵达一座霓虹城,看到云朵笼罩在摩天大楼顶端时的情形,他还以为自己走进了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从游客永远熙熙攘攘的太平山上,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这座城市天际线的变化。贝聿铭的中国银行大厦曾是这座岛上最显眼的建筑——双桅杆和白色三角形图案——现在它很容易迷失在中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

我们刚在泰昌饼家吃完蛋挞,我很想知道哪个奢华的服装精品店搬到了我曾经住过的肮脏旧公寓楼的一层,这时,WhatsApp传来一条消息。“嗨,尼克,我是德东!看到你的名片我很激动!你现在在香港吗?”

到达他的工作室时,发现门开着。墙边堆着很多木画框,还有几幅颜色鲜艳的粉蓝花朵油画。吴德东戴着黑框圆眼镜——我以前不记得他戴眼镜——白色山羊胡子现在遮住了他的下巴。尽管20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

但我没认出画册上他的名字。据他们说,他现在叫吴松。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找他这么难了。他拿出两根高斯巴(Cohiba)雪茄庆祝。我们一边抽着古巴雪茄,一边欣赏画册。

我们交谈时,他的助理为我们翻译,偶尔也提出她自己的问题。“你不会说中文,你们过去是怎么交谈的?”她问道。我解释说,我们会在随便找到的什么东西上画画。她在转述我的话时,他兴奋地翻那些画册,指着他在啤酒垫背面和碎纸片上画的素描的复制品——两个裸体女人,一条鱼咬着一根手指,一个看起来有点眼熟的瘦骨嶙峋的年轻人。

我开玩笑说他总能射中靶心,他眯起一只眼,假装端着一支步枪。他准头这么好是因为他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神枪手,参与过中越边境的冲突。

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比我所能想像的还要复杂。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文革期间处境艰难。退伍后他去了广州美术学院,在那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跟着她来到香港。

我问他,那时候,他妻子是不是病了,甚至还住院了?我想看看自己的记忆对不对。是的,当时她是病了。她是不是会说英语?是的,她会说。

作为自己的艺术转型的一部分,吴松还放弃了写实主义的科班训练,投身于新表现主义,就像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沉浸在蒙马特那样,泡在沉沦堕落的兰桂坊酒吧里。就像画册中的一篇文章说的,“他从这个陌生的地方出发,去到哪里都会感到疏离,并领悟了孤独与无助的含义。”

和我一样,他也刚搬到这座城市。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友谊是从共同的孤独感中生发出来的,当时我们都无法表达那种孤独感。他对我说,他改了名字,想换换运气,重新开始。他获得了成功,现在,他的油画被大博物馆收藏,他住在太平山上——那是俯瞰这座城市的一个令人艳羡的区域。

在我离开后的几年里,我总是会讲些这个地方轻松有趣的故事:赛龙舟、中式骰子游戏,粤语流行歌卡拉OK。后来我读到自己一本包着皮革书套的旧日记,其中的悲惨痛苦不禁令我哑口无言。落魄潦倒不是什么有趣的经历;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震荡的感觉并不像坐过山车;失去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份工作,遭到驱逐,把所有的积蓄都用于生存,这样的经历只有在事后回想起来才是浪漫的。

这个城市太庞大、太昂贵、对我来说太艰难。是我交过的那些朋友们才让它变得能够忍受,而且模糊地回忆起来还能称得上一段美好的时光。吴松带着我走下后楼梯,来到一个酒吧,那里的人都认识他,就像那时Globe的人都认识我们。他的助手离开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开心地喝酒、闲聊,不太能听懂对方的话,但却依然彼此理解。

Nicholas Kulish是《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与小说《Last One In》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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