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渡重洋,中国人把小商品批发市场开到塞内加尔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6-19,星期一 | 阅读:367

杰安迪 2017年5月24日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售卖着廉价珠宝的中国店主。

塞内加尔达喀尔——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曹启韩(音)现年23岁,由于对国内就业机会稀少感到沮丧,他走上了一条其雄心勃勃的中国前辈曾经走过的道路:他孤注一掷去了一个遥远且完全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人说话用的语言他一个都不懂。

但是,与那些去北美、欧洲或澳大利亚追求更美好生活梦想的同胞不同,曹启韩买了一张去塞内加尔的机票,这个有14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大约2000名华人居民。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8岁的曹先生在自己的餐厅里包着饺子。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月,中国人和塞内加尔人在参加过年的庆祝活动。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8岁、来自福建省的收银员程来(音)说,塞内加尔不是他想象中到处是沙漠、混乱不堪的样子。事实上,这里还不赖。

虽然曹启韩在首都达喀尔有亲戚,但他几乎不知道到那里能指望什么。

“我们中国人认为非洲不文明而且危险,但事实证明不并那么糟糕,”他在来到这里几周后说。“我觉得,我会在这儿住一段时间。”他的家人在达喀尔不断扩大的中国城里开了一家饭馆,他说此番话时,正在饭馆里包饺子。

这些日子里,戴高乐将军大道两旁已有200多家中国人开的商店,这条经过桑特奈尔中产阶层社区的充满活力的大道的一头就是达喀尔雄伟壮观的大清真寺。

狭窄的商店里摆满了镶嵌着大块莱茵石的首饰、成堆的塑料厨具,以及装饰着蝴蝶结的珠光宝气的坤鞋。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几乎没有售价超过5美元的。

与世界各地热闹非凡的唐人街不同,达喀尔的这块中国飞地没有魅力,却充满竞争,对那些不在批发市场上寻找商品的人们几乎没有吸引力。这里没有佛寺,也没有几家餐馆,白天的大部分时候,这里的人行道上有一种显然懒洋洋的感觉。

这里的店主大多数是河南人,河南是中国中部的一个人口稠密的贫穷省份,河南的人口为9400万,与埃及的不相上下。

在中国国内,来自河南的移民经常被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是一种歧视的受害者,这种歧视来自人们模糊但普遍持有的观念,认为河南人有犯罪倾向。许多河南人干的是最低报酬的工作,当卡车司机、农民或体力劳动者。

“这就我们的生活,”58岁的朱昊明(音)说,这位急性子、讲话很快的男子说话时面带微笑。“我们为了谋生必须背井离乡。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你会把你的朋友也带过来,即使这个地方在世界的另一头。”

朱昊明算是一位先驱,17年前,他从河南来这里为中国产品举办贸销会后,一直没有离开。

“我意识到,中国有很多东西,而这里的人们需要东西,所以这是个很好的般配,”他说。

朱昊明开了一家出售假花的商店,无意之中成了达喀尔不断增长的中国社区的核心,这个中国社区已经主导了低成本消费品的批发贸易。

对想到国外寻求机会的奋斗者来说,塞内加尔几乎上不了可供选择目的地的名单,但获得签证的便利往往能战胜许多中国人对非洲的疑虑。

新到者通常从为他们在老家认识的批发商打工开始,然后,在攒够了购买他们第一批货物的钱后,尽快自己开店。

生活很少有容易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利润很低,孤独感不断袭来。男人们常常独自来这里,即使是已婚夫妇也往往把孩子留在家乡,交给祖父母带养。

最近的一个下午,中午的炎热已把便道上的人流变成了偶尔的人影,无聊的店主们在手机上看着中国电影,他们雇的塞内加尔工人们在用掸子打扫货架,同时在用这里通用的、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听懂的沃洛夫语聊天。

我对塞内加尔生活的询问打开了店主们抱怨的话门:太多的竞争对手、太少的客户,以及每年一次的回国采购期间,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

34岁的王旭(音)与弟弟一起销售色彩鲜艳的手镯,他把销售低迷的原因归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更糟糕的是,塞内加尔人能花的钱越来越少,”他说。

还有人抱怨商品被盗——以及当地警方的漠不关心,但人们谈的主要是乡愁和对留守家乡者的思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到“吃苦”这个词,这个颇为陈腐的说法表达的是中国人忍耐辛苦的态度。

“我儿子正在父亲不在身边的情况下长大成人,”王旭平静地说,边说边点起了一根香烟,他每天习惯性地抽掉两包烟。

在塞内加尔人眼里,中国批发商的到来即是好事、也是坏事。中国人进口的低端商品让数不清的小贩有了谋生之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这些商品贩卖到农村,甚至贩卖到西非其他国家。而那些曾经去中国购买同样货物的塞内加尔批发商们却被挤出了市场,这令他们颇为不快。

38岁的让·诺埃尔·法耶(Jean Noel Faye)在达喀尔一个破烂不堪的露天市场上销售女鞋,他说,他对那些抱怨中国人及其最低价格的塞内加尔商人们没有多少同情。

“没有中国人,我们会没东西可卖,”法耶说,他每卖一双鞋能赚80美分。“那些对中国人印象不好的人已经发了财了。”

普通的塞内加尔人的确也有合情合理的抱怨,比如劣质电子产品、假冒伪劣药品,以及与当地渔民竞争正在迅速减少的渔业资源的中国拖网渔船。

在中国人开的商店里打工的当地人抱怨薪金过低,也抱怨也许可以宽容地描述为巨大文化差距的东西。“我们与中国人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位店员说,他强调双方缺少一种共同语言。“他们来塞内加尔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赚钱。”

不过,感激的表达更为普遍,得到中国支持的大批项目也助长了这种看法,这些项目改善了这座交通堵塞的老城市里生活。这里有长长的新建和翻新道路,还有一个华丽的国家大剧院,以及把许多热衷于健身的塞内加尔人在黄昏时段吸引到海滨步行大道的闪闪发光的运动器材组合。

然而,当地人和中国人的社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靠出售假花立业的先驱批发商朱昊明说,他来塞内加尔的这么多年里,只知道两次中国人与当地人通婚的事情。在“蓝天碧海”这家雇用了新到移民曹启韩的中国饭馆里,很少看到塞内加尔顾客。

在最近一天的午餐时段,这家饭馆的几个包间都挤得满满的,其中一间里是帮助修建通往达喀尔新机场的高速公路的年轻工程师们,另一间里是躲避邻国冈比亚这阵子的政治不稳定的饱经风霜的福建商人。第三间被最近来这里的商人吴浩洪(音)包了,他挺着大肚子,笑声听起来有点神经质。

吴浩洪大讲特讲着非洲的机会,同时接二连三地抽掉了一盒带有蓝色过滤嘴的中国香烟,但他说,来自中国的移民有时选择了错误的地方定居。他的结论来自自己的经历:他曾在安哥拉度过了七年的时间,在多遭遇持枪抢劫之后,他离开了那里。

“就连安哥拉的警察也是土匪,”他说,他正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放弃了在安哥拉的建筑材料供应业务,搬到塞内加尔来开了一家卡拉OK厅,这是为了满足单身中国男子的需求,厅里雇佣的年轻中国女子穿着露肚脐眼的短上衣,她们暗中地为顾客充当临时伴侣。

“其实,混乱的地方对经商也可能有好处,因为那会让竞争对手的数量减少,”他说。“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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