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启发了美国人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6-5,星期一 | 阅读:358

VIVIAN GORNICK 2017年5月2日

Patrick A. Burns/The New York Times 1947年,人们在拥挤的礼堂里听取长期担任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演讲。

红色世纪:十月革命100年后,探索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它留给后世的影响。

1962年,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集会中,著名自由派记者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对台下的大批资深左翼人士说:“我一生中认识许多共产党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罪犯。我当年认为他们是活动人士,我们也有过争吵。但是,虽然这个国家对你们不友善,但它却幸运地拥有你们。你们遭到逮捕与跟踪,你们的电话被窃听,你们的孩子被解雇。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可以想到你们当中许多我认识的人,一直保持着勇敢、乐观与不屈。”他补充说,“我向你们致敬,我希望时代会更好。”

我母亲当晚也在观众当中,回家后,她说:“美国能有共产党人真是幸运。比起其他大多数人,他们更多地促使这个国家获得了它一直标榜自己所拥有的民主。”

我的父母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在我成长期间,也就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我认为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就像他们所自称的那样,是“进步人士”。在进步人士的世界里,社会结构是复杂的。其核心是为共产党工作的全职组织者,外围则是共产党的左翼同情者,其间分布着各种人士,从普通的党证持有者到可敬的同路人。

童年时代,这些区别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那些来到我们位于布朗克斯的公寓,或是出现在我们的筹款活动、集会与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上的人们,他们就是进步人士。在厨房的餐桌边,他们喝茶、吃黑面包和鲱鱼,并且谈论各种“问题”。我理解不了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丰富的修辞与激烈的争辩一直都让我感到激动,他们的话语如同热情的河流,源源不绝地流淌,蕴含着深刻的急切与渴望。

他们正是这条河流上的航行者,这些水管工、熨衣工和缝纫机工人;在这样的旅途中,他们不仅带来其个人的贫穷经历,还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变革力量的抽象概念。当这些人坐下来谈话时,政治就坐在他们中间,思想就坐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历史就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说话和思考,令他们摆脱了与生俱来的那种没有名字、没有面目、默默无闻的状态;令他们坚信,他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无所有者,也是无产阶级,拥有属于自己的创始神话(俄罗斯革命)和一个文明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

诚然,那些年有成千上万穷困的工人阶级(服装区的犹太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矿工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水果采摘者)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在受过教育的中层阶级(教师、科学家、作家)当中,也有成千上万人加入了共产党,因为这些人同样认为共产党拥有道德上的力量,通过对体系的热情与雄辩的言辞,它从内在和外在上均为社会不平等带来了切实的紧迫之感。

大部分共产党人从来没去过党的总部、见过中央委员或知晓决策会议的内情。但每一个普通成员都知道,党的工会组织者对工厂劳工的崛起至关重要;党的律师为南方的黑人辩护;党的组织者与阿巴拉契亚的矿工、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工人和匹茨堡的钢铁工人一起生活和工作,有时甚至一起赴死。让这一切变得真实的是共产党建立的机构:国际工人兄弟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rder)、全国黑人大会(National Negro Congress)和失业委员会(Unemployment Councils)。在整个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无论何时,只要出现新的世界性灾难,《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总会在几分钟内售罄。

现在可能难以理解,但当时,在这个地方,共产党定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大团结愿景在最最普通的人心中燃起了一种自己的人道感。这种感觉颇为深刻,让生命变得重要,重要且明确。很多人不仅喜欢这种内心的明确感,而且还无法从中自拔。生活中的回报、爱情、名望和财富都无法与这种经历相比。很多时候,正是这种世界和自我的合二为一让共产党人成了忠实信徒,却无法面对占据其信仰核心位置的警察国家腐败,而即便是三岁小孩都看出它正在吞噬着自身。

1956年2月,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0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上发表讲话,并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不计其数的恐怖之处时,我20岁。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坐在父亲餐桌旁的人们或愤怒或哭泣,或是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空中。我内心也充满了年轻人的那种愤怒。“撒谎!”我朝他们尖叫。“谎言、被判和谋杀。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困惑、伤心的他们恳求我等等看,这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相,不可能。但它就是。

苏共二十大报告给世界各地有组织的左派带来了政治上的毁灭。该报告发布后的数周内,这个国家就有3万人退出共产党;那一年结束前,共产党像它于1919年发轫之初时一样,成了美国政治地图上的一个小党派。

共产党在美国的实际寿命约为40年。那40年间,曾有数十上百万美国人成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遭受社会隔离、财务崩溃和职业生涯的毁灭,乃至被投入监狱。除了当初的那些革命党,他们是生活受政治史影响最大的两代美国人。他们创造了历史,也将为历史所铭记。

维维恩·戈尼克(Vivian Gornick)近期著有回忆录《奇异的女人与城市》(The Odd Woman and the City)。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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