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5-9,星期二 | 阅读:974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好好工作吧,不明白的事沉默对待,可少错误。工作多担负些,向(好的)解放军学习看齐。向优秀党员(真正优秀的)和同志看齐,即可望提高而少出意外。谦虚谨慎不怕多,不宜忘。”

“希望你凡事谨慎,多学习,也多听群众意见,见名誉就让,见困难就帮,能把握大处,就可以少让妈妈担心。”

这是沈从文写给长子沈龙朱和次子沈虎雏信里的话。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喜欢通过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思。这些写于文革年月的信件(1966—1976),侥幸被收信人保存下来,——因为新中国思想控制、以言治罪的专政氛围,大多数被收信人阅后销毁,只有少数不犯忌的留存于世。《大小生活都在念中:十年家书》近百封信件,除了一封是儿子写给沈从文的情况报告外,都是他写给亲人的私信。何谓大小生活?大生活即国家政治变化,小生活指个人及家庭状况。此书给我的感受是,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皆在作者心间滚动;他是那样真诚地诉说自己的忧思和心事,不仅仅是对亲人,好像还对着无数良善的读者。

从开头短短两段话即可看出,沈从文实在是天真而世故。他以自己在新中国生存的体会告诫孩子,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惊涛骇浪的年月。在鼎革之际,他曾经因为无法接受革命逻辑而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从小渴望进步,批评父亲革命不积极的长子,尽管在思想上已经与保守父亲划清界限,但还是在1957年因口直心快给当局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讽刺的是,沈从文还得给两个不理解自己的“革命”儿子写信,以自己的体会,提醒他们如何保全性命于乱世。

毫无疑问,沈从文认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幸存者。

1974年2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推心置腹地讲述自己在新中国的生存方式,诉说做人做事的初衷及根由,冀望得到其理解和支持。令人意外的是,他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创作,认为进行文物研究才有价值:“而取得的进展,却又显明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国家有现实意义。”这种认知表明,经过二十五年的思想改造,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彻底颠覆了自己,成为驯顺的革命一兵。他颇有几分自得。在如此严苛的生存环境下,他觉得自己还能顽强地活下来,被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委以整理文物的重任,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当局认可的成绩,委实是了不起的人生成就。通篇飘逸着智者的骄傲:随波逐流,其实却保留着真我。那种逃避革命惩罚、获得劳作佳绩的成就感,尤其令人难忘。

他逐一总结自己的处世哲学,其中有躲过反右运动的机敏:“大鸣大放来了,我也经常去故宫,和陈梦家等等十多人座谈,谈的并不少,只是正面建议,不胡扯。”在大鸣大放高潮期的信里,他谈到民主党派的动机是要倾覆共产党的统治,周恩来告诫知识分子要明大是大非,以及获知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处理消息后他的感想:“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的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见《沈从文家事》)

谨小慎微的生存哲学救了他。即使有后来的浩劫,他也认为自己比同时代文化人活得好,因为所受的折磨非常轻:

“只写了个二千字不到的自我批评,在大会上一宣读,即告完事。”

“扫了一阵卫生间。”

而损失,也不外乎“一些些藏书”、“未集印的存稿”、彼此写的信件以及朋友的通信。

那些在1949年后被新政权重用的故旧,短暂风光过后,纷纷成为革命对象:老舍投湖自杀,丁玲身陷囹圄,巴金由高处坠入深渊,“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巴金:《怀念萧珊》)

到文革后期,巴金、冰心等人依旧被“挂着”,沈从文却被再次启用。他不由得生出莫名的感慨,觉得这是自己多年来为人做事的福报。

他确实有理由自豪。身心健康,亲人健在,还撰写了传世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老友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里写道:“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奔西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日走尽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床头多了一盒骨灰,……”远离政治漩涡,躲避灾祸,发挥生命潜力,不虚度人生,湘西人沈从文可谓乱世中的赢家。

那么,沈从文的生存秘笈是什么呢?

首先,紧跟领袖指示,做别人无法反对的事情。因为有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及分派任务,他欣然认领了落实“古为今用”政策的旨意,以此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在政协的四五个提案,全是关于如何落实古为今用方针的,而且全部通过,他因之自感对社会有积极影响。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经验,“学习改造大大不同于人处,即不是当众发言的活泼流利,而是死死的记着一些些为数不多意思深刻的揭示,去持久实践!也可以说,单单纯纯记住十个大字‘搞调查研究’,学习‘为人民服务’,一面牢牢记住一个研究员的特别责任,是为‘解决本馆陈列研究外,还得负对外协助科研、教学及生产而服务’。”

其次,“把功劳上下推,决不提自己什么。”他用让别人感觉不到威胁的方式,赢得广泛支持和认可。对每一位来商量改进生产问题的人,不以专家自居“点点指指”,总不忘说明:“老师傅才是生产上打硬仗的战士,我是个后勤杂务人员;对美院教授,则事先交代自己只是从说明员地位介绍材料,从常识出发汇报学习体会和个人理解,主要是供专家参考;为外单位演出、编书提供材料做事,总让领导上台说话,然后再用说明员身份,为人家一一说明内容,最后总不忘表扬同事:“这个工作是美工组、库房组同志共同热心来做的事。”他还坦白,从不贪图便宜,把好的文物收藏给自己。如此一来,他化解了各种“敌人”,最终赢得了组织信任。他参加了文物检查组,过手了约卅万件不同文物,“看绸缎和瓷器就十万八万,吃透了许多专家拿不住的问题”。自反右到文革前,外面惊涛骇浪,他竟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主持一项庞大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工作计划。

有阅历的人或许会发现,沈从文的处世哲学,也是新中国有才能有抱负的正派人的常见生存模式,若不自觉泯灭自我意识,就将被迫消灭,甚至有性命之虞。故而,他的秘笈并无特别之处,但在他看来,却是自己的一大发明。一个天真赤诚之人,何以被逼成这般世俗模样,这恐怕才是关注重点。

在信里,他有点娇嗔地问妻子:“得不到党的信托,能把那么大的工作不组织什么委员会来办,却让我一个人来办?”

“除了个人脑子得用,”他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归之于“主要还是受到党的教育、鼓励、了解、信任”,以及学习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将其运用到具体工作上的结果。

他在信里自豪地宣称:“这个在主席指挥下的‘普通一兵’的资格,是取得了的。”《普通一兵》是苏联著名的洗脑作品,讲述用生命之躯堵枪眼的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的故事,1952年被新中国引进,成为革命英雄主义教科书。沈从文在此表明的是:自己取得了为革命献身的资格。

他还在信中设想,自己可以当个小班长,率领十来个人,“为了工作,这点‘野心’,总理或主席,还会以为我是为自己吗?”

呵呵,一个狡黠然而并不惹人讨厌的湘西佬的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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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张兆和在晚年读了丈夫遗留的家书及检讨书后,感慨道,“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除了名满天下的《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沈从文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记录,也许就在“沈从文人文三书”里:一本是文革十年家书精选《大小生活都在念中》,一本是收录有检讨书菁华的《生命的光影形线:人生感想录》(还包括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随笔、时论),一本是谈艺谈文物论文化的《古人为何要留胡子》。家书、检讨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真实表现了大师在鼎革之后的精神活动,世故而天真,让人感受鬼魅横行岁月里一颗不甘沉沦的心灵的悸动:痛彻心扉的反省,异常艰难的生存,于绝望中奋力活下去的勇气,……读了,才知道我们原本并不了解沈先生。

当改天换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国时,知识分子沈从文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在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件事的真正含义,中共文化教育接收大将叶圣陶在同年3月20日的日记里不无悲悯地写道:“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八天后,沈从文试图自杀,他顶上门,用锋利的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和脖颈。沈从文的长子沈龙珠晚年回忆道,他们一家人当时非常不解:“我们认为没有人要他怎么样,很容易转变的事情,为什么转变不过来?”沈从文好友林徽因质问:“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人们在几十年后才明白沈从文发疯的象征意义。那是不甘死亡的心灵的哀号,是自此消逝的旧时代的颤音,是对自由、人性、尊严格外敏感的人的死去。可以与此比拟的是,苏联革命成功后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放悲声。严霜摧折,灵魂凋谢,能否迈过这道被红色革命征服的心理之坎,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莫大的考验。有洞察力的人逃离了赤土,更多的人轻松跨过了,沈从文却几乎被这道考题难死。沈从文在绝笔书里哀叹:“《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

多少年后,人们似乎觉得沈从文这个转变非常值得,因为他写出了可以传之后世的杰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0年,他的小姨子张充和欣喜地说:“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那才可惜!”2014年,评论家张新颖睿智地总结道:“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我以为,他们夸赞的是另一个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已经死在那一年。沈从文的所谓成就,是无奈之中可怜的收获:一只自由创造的雄鹰死了,变作笼子里的工匠,作囚禁中的歌唱——以之判定沈从文转变的价值,不免偏离了对生命尊严的考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自由知识分子沈从文的精神死亡,比作为小说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的死更令人叹惋——那是无法衡量无从补偿的损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死亡悲剧,才是对那个法西斯时代最有力的控诉。

他为何不去台湾?人们对沈从文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颇为不解。据沈龙珠说,南行的机票都送到手里,但沈从文决定留下,“他不走,他觉得新社会是会好的,也应该好的,不会是老样子了。”沈从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确是这样表述的:“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他明白即将降临的新中国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但仍天真地设想,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旧中国更坏吧?他寄希望于新统治者兑现自己宣称的建国承诺,以为总可以自在地凭手中那支笔生活下去,更何况地下党也派人动员他留下来。当变来临时,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设想的变,而是毁灭,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这天真并非他一个人的,挚友朱光潜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结核的儿子身体无法移动;地下党许诺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难过后的周自南京老虎桥监狱保释出狱,随后奔赴上海避难,自称在监狱最后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上海易手后,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译过平静的生活。……许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厌恶旧政权而愿意接受新政权,他们觉得任何政权都不会让自己活不下去。

击垮沈从文的,是中共文化管家郭沫若的一篇檄文。在沈从文工作的北大校园,有人在壁报上贴出了来自香港的文章,名曰“斥反动文艺”,原发1948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在1949年以前的文化界,沈从文可谓特立独行之士,他蔑视权力,不屑于加入国民政府参政议政,又厌恶那些鼓动革命的“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节,因而在知识界拥有良好的声望。中共地下党员、学生吴晗一心拉他入民盟,被他坚拒。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几篇时论里,疾呼为了新中国放弃党争,不愿让人民再做无谓的炮灰,他心里有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愿景。

基于人性立场,沈从文高声反对国共内战:

“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

“我们对于在朝在野伟人政客的信念,事实上都已完全动摇。”

这些锐利的句子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沈从文的政治立场。

他认为,年轻人在“争夺”之外,应该寻找另一条路:“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而文学的作用,就是“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

他对作家的期许是:“一个真有头脑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工作虽无从重造这个社会全体,却容易给未来一代负责者在生命最重要的青年阶段中消毒免疫。能使之消毒免疫,这国家明日的命运,很可能便不同了!”

一篇“《文学周刊》编者言”,一篇“向现实学习”,这两篇分别于1945年11月10日和次年10月20日发表的文章,彻底激怒了革命文化阵营。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剑拔弩张,虽有和平谈判和美国调解,但内战一触即发,民众期盼多年的和平的希望眼看着将要破灭。在1947至1948年间,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曾经发起了一场松散的争论,名为“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自由主义者已经明白到了必须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刻,但他们未必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取得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共产党文宣机构以解放人民的“革命战争”替代“国共内战”,自然会视反战者为敌。读了沈从文的文字,我们就该明白郭沫若为何要置他于死地了。按照共产党文化管家的逻辑,不拥护就接近于反对,更何况是如此决绝地发出犀利的反对声。

更令郭沫若之类革命文化运动健将愤慨的是,沈从文斥责这些“活动人物”寄食于文化运动的名分上,将作家放置于宣传机构门下任其驱使,他们只是在争名词是非的同时争名分。

反击是必然的。他们指责沈从文“诋毁了一切为人民的苦难呼吁的文艺……污蔑了一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奔走牺牲的作家”,讥讽沈从文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是想做国民政府的名士,……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郭氏檄文出笼。

从杀气腾腾的题目就可看出其审判官的角色。在政权易帜之际,郭沫若以中共文化裁决者的身份,吹响了清理阶级门户的号角。文章开宗明义提出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由此出发,指责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为“文字上的春宫”,并将沈从文的罪状一一罗列:抗战初期,高唱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后期反对作家从政,今又将“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称之为“民族自杀悲剧”,——“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最后斩钉截铁地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文素臣是清代小说《野叟曝言》里的主角,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全能型的救世英雄,他凭一己之力将儒教推向世界。郭沫若将沈从文与之相比,且加了一个形容词“摩登”,以讥讽其过气的主张以及自不量力的滑稽程度。

郭沫若还别出心裁地将“反动文艺”划分为“红黄蓝白黑”诸色,裁定沈从文为桃红色,朱光潜为蓝色,萧乾为黑色。宣称现在打击的主要对象正是这三色,“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郭还进行攻心战:“我们也并不拒绝人们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敌人,一旦翻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

文化管家警告政治立场中立的文化人:你们很容易被当成反动派的花瓶而利用,不要在反动或伪自由主义的报刊上发文章。

该文的逻辑铿锵有力:不赞同革命的,当然是敌人,必围剿之;不积极参加革命,也有问题——要么是帮凶,要么被人利用,都必须自觉向革命靠拢。

不读这篇檄文,是无从体会沈从文的惶恐的。这是一言九鼎的革命判决书,彻底宣判了文人沈从文的死刑。从罪证到推论,言之凿凿,一下子击中了他的死穴,他无力辩驳,也无法辩驳,他感受到了那股强硬的寒意,因预感大祸临头而惶恐不安。神经高度紧张的沈从文,感觉被人盯梢,随时有被抓走的危险,他也确实收到了恐吓信,瞥见了后窗窥视者的影子,于是,他精神失常了,成为人们眼里的“病人”。

在新中国,人们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了,没有私人存在的空间,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无饭可吃。国家机器强制消灭了社会,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全部国有化,一个独立不羁的人无从立足,一个被单位包裹的人,事实上被分子化了,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被组织抛弃(林贤治语)。因而,谁也就没有与强力抗衡的底气和可能,投降缴械是必然的事情。

1949年7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新政权掌门人毛泽东在不到二百个字的欢迎辞里说:“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这样的逻辑和句式自此风行,被欢迎的753位对象从此有了自己的上帝。沈从文不在此列,因为他是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不久,病未愈合的他,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学习”。

“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1949年5月30日,孤独而绝望的沈从文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像是慨叹,又仿佛是一道可怕的谶语。

沈从文在同年9月8日给丁玲的信中说:“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但怕的东西偏偏要来,他终究是毁灭了。

参考书目:

旅途日记五种 叶圣陶著 三联书店2002年版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 钟叔河编订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

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林贤治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

沈从文家事 刘红庆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 张新颖著 《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

沈从文与民盟 李斌著 《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似水华年 王道编 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 陈寿立编 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沈从文人文三书 沈从文著 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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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得站起来讲。” 这是作家沈从文的开场白,时为1981年,他应邀在故乡湖南省博物馆演讲。他紧接着说,自己是个不及格的说明员,“我的目标也就是做个及格的说明员,”“这次来主要是向各位学习,”……事实上,他这次可算是衣锦还乡,他携夫人,在两个亲密助手的陪同下,从广州校对传世名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路过长沙,被家乡当作贵宾迎接,台下坐的都是前来聆听著名文学家、历史文物学家教诲的虔诚观众。

在赞美者眼里,此为大师的谦卑;若自批评者的角度看,则不免为沈从文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被新中国修理得如此不堪,几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但这恰是三十多年革命运动的结果,个性,棱角,自尊,都是消灭的对象。一个文化人需时时夹紧尾巴,否则便有惩罚自天而降。一个人的言语、行动,无时无刻不处于革命群众的监控之下。不低眉顺眼混同于沉寂者的行列,一个有思想的人随时会被扑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成功者——他自如地学会了卑微,不让大家产生排异反应。

1987年7月,沈从文与来访的瑞典作家汉森有一段奇妙的对话:

对方问:“《边城》是您最成功的作品吗?”

回答:“是比较喜欢的习作。是一种试探,用各种不同写法。可以算是代表作。”又说,“不成熟的,所以叫习作。”

对方问:“那是不是认为不成功的?”

回答:“不是。”

既叫习作,又说是代表作,这很难让人明白其中的逻辑。倘若照黄永玉先生的解码——“把否定当肯定”,就恍然大悟了。沈从文是通过自贬——弱,赢得人们的怜悯,但你若真以为他弱,却不免上当了,他骨子里非常自信而强悍。“习作”是示人以弱,“代表作”才是强悍。当你把“习作”视为谦语,你就对了。

晚年黄永玉揭示了表叔沈从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喜欢示人以弱;二是很会超脱。既是个性,也未尝不是其生存策略。

我理解,所谓“很会超脱”,指的恐怕是很容易从现实情境里脱身而出,留一具枯壳游戏人间。聪慧过人的他懂得生存原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低头便是以弱示人;骨子里倔强依旧,在服从的外表下,完成自己的生命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沈从文在家里被视为落后分子,妻子张兆和受组织信任,肩负教书育人重任,两个儿子积极要求进步,长子在思想上同他划清了界限,次子也不理解他的怪样。他成了革命大潮中的孤家寡人,即是这样,也不能置身事外,新中国是不允许他掉队的,他必须过革命关。1950年初,他被送进临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当局开办这所大学的目的,意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令其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因而所谓学习,便是强制性地灌输一整套革命理论,逼迫一个人不断反省,直到过关,被组织接纳。据沈从文后来的同事史树青回忆:“几千人听艾思奇作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理论干将,所写《大众哲学》一书被中共作为洗脑教科书,他力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沈从文在革命大学的“学习”非常艰难。次子沈虎雏说,“爸爸学得别别扭扭,不合潮流。他不喜欢开会听报告,不喜欢发言和听别人发言,讲政治术语永远不准确,革命歌曲一个也不会唱,休息时不跟大家伙打成一片,连扑克牌都不肯玩,总是钻进伙房,跟几个一声不吭的老炊事员闷坐。……”可以想象其痛苦不堪的处境,但他还是毕业了,他也必须毕业。经过十个月的政治学习,1950年12月,沈从文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了“毕业证书”,这一年,沈从文48岁,正当生命盛年。

半年后,沈从文又被安排去四川参加土改,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中共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在沈从文身上生效了。他写下了两篇重要检讨书(见人生感想录《生命的光影形线》)。

1949年2月,沈从文表示:“我已完全相信一个新的合理社会,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

同年12月25日,他又写了一份六千字的检讨书里,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诚恳,坦率,呕心沥血,称得上是一份合格的投降书。他将自己的转变归之于两点:从现实学习,从文件学习。“一册《毛泽东文选》和党纲报告,实帮助我启发我理解到许多问题。”他总结了自己的个性及思想历程,认为讨厌政治和内省的个人气质,使其离群而思索,为固有观念所局限,此为病症。他认识到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近于对社会进步要求的责任规避”,而毛泽东“很素朴的将一切文化活动引入政治,皈依政治,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新政治服务。措词明确具体,远比一切教条文学合乎实际”。

然后,沈从文以自己和孩子的思想冲突为例,反省自己凡事“由思出发”已不合新时代,而“由信出发”的孩子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国家一同壮大,而自己落在了后面。  他敏锐而准确地捻出官方倡导的时代氛围:“一种新宗教气氛的孕育成形。”他觉悟道,“在此大时代中,任何个人都渺小之至。”“若工作和社会发展游离,或相反,便无意义可言。”“便觉得过去一时对社会进步的妄想,文学艺术的看法,生活方式的孤立,都实在和社会发展游离。” 他坚信这不是臣服,而是“对真理的虚心”。他还以身说法,为当局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说空话过糊涂日子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放下错误思想、拘腐态度和不健康的人生观”。

最后,沈从文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验证自己思想改造成效的考核目标:“到我情绪健康能重新用笔写短篇小说,来讴歌这个新时代人民进步的种种,对人民革命也稍稍有点用处时。”

“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憔悴,很离奇。”现在再读一年前的句子,简直有恍若隔世之叹。

经过一番“改造”,沈从文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病根所在,自觉放下个体的生命意识,服膺了革命真理,一个自由主义者就这样成为国家主义的认同者,有自觉生命意识的沈从文死了。这种经由强力塑造的世界观,顽固地占领了他的思想和灵魂。

从沈从文尝试写的两篇小说,即可看出他被改造的程度。

《老同志》写于1952年1月14日,时值作者在四川参加土改。小说以两年前在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的经历为素材,写了一个被教育长作为标兵的炊事员的故事。这是一个五十七岁的“翻身老农民”,有“一双劳动人民的大手”,“充满一派忠诚无邪的干净气”,“每天只是一声不响地低头把事情做下去。因为他明白人民既然当家作了主人,事情是越做得多越好”,“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永远在为一个人类崇高理想而燃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个“老同志”面前,小说主人公生出如下感慨:“难的是素朴和忠诚,一切为人而无我。这种无产阶级高贵品质,是不容易学到的。”沈从文臆想了一个顺从、无私的劳动人民形象,属于无内心生活的纸糊人,被抽干了血肉的的人形物,一个竭力让人因感动而效仿的革命螺丝钉。这是作者被革命教育之后的文学汇报,也是他幻想中的“劳动人民”,沈从文以此赞美革命的成效:塑造了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

《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写于同年,以土改工作者的口吻,讲述发动贫下中农斗地主的进展,充其量算是一个文学化的事迹报告,主题先行的锵锵主旋律,混杂着依稀可辨的沈从文的笔调,令人有五味杂陈之感。看看这样的句子:“一切都进行得顺利。晚上各村反映情况,都说毛主席真是为我们穷人撑腰,把大恶霸枪毙了,挪去了一个千斤大石头,翻身大事再不会有何挡路的东西了……人民动起来了,全面动起来了。是的喔,历史在改变,应当死亡的一律死亡,必然新生的得到新生。打地主吗?……是的,早纠正过来了。不过,这是斗争!”

这就是一个对世界持审美态度、曾写出《边城》《湘行散记》《看云录》《摘星录》等美文的作家。与此同时,1952年因目睹镇反、土改场景而逃离大陆的张爱玲,在香港写出了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表达了一个敏锐的作家对新中国的认知。

但沈从文并不甘心就此毁灭,在文革家书集《大小生活都在念中》里,由引实物为《红楼梦》作新注而起话头,他开玩笑说:“我的名或许反而得借曹雪芹而传。”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写小说,他至少两次谈到自己的抱负:1967年5月11日,文革第二年,他在写给次子妻子的信中批评大学教授不会写作,然后称:“可惜我心脏受了大限制,不然一定下乡,或即回来家乡住上一年,一月试写一个,一年时间内至少写得出十个一切都新的样板短篇。”1972年7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又说,若住房获得改善,“我预先感到,还会写出几个中篇,能给人耳目一新。我自以为还会写上十篇特别动人的短篇。”事实上,这仅可视之为激情的余烬,即使万事俱备,他也不会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了。

他唯一保留下来的,还是那份对时局和人心的洞察力。1974年6月5日,他在给次子的信中这样剖析中国现实:“因为明明白白是上面的路线斗争,居多中上层干部也难明白意义何在,需要的是什么结果,难于处理末后又将如何变化,多数中上层也不够明白内中情形,何况一般外人?令人着急处即不少‘好计划’,在发展将难望一一实现,而形成一种新的矛盾,也将不好收拾。因之‘运动’转为‘永动’,在动中总是用新的矛盾盖着了旧的,而始终难于在应当收时即收,由主动转为被动,又用新的主动去代替旧的,老的即在此运动中结束,中年人亦在此运动中进入暮年,国家力量形成无限制消耗,却得不到应得效果,转而授人以柄,为修与帝国主义者求之不得,使人痛苦之至!”他对中共执政的弊端洞若观火,痛心却无可奈何。所不同的是,以前论事持中立的批评立场,如今是站在国家立场言之。

早在1940年代,沈从文就从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出发,分析过中国政治制度下国民和国家的关系,“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人主的法宝。末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精神上它很高尚,实用上它有问题。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皆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他几乎发出响雷般的呐喊:“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那里可望好起?”

在我看来,被称为名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固然开辟了理解物质文化史的新路:就是从以文献为主转而以实物为主,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对服饰的演变过程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无论如何,这还不能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更多的是一部说明文字的汇集。沈从文在该书后记里称为“编篡整理”,他在多个场合称“主要是资料性的,试探性的,提出一些问题”,这绝非自谦之词,而是实情。虽说他在历史博物馆研究三十年,但有二十年耗费在运动中,因而“任何一方面却始终达不到深入专精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的思想已经格式化,宣称“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才搞得通”,把历史文物研究视为思想改造的作业,为落实毛泽东“古为今用”方针服务,为新中国生产和建设服务。在此前提下,一个被束缚的研究者怎么可能进入纯粹为美而迷醉的自由创作状态,写出神采飞扬的美妙之作呢?为国家所用,让他有了一滴水融入大海的骄傲与乖巧,接受思想洗脑的后果也是可怕的,他学会了机械地使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一切服饰现象,字里行间充满对统治者的仇恨,以及对从奴隶到穷人的热爱,书里动辄出现“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统治者的虚伪”“剥削生活”“劳动人民付出无限血汗”之类字词。最好笑的是,有一节名为“清明上河图中劳动人民和市民”,沈从文或许不知如何区分劳动人民和市民,只好如此并列。1974年2月,沈从文在写给妻子的长信结尾如此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大致还至少得努力干三五年,来扭转这个忽视文物是劳动人民以至奴隶为唯一创造者。”创造者三字下面还加了着重号。这就是他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真实心态,若对此视而不见,则妨碍对其著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革开始时,沈从文心灰意冷,他在写给大哥的信里说:“你应当经常看报上社论消息,上面刊载文章,多和目下在全国范围内几亿人的行动有关系,也和此后国家发展有关。今后有许多事变化必十分大,你手边若还有点点钱,可决不要随意花去。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空回到家乡的。……现在快到七十岁,若真的回来,大致即将作终久计矣。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设能在家乡过三几年安定晚境,有个三间容膝安身之地,有一二亲人在身边,已是十分幸福。” 而到文革末期,他又迅速转为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告诫妻子:“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这就是黄永玉所说“外表很软弱,内心又特别坚强”的沈从文,他凭借自己乱世里的生存策略,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

1940年代,在昆明教书的岁月里,“对生命的美特具敏感”的沈从文,曾欣喜于找到了生命的终极价值:“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那点光与色、形与线,即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能低首表示虔敬。……人有为这种光影形线而感兴激动的,世人必称之为‘痴汉’。……凡知道用各种感觉去捕捉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永生不灭。屈原、曹植、李煜、曹雪芹,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篇章,保留得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古今如一,即被美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沈从文确实是这样一个,从创作到历史文物研究,他竭尽全力发现美,接近美,感受美,表现美,他留在了最高处领受荣耀。

【参考书目】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 张新颖文 钟山杂志2017年第一期

沈从文专辑 【台湾】印刻文学生活誌创刊5号,2004年出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

沈从文晚年口述 王亚蓉编著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团聚 (《自传集》) 沈虎雏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

大小生活都在念中 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生命的光影形线 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注:作者专栏文集《暮色四合》已经出版,敬请关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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