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你我都有病。

来源:译言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4-21,星期五 | 阅读:278

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足够近的距离、足够无聊的真诚,使劲接触,使劲深究,与自己,与他人,大概总有机会,发现你我的不正常。

星座告诉你,敏感羞涩,是双鱼座拥有的超乎寻常的对人的感受力;冲动易怒,因为白羊座的火象激情需要以不同寻常的形式发泄。通俗易懂的心理分析,它们循循善诱:悲观主义者因为绝望反而拥有着劈开世界的力量,童年的某种阴影是致使你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的原因……这一切是如此的安慰人,你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可以被解释,甚至可以被克服,即使无法改变,也几乎让人放心:你的缺陷或者不正常,并不孤独。

什么样的“不正常”能达至“病”的地步,不容易界定。精神病学是一个颇受挑战的领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上对大脑运作机制受限的认知程度,让清晰分明的标准挺难达成。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以下简称APA),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发行DSM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虽然一路颇受争议,但也是世界上关于精神疾病相对权威的诊断统计。

《飞越疯人院》剧照

184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算是第一次对精神疾病进行梳理的尝试,当时的普查中对于“Mental Disorder”(精神失常)的归类仅有一种,即Idiocy / Insanity(白痴或者疯子),APA曾发出公开抗议,认为这份统计犯了严重错误,比如它将很多镇上的非裔美国人全体划分进了“Insane”类,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个近乎荒谬和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结论。这份人口普查在1880年被扩展为25卷,其中的精神疾病章节也增至七种类别:Dementia(痴呆), dipsomania (饮酒狂), epilepsy(癫痫), mania(狂躁), melancholia(忧郁症), monomania(偏执狂),paresis(轻度瘫痪)。

二战之后,精神学科在甄选、评估士兵的过程中显现出很大作用。军事部门出面对精神疾病的统计进行了大规模修订,试图以更为现代的观念去阐述精神问题。1952年,在经过对现有资料的回顾、评估及数轮修订之后,APA发行了第一版DSM,共130页,收录了106种精神失常。其中Homosexuality(同性恋)被划入Sociopathic personality disturbance(反社会型性格障碍),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人格,来源于对异性的病态恐惧,由创伤性的亲子关系所导致。直到1974年,在同性恋活动者的强烈抗议下才从新版的DSM中移除。

随后的60年代,出现了一股Anti-psychiatry(反精神病学)的风潮。60年代是欧美社会思想大动荡的时期,The Beatles、平权运动、性解放、嬉皮士……反权威的自由精神是主流,精神病学的意义则被怀疑,被看作是权力机构对Non-conformists(不听话的个体)所实施控制手段。米歇尔·福柯在1961年的《疯癫与文明》中写到:“疯癫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1962年肯·克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精神病院的护士长以迫害者的面目出现,主人公麦克·墨菲的自由意志挑战了强权,最终被实施了曾常被用于不听从管理的精神病患者的额叶切除术,前额叶皮质与人的情绪、价值判断和复杂决策等高级思维活动直接相关,切除之后,人几乎就变成了毫无自主意识、仅会呼吸的“行尸走肉”。1975年的同名电影,墨菲由杰克·尼科尔森扮演并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不过杰克·尼科尔森又在5年后的电影《闪灵》中扮演了一名真正惊悚可怖的疯子。

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Thomas Stephen Szasz)被当作是Anti-psychiatry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精神疾病是人类生存问题的隐喻,癌症作为一种病症是真实存在的,而精神疾病却不一定同样“真实”,除了那些能明显探测出脑损伤的病症,并没有任何生物、化学,或解剖学的测验能证明或推翻精神疾病的诊断。托马斯·萨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Anti-psychiatry者,他抗议的不是psychiatry本身,而是coercive psychiatry(带有强迫性的精神病学),他反对民事关禁(Civil commitment)与非主观意愿的精神治疗,但并不反对成年人接受精神治疗的自愿行为。

安东尼·伯吉斯(John Anthony Burgess Wilson)的小说《发条橙》(亦有1972年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电影),描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向他人施暴,于其而言是毫无愧疚之感的狂欢游戏,唯一能唤起其喜爱之情的事物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被关进监狱后,他为了提前出狱接受了“厌恶疗法”的实验,这种疗法鼓吹将犯罪分子改造成“好人”,通过强制手段让“坏人”在施暴时产生生理上的极大恶心从而无法将犯罪行为持续。只有一位监狱中的牧师反对这种疗法,他觉得倘若人丧失了“选择权”,不得不去行善,一切将随之丧失意义。

《忧郁症》剧照

1968年,在批评的声潮中,APA重新修订了DSM,发行了共134页、包括182种失常类别的DSM-II。然而这两版DSM的在诊断上的可靠性一直被质疑,不同的医生面对不同的病人常常得出完全不同的诊断结论。当时针对精神诊断流行的批评声音很多,最著名是1973年的罗森汉恩实验(Rosenhan Experiment):由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组成的8个假病人,把自己送入精神病院,所有假病人都声称自己能听到“轰”和“砰”等声音,除此之外其他言语和行为完全正常,并且提供给医院的信息全部真实。结果,除一人外,其余的假病人均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罗森汉恩将研究结果以“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为题发表,对当时的心理学界、精神病学界造成了很大冲击。

1980年,在一位曾经的DSM-II质疑者、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派策(Robert Spitzer)的带领下,APA修订发行了DSM-III,494页,包含265种类别,很快国际范围内传播开来,被人们认为是精神病学的一次革命。尽管这第三版的DSM是自己操刀,罗伯特·斯派策仍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对它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存在20~30%没有严重精神问题的人口,因基于DSM-III的诊断,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疗。

1994年,DSM-IV发行,886页,297种分类,比之前版本最大的修正,在于将临床概念引入了将近一半的类别,其相关症状“导致临床意义上的痛苦,或者损害了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功能运作,而一些性格失常相关的诊断则被删除或移入附件。2000年补充发行了被称为文字版DSM的DSM-IV-TR。整体结构未做大幅度调整,但每个章节的文字描述有所增加。

2013 DSM-5,第5版亦是迄今最新的一版DSM发行,完成了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订。部分诊断定义被拓宽,部分诊断定义被缩窄,并根据对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以及行为模式的重复性与强迫性,加入了“轻度、中度、重度”的等级描绘。修订的过程中,相关的评估、讨论时不时被发布在APA的官网上,并从此更换了编号方法,用阿拉伯数字替换从前的罗马数字,小范围的更新将以5.1,5.2,5.3的形式延续,以示开放的态度。

DSM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所描述的精神疾病是以“表征”(superficial symptom)为基础,比如它通过统计的方法,定义出“抑郁”的症状,但并不能指出抑郁的原因,亦不会指定“抑郁”的疗法。事实上,即使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成因仍知之甚少,大脑依然是巨大的迷宫,是每个人身上无边无际的浩瀚宇宙。而精神病的治疗,也大多基于结果导向的经验,就像人们误打误撞,发现了电击疗法对于控制某些精神症状的有效性,却并不清楚其中的作用机制。目前能做的,也只是对待诊断治疗的益发谨慎,越来越认识到各种精神问题并不一定有着严格的界限,非正常与正常亦不能武断定义,只有出现严重的临床损害才能将其称之为“疾病”。同时人们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在生活中的危害亦逐渐重视,试图以更为理性的态度,面对各类精神问题的困扰。

《发条橙》海报

日常里大多数人触及不到“病”的地步,但焦虑、抑郁、难过的情绪所有人都不陌生,现代生活里总有阳光、积极的榜样在眼前招摇,有各种各样对“正能量”的吹嘘,不开心仿佛都要对不起自己。然而与痛苦共处,也是生命中非常珍贵的部分。一些缺陷,在未达到致病程度的情况下,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表达。但有时也很难区分,何时是自己的所谓任性,何时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真的出现了某种“障碍”,何时又真正严重到需要就医。对“痛苦”与“创造”之间的联系,倒也不缺美化的嫌疑。“疯癫”,在一定的背景下,也常代表了某种洒脱和浪漫,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从“竹林七贤”到“济公”的人物,表状疯狂,内心澄明。狂放不羁或者天真执拗,都带着不少美好的诱惑。毕竟每个人,也有选择做“失常者”的权利。就像河边写诗的流浪汉,在冬天的长椅上奋笔疾书,看着他黑色的脸上眉头紧锁,你几乎可以编织他当初被生活抛弃时的泪眼模糊,但他或许正在走过神圣的千山万水,不过在此歇一歇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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