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从个人悲剧到国家悲剧

作者:聂作平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4-14,星期五 | 阅读:692

 文/聂作平

1、

郭嵩焘是怀着一颗受伤的心上路的。这是一条穿越重洋的水路,一条通往前途未卜的化外之国的先行之路。

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海秋雨缠绵,一条小船将郭嵩焘一行十余人送到了停泊于虹口的一艘英国邮轮上。次日,邮轮缓缓驶向外海,大陆的轮廓越来越模糊,终于变成了海天一色处的一条微茫的天际线。郭嵩焘的家人呕吐不止,他本人虽多次乘坐海轮,也因风浪巨大,颠簸剧烈,不能安坐。

这一年,郭嵩焘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常年害着头昏和心悸的老毛病,是个不折不扣的药罐子。但比起肉体的不适,心灵的创伤更令这个老人难以承受。

两个月前,在他的老家长沙,一群乡试的士子,不知怎么把话题扯到了洋人身上。洋人远在租界,且有洋枪洋炮保护,士子们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但湖南老乡郭嵩焘,多年来却不断替洋人说话,最近还被朝廷召到北京,据说要派到英国去。

在举世皆视洋人为鬼魅,与洋人打交道庶几就等同于汉奸的背景里,给郭嵩焘这个数典忘宗的假洋鬼子一点教训,便是既无风险,又能彰显爱国情操的终南捷径。于是乎,这群士子聚集玉泉山,扬言要捣毁郭嵩焘的家和他主持修复的上林寺。

其时,郭嵩焘远在北京,士子们找不到他,郭的家人却为此担惊受怕。事发一个多月后,郭嵩焘在陛见两宫太后时,很有些委屈地向太后说起此事,但太后也只能抚慰一番而已。

即便身处深宫的太后也知道,斯时斯境,在这个严守所谓夷夏之大防的国度,哪怕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与洋人打交道,都完全可能被视为汉奸和叛徒。太后可以左右官员的升降沉浮,却无法左右朝野之间无休无止的舆论。

更何况,郭嵩焘此次远离父母之邦,适彼英伦三岛,乃是代表朝廷,向大英帝国谢罪。――正是此次旨在谢罪的西行,使郭嵩焘不仅成为中国正式派往国外的首任公使,也使他成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谤满天下、誉满天下的孤独先知。而他西行所遭受的种种非难与责备,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的悲剧。

2、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前往缅甸,准备与英国军官柏郎所率的探路队汇合。十六日,马嘉理一行与当地民众发生纠纷,民众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人员打死,此即为马嘉理事件。

事件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向朝廷汇报,避重就轻地宣称,此乃土著劫财生事。但威妥玛不同意岑的说法。威妥玛既是外交官,也是著名汉学家,曾经发明用罗马字母给汉语注音的威氏拼音,还是第一首英诗的汉译者。

威妥玛对中国官场的运作烂熟于心,他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提出六条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清政府派遣大员赴英,谢罪通好。此时,早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领教过英国人厉害的清政府,正面临着沙俄利用阿古柏分裂新疆的巨大压力,对英国的要求,只能尽量满足。

不过,到底派谁去英国,完成这在今天看来也相当不爽的任务,令主持外交工作的几位相国级元老很头痛。明摆着,一般官员,哪怕对洋人没有偏见(这样的官员少之又少),也绝不愿去充当谢罪通好的公使,且即便有人愿意前往,也不一定有充当公使的经验和才智。推来算去,最后,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想起了一个坐了多年冷板凳,才刚刚起用为福建按察使的地方官。

这个地方官就是郭嵩焘。

郭嵩焘刚结束了在长沙长达八年的闲居,赴任福建按察使不到两个月。两个月前在京时,主持朝政并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当着郭嵩焘的面,对其他几位军机大臣说:“此人洋务实是精透”。

恭亲王的夸奖绝非客气,而是基于对郭嵩焘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郭嵩焘自己则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很坦然地宣称:“自南宋以来,控御狄夷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

的确,自南宋偏安,不得不与北方的辽、金和蒙古鼎足以来,直到七百年后的郭嵩焘时代,中原王朝无不面临边疆问题。郭嵩焘的杰出在于,当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把欧美列国看作是辽、金和蒙古这样的犯边夷狄时,他已经意识到了情势其实早已截然不同。

一个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一步,他是优秀人才;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两步,他是不世出的哲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三步,却可能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呆子和笑柄。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时局、外交和西方列国本质的深刻洞悉,郭嵩焘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何止三步。

概而言之,在郭嵩焘时代,除了极少数人意识到了西方列国踏浪而来与辽金犯边性质完全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外,绝大多数人――上至居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下至处江湖之远的芸芸众生,他们对洋人的态度,不外乎是闭关前的一味轻蔑与不屑,和战败后的畏惧与仇视。

这注定,郭嵩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水土不服。

3、

纵观郭嵩焘一生,他以精通洋务自许。他曾放言:“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近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不仅他自认如此,他人亦以为然。

当是时,识之者赞许其精通洋务,谤之者也承认其精通洋务。然而识之者和谤之者的认可却有本质的不同――识之者因其精通洋务而认为在国运弥艰之时,他可以凭借对洋务的精通,折冲樽俎,力挽颓势;谤之者则以为他因精通洋务,时时与洋人打交道,受洋人影响日深,颇有用夷变夏的不轨企图。

殊为可悲可叹的是,不论是识之者还是谤之者,他们对郭嵩焘远远走在时代前缘的锋利思想,都缺乏理解与接受的能力,再加上他的个性貌似谦谦君子,实则异常固执自负,不仅他的敌人们对他常加以厚诬之辞,就连他的友人――包括毕生知交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刘蓉,也不时误会他的良苦用心。

对这种不见容于当世的处境,郭嵩焘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非常坚定地相信,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不能被理解和接受,只是时间问题。为此,他晚年时在一首叫《戏书小像》的诗里写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事实上,根本没等到百代千龄那么久,时光就证明了郭嵩焘的正确与伟大。对那些异代成名的圣哲来说,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过于超前的思想鲜有被同时代人承认,当后人给予他们崇高的追认时,他们已经长眠地下,化作了枯骨和磷火。表面上看,这是圣哲们的不幸,但从骨子里说,却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幸。圣哲不过思想延迟被认可,时代却因不能用圣哲的思想而病入膏肓。

同理,郭嵩焘不能受重用于当时,自然使其个人襟抱难开,平生郁郁不得志,但更大的却是国家与民族的悲剧――当此泰山倾覆,神州陆沉的非常时期,肉食者们弃明白而用糊涂,去聪慧而用颟顸,对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无疑雪上加霜。

郭嵩焘与洋人打交道,是在咸丰九年(1859年)。此时,清政府正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在内,太平天国方兴未艾,战火几及半个中国;在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上一年,清政府同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英法两国均派出军舰驶往大沽口,要求进京换约。

令后人异常不解的是,既然条约已签订,按照流程,换约是必然之举,而且换约本身,对中国并没有其它伤害。但是,清政府宁愿认可条约,也不愿洋人进京换约。骨子里,仍然是天朝大国心理在作崇:赔款、开放口岸甚至直接割地,这些在我们看来十足的丧权辱国行为,在天朝大国的肉食者眼里,当然也不爽,但尚可以用“抚慰远人,怀柔四海”来作阿Q式的意淫,而外国使节公然进京换约,很容易让他们生出城下之盟的联想。

后来英法联军入京,咸丰逃往热河,只得由其弟恭亲王出面收拾残局。事后,咸丰不为割地赔款心痛,独独心痛于堂堂皇弟竟然不得不和外夷打交道,认为此事乱了上国体统。个中原因,就和拒绝公使进京换约相仿佛。

另一方面,和西方列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自清朝皇帝以降的决策者们看来,其实并不需要认真遵守,因为这不过是厄于形势的暂时之计或者说缓兵之计。持这种意见者举国皆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时,他的顶头上司僧格林沁即如此。

4、

僧格林沁贵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又是道光皇帝姐姐的继子,在晚清中国,是一个响当当的铁腕人物。这位铁腕人物立下的最显赫的战功是平定了太平天国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内战内行,外战往往外行。

更何况,这位清廷的鹰派人物,以为他还不曾交过手的西方军队,只不过是太平军或游击队性质的捻军而已。1859年,受咸丰派遣,郭嵩焘出京到达天津双港,那里是僧格林沁的驻扎地。郭嵩焘的任务是赞襄僧格林沁。

其时,英法已就进京换约多次向清政府施压,清方无奈,只得同意。按常理度之,既已同意,那就按照顺序走流程即可。但清朝决策者们多年以来的和战不定,在这时又像打摆子一样发作了,以至于节外生枝,惹出后来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的大祸。最能体现清朝当局者战和不定和轻启衅端的,莫过于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记下的一件看似细枝末叶的小事:

1859年阳春三月,怡亲王载垣到双港视察,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作陪。当时,中外在上海的谈判已经结束,西人进京换约已经确定接受。但是这个位高权重的怡亲王居然向僧格林沁建议,如果夷人不守规矩的话,你仍可以派军队攻打他们,到时候我们就说是乡勇干的,和朝廷无关。郭嵩焘当即提出不同意见。

在僧格林沁这个高调的主战派面前,郭嵩焘明白无误地指出:战无了局。――一旦轻启战端,则战事将不会有结束之时,必将把整个国家拖进亡国灭种的泥沼。

然而,委婉的提醒也好,尖锐的批评也罢,这些都无法动摇以僧格林沁为代表的主战派的决心――尤其是当僧格林沁在与英军的一场小战中获胜之后。不仅僧格林沁,甚至连远在紫禁城的皇帝,也不禁浮想联翩:以前是不是把洋人看得太厉害了些?现在是不是可以咸鱼翻身?

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了无痕的春梦。正是僧格林沁的贸然出击,给英法提供了中国不守信用的口实。此后,双方谈判破裂,英法联军直捣北京,僧格林沁原以为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在来复枪和滑膛炮的毁灭性打击下溃不成军。

这一幕,郭嵩焘没有看到。在这之前,他先是被派往山东查办厘税事宜,后来又因僧格林沁弹劾,被交部议处。郭嵩焘一气之下,干脆称病辞职,挂冠南下。

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能从对僧王的义愤之中,梳理出更为深刻的内因,那就是国势之所以日坏,国家之所以在和洋人打交道时总是吃大亏,乃是朝廷上下不识洋务,不通古今大局。士大夫们沿习南宋以来空谈虚矫的风气,不考求实际,不顾时易势变。

我们今天看来,晚清士大夫的可笑与荒唐在于,他们一方面看不起西方,认为洋人乃蛮夷之人,另一方面也知道中国无力与列强角逐,但稠人广座之中或是诗书文章里,总是一味主战,好像只有这种不知进退不识死活的主战,才能在船坚炮利的洋人面前维系泱泱大国的尊严与体面。

至于一味主战有可能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可怕后果,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即便考虑过,他们也认为这其实远不如自己的气节与名声更重要。

清初,多尔衮在致书南明督师史可法时,批评中原士大夫好空发议论而拙于经世致用,有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的论断。这种怪现状在晚清的版本则是:士大夫气节之说未已,和中国曾经同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已经在开放变法之后打上门来。

5、

郭嵩焘与卡尔·马克思同龄,都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属虎。郭嵩焘长马克思二十四天,属白羊座。按西方占星术理论,白羊座出生的人精力旺盛,主观意识强,固执自信,富于好奇心。马克思属金牛座,这个星座的人沉稳内向,多思善虑。

很有趣的是,郭嵩焘显然不会知道的这位西方世界的哲人,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当郭嵩焘在罗文俊幕上感受鸦片战争的硝烟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时,远在万里之外的马克思撰文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多年以后,郭嵩焘就充当了这个代表天朝帝国走向地上世界的第一位代表。

从地缘看,十九世纪的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人。这个在唐朝还被柳宗元视为少人多石的边僻之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呈现出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

这其中,与湖南地近广东,而广东又最先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自然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太平军出广西后即进入湖南,也为湖南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机会。最本质的一点,则是湖南人骨子里的执着与和被钟叔河先生称为“霸蛮”的精神禀赋,故而敢为天下之先。

历数十九世纪杰出的湖南人,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左彭胡,不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彭玉麟、胡林翼,都堪称国之巨擘。郭嵩焘与曾国藩既是相交一生的知已,又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也既是老朋友,又是儿女亲家。但最终,郭嵩焘在当世所获得的认可,远远逊于曾左彭胡,虽然就才华与能力而言,郭嵩焘未必就比他们稍差。

之所以落得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郭嵩焘选择了费力不讨好的洋务;或者说,是洋务选择了他,施予了他宿命般的诅咒。另一方面,郭嵩焘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即便不涉足洋务,成就也未必就能与曾左彭胡相提并论。

郭嵩寿的性格,要言之,就是率真直性。这种性格混官场,不但难以八面玲珑,且易招无妄之灾。他的这种狂狷直率,使他既不可能像曾国藩那样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已,淡定对待毁誉沉浮,也不可能像左宗棠那样,工于机谋,抓住机会往上爬。

郭嵩焘在赞襄僧格林沁之前,职务是翰林院编修,差使是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受僧格林沁弹劾后,他愤而引疾辞归。随后,郭嵩焘以苏松粮道再度出山,不久出任两淮盐运使,旋即署广东巡抚,成为与李鸿章平级的封疆大吏。

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的老朋友和老亲戚左宗棠为追剿太平军余部而节制广东等三省时,左除了不时给他难堪的嘲讽和批评外,还上下活动,一定要把郭嵩焘赶下台,以便让其亲信接任。终其一生,郭嵩焘也不能原谅这位发小和亲家。

就这样,郭嵩焘从署广东巡抚任上开缺,又一次离开官场,回到长沙,过着时而讲学,时而出游的乡居生活。这样的乡居生活长达八年。八年后,中国面临更加艰危的时局,内忧外患,一刻不宁,当局又想起了郭嵩焘。一纸诏令,他从长沙来到了京师。

6、

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都以为此次进京,当局会把他安排到总理衙门,但任命下来,略有些叫人错谔:他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按察使相当于分管司法的副省长,此前郭就曾署广东巡抚,即广东省代省长,这一任命,岂非降职使用?但其实不然:福建乃海上藩屏,处于和洋人打交道的前线,任命郭这个懂洋务的人去当副省长,也算是专业对口。

赴闽之前,郭嵩焘给恭亲王写了一个条陈,阐述了他对洋务与内务的见解,从中可以看出,八年的闲居生活,他一直在思索。作为当时最明世界情势的先进中国人的新锐思想,郭嵩焘认为,西洋各国东来,旨在图谋商利,不一定喜欢打仗,更不欲因战争而碍商利。

因而他建议鼓励中国商人造船、制器、贸易,以便与洋人争利,并巩固中国的利权与海防。此外,他更进一步指出,海防与边防都是末,而兴政教,明吏治才是本;自强是末,自立才是本。

屁股还没在福建按察使的椅子上坐热,郭嵩焘又一次被召回京城。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清政府远赴英国,谢罪通好。郭嵩焘并不愿接受朝廷这一安排,他年事已高,马上就是花甲之年了,而且长年牙痛、心悸,可能血压也高,经常头昏,难以作长达万里的海上之旅。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识洋文,与洋人打交道都要被侧目而视的年头,以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的身份,前往夷狄老巢谢罪,无异于该当千刀万剐才能平息民愤的汉奸与罪人。

显然也是知道一旦出任赴英钦差大臣将会引起舆论多么强烈的批评,两宫太后多次召见郭嵩焘,要求郭嵩焘无论如何为国分忧。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优良或者说恶劣的传统就是士为知已者死,太后的多次召见与抚慰,郭嵩焘无论如何也辞不掉这桩苦差事――或者,我们还能够想象得到,他多年来以通洋务自许,现在终于有了深人“洋窝”跟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他的内心,未尝就没有一丝跃跃欲试的激动吧?

就是在太后的一次召见中,郭嵩焘继续就他此前的思考侃侃而谈:洋患已成,无从屏绝。就是说,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要想再像从前那样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好在西方列国“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

――西方列国并没有灭亡中国,瓜分中国之意,而是希望通商谋利,而且中国的富强对西方列国的通商有好处,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求生存,求自强,断然不可轻启战端自取其辱。

然而,正如郭嵩焘此前预计过的那样,当他将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后,坊间一片哗然,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也如同密集的雨点。这些攻击者中,不乏一些以开明和博学著称的学者及官员。比如后来官至两江总督的湖南同乡刘坤一,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郭嵩焘既出使英国,将“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最大的攻击与诋毁来自于他的老家长沙,士子们拆毁了他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烧他的家,还撰了一副刻薄的对联,以示羞侮:行伪而圣,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对这种举国若狂的讽刺挖苦,郭嵩焘的痛苦自非我们所能想象。这个一生以名节和操守自持的老人,拖着多病的躯体,离开京师,由天津登船,踏上了他的西行之路,也踏上了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之路。

船上,他给好友沈葆桢写信,不无沉痛地写道: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

那些沉醉于自以为是的道德批判,实则不知自己乃井底之蛙的朝野君子们,他们自然听不见这位老人在东海舟中近乎喃喃自语的诉说。任何一个时代,做实事总是艰难的,而袖手旁观并作道德评判,却再容易不过。

7、

对古老而封闭的大清帝国派出的首位驻外使节,全世界都以好奇的目光加以注视。英国《每日电讯》调侃说,“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

英国邮轮一路走走停停,五十天后终于抵达了当时世界上惟一的全球性的工业化国家:大英帝国。在郭嵩焘的这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小队伍里,有一个人叫刘锡鸿。刘锡鸿的身份是副使。郭嵩焘与刘锡鸿其实是老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郭嵩焘对刘锡鸿还曾有过知遇之恩。

那是郭嵩焘署广东巡抚期间,在京城任内阁中书的刘锡鸿因母丧回乡守制,经朋友介绍,与郭嵩焘相识。当郭嵩焘筹办广东省团练总局时,想起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刘锡鸿,遂请其负责。不久,郭嵩焘遭左宗棠排挤打压,去职回乡,临行前还向朝廷保举刘锡鸿。分手后,两人也一直保持书信来往。

郭嵩焘对刘的评价是“亢直无私”,只是“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当郭嵩焘再度被朝廷起用召往北京时,刘锡鸿亦已回到京城,任刑部员外郎。在京期间,两人还一起喝酒,谈心。应当说,在两人成为同事之前,郭嵩焘对刘锡鸿的印象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大体还过得去。

不过,当时的其它人物,对刘锡鸿的看法就比较负面,比如李慈铭说他:“其人已老,雅以经济自许”;王闿运说他孤僻自大,“欲为一代名人”,但“不近人情以为率真,故所至受诟病”。一句话,刘锡鸿也是一个处处碰壁,不招人待见的官场失意者。

郭嵩焘意想不到的是,此番出使大业,竟然会因副手刘锡鸿的作崇而中途夭折。此是后话。

有些令人惊异的是,当同时代的士大夫们对西方的器物,除了鸦片烟和钟表还能欣然接受外,对其它东西几乎都一概水土不服时,郭嵩焘却表现出了对西方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管理的无障碍的充分接受,甚至引发了强烈共鸣。

作为一个精通东方专制政体,却又因置身于欧风美雨的淋浴中,从而对西方民主政体也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洞察的古国先知,郭嵩焘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其实体现在了他的日记里。他留下的记录海外生活的近百万字的日记,乃是他在西方数年间观察、询问和思考的总汇。

按出国前总署及太后的要求,郭嵩焘将其西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逐日写成日记,次第寄回国内,由总署安排印刷,分发各级官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洋洋数十万字的《使西纪程》。在这部需要不时公诸于众的日记里,郭嵩焘一点也不掩饰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赞赏和艳羡。

同样就是在这部日记里,郭嵩焘多次指出,西方不仅器物优于中国,政教也优于中国,中国不仅没有资格自视高乎其上,而应该谦虚地向西方学习。

中国人从士大夫到庶民百姓,大抵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经济兴旺,国运昌盛之时自大,经济凋蔽,国运委顿之时亦自大,甚至更自大。在船坚炮利,资本雄厚,器物先进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士大夫聊以遮羞的就是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政教优于西方,自己是受孔孟光辉照耀的天朝上国,西方则是无君无父的蛮夷之邦。

然而,对东方和西方同样熟稔的郭嵩焘却撕破了士大夫们最后的遮羞布。――李鸿章这种称得上开风气之先的洋务运动者们,都还在着力于器物层面的引进与模仿时,郭嵩焘已经发出了在政教,亦即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两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中国才有出路的呼声。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叶,郭嵩焘通过设身处地的考察与思索,得出了民主令国家强盛的结论。这一结论太过超前,他不可能提议自己的国家也如法炮制,但这不能阻止他洋溢其外的赞美。

至于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国教化在汉朝以后就已式微,与被士大夫们轻视的英国相比,天朝上国其实就是三代时的夷狄之邦,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当这样的日记送回国内并刊印成书时,有资格阅读它的官员们该当如何气恼。

8、

郭嵩焘是一个勇于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这在举国皆是花岗岩脑袋的晚清,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异数――自然,也正是郭的这种勇于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性,为他招来了无数谤讪之词。

郭嵩焘对西方事物越是持理解、包容和赞赏态度,远隔万里之外的他的身后的当局者和面目模为糊的众多士大夫,则更觉得他已经被异化。

对西方流行的两党政治,郭嵩焘此前并无了解,就像几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以为党派就是党争,而在中国,党与党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与现代西方政治语境完全错位。但郭嵩焘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对于洋人的事,不理解便不重视,不重视便不研究,而不研究便自以为天朝天下第一,事事皆是古已有之。

郭嵩焘初时亦不知两党执政为何物,但他爱学习,爱发问,且不仅停留于他人之介绍,而是亲赴议院旁听,终于搞懂了洋人的政体,并在日记里对这种政体不乏赞美之词。

在郭嵩焘看来,与其像中国那样期待圣明的君主教化四海,施行仁政,其实远不如西方那样将国政公之于民众;而两党执政之所以不会沦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党争,与其说是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有力保障。

郭嵩焘远远地把他的时代抛在了身后,这注定是一场个人的悲剧:他不可能有真正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舞台。因为他的时代不会给予他这样的机会。当李鸿章这样的洋务巨子,都还仅仅停留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器物,企图以技术的革新来改变颓唐的国势时,郭嵩焘的意见是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教育的全面西化。

当然,郭嵩焘知道这是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但这并不影响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用那流畅的蝇头小楷写进日记。至于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甚至大逆不道的说法,将会给他惹来多少骂名,他似乎从来就没考虑过。

9、

比较郭嵩焘干过的几个职位,论权力,驻英公使无法与署广东巡抚相比;论灰色收入丰厚,驻英公使无法望苏松粮道和两淮盐运使之项背;论参与国家机密,驻英公使也不及南书房行走十之一二。但是,恰恰是在驻英公使这个别人视为畏途的任上,郭嵩焘却干得最出色,也最得心应手。

非常令人意外的是,郭嵩焘在驻英公使任上干得好好的,但三年期满,他却不顾朋友的劝阻和朝廷慰留,坚决要求辞职。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的日记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二是他的副使刘锡鸿对他的无妄指责,使他实在不愿意与此小人为伍。

先说日记。我们今天认为郭嵩焘是晚清最杰出最有眼光的先进人物,就在于他的日记中所透露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入剖析,对引进西方政教以挽中国之狂澜于既倒的远见卓识。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尽管他也怕日记中的有些话语过于刺激,从而作了删节,把洁本寄回国内,但即便是洁本,当它投入到这个死水般的国度时,依然激起了轩然大波。

如前所述,郭嵩焘走在时代前面不是一步两步,而是三步甚至四步。因此不但一般官僚无法理解他,就连一些饱学的名士也无法理解他。如学者王闿运认为郭嵩焘“中洋毒,无可采者”;另一个学者李慈铭则说他在日记里大谈西方的先进“诚不知是何肺肝”,并强调说,郭的日记出版后,“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至于朝廷里那些寻找一切机会哗众取宠,以便往上爬的职场动物,更以如同猎犬一样敏锐的鼻子嗅出了郭嵩焘日记的“反动”,比如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就弹劾郭嵩焘,他从郭嵩焘的日记里寻章摘句,断定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宣称“大清无此臣子”,并要求朝廷将《使西纪程》毁版。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时任翰林院侍讲,这位当时很有话语权的所谓清流派领袖,也上奏指责郭嵩焘,比之何金寿的毁版,张佩纶认为还不够,还要把郭撤职查办,才算是维护国体。

郭嵩焘获知后,向朝廷写奏章辩解。但是,郭的辩解没起到任何作用――朝廷给他的回答是批评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一个在职的部长级高官的公文性质的日记,被政府当作禁书毁版,这显然是对他工作和品行的直接否定。

郭嵩焘惟有辞职。但当郭提出辞职时,朝廷又刻意挽留。种吊诡的现象说明了一个潜在的可能:那就是朝廷决策者们其实也不相信何金寿、张佩纶之流的胡言乱说,不认为郭嵩焘真的有二心于英国。但是,迫于铺天盖地的舆论,朝廷只好委屈郭嵩焘了。也就是说,郭嵩焘效忠的这个政府在处理政务时,不是以是非曲直为准绳,而是以抹稀泥维持表面的苟安为第一要义。

10、

再说刘锡鸿。刘锡鸿性格固执,认死理。一开始,当他成为郭嵩焘的副使时,他就打定主意,此次西行,要以影响郭嵩焘为已任。在他看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而他此次西行,便负有用夏变夷的伟大使命――自然,这种自认伟大的使命根本无从实施。

面对西方的先进,刘锡鸿有时也在日记里言不由衷地赞美几句,末了,却总是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由,认为西方的东西再好,于中国也不适用。

比如他看到泰晤士一家报馆的机器,一小时可印七万张报纸,这种速度,远非当时中国的手工石印可比。刘锡鸿认为,机器印刷虽好,但如果手工印刷七万分报纸的话,至少可以养活两千多个工人,每个工人又养活一个家庭。于是责怪机器印刷“夺此数万人之口食。”

他看到火车快捷,也惊叹“技之奇巧,逾乎缩地矣”,却又认为如果把火车引进中国,那么拉纤的、划船的、赶马车的都将失业;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都重土安迁,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火车虽好,但中国完全用不着。

他看到英国国富民强,却坚持认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这种迹近文字游戏的说法,貌似很有哲理,实则苍白无力。

开初两年,郭嵩焘并没有觉察到刘锡鸿在思想上与他的巨大落差,不然以郭的性情,两人之间肯定会有摩擦。刘锡鸿终于表露出他对郭嵩焘的极大不满,并付诸行动,是在他被朝廷任命为驻德公使,即将离开英国前往德国赴任之前。此时,郭嵩焘惊讶地发现,从来不写日记的刘锡鸿关在屋子里伪造出使两年多的日记,每十天便寄一次给国内总理衙门的沈桂芬和毛昶熙。

和刘锡鸿一样,身居高位的沈桂芬也是一个昧于时局而又狂妄自大的井底之蛙。后来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到德国后向德皇递交国书,“礼节疏阔,有夷然不屑之意”,德国方面对刘的无礼非常不满,差点引起外交纠纷。事情传到国内,沈桂芬居然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刘赞不绝口,称他“天分高”,“能讥嘲洋人”。

刘锡鸿编造日记,让郭嵩焘敏锐地意识到刘在打自己的小报告。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当国内以何金寿和张佩纶为首的清流派大肆攻讦郭嵩焘时,刘锡鸿的小报告如同斜刺里杀出的一彪伏兵。

郭嵩焘内外受敌,被迫向朝廷上奏,历数刘的无能与无知,认为此人不宜担任驻德公使。然而,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却是,第一,朝廷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第二,正式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

刘锡鸿向总理衙门写信,揭露郭嵩焘有三大罪状,过了几天,又写信将三大罪状改为十大罪状。然而不论三大罪状还是十大罪状,于今看来,都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罪名。

比如:其一,郭嵩焘一行到甲敦炮台参观,天气甚冷,英军某陪同人员便把自己的大衣给郭嵩焘披在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便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其二,在白金汉宫听音乐,郭嵩焘看不懂英文,却学着英国人的样子,拿起节目单观看;其三,在某外交场合见到巴西国王,郭嵩焘居然起立示迎。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上国公使,岂能向小国皇帝致敬?

郭嵩焘在获悉刘锡鸿给自己列举的罪状后,气得目瞪口呆。生了一通之后闷气之后,郭嵩焘还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在刘锡鸿一行离开英国前往德国时,郭嵩焘只给黎庶昌等人饯行,坚决不愿再与刘锡鸿虚与委蛇;第二件是向总理衙门写信,坚决请辞。在信中,他几乎直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绝不愿与刘锡鸿这种小人为伍,同为驻外使节。

按我们今天的猜测,郭嵩焘请辞实际上有赌气的成分,而且,自负的他也以为,一旦以辞职相要挟,朝廷很可能会改弦更张,免掉刘锡鸿而另派他人。这样也就可以理解,有段时间风传刘锡鸿的驻德公使将由李凤苞代替,郭嵩焘甚感欣慰了。然而,不久就证明这只是谣传。

在刘锡鸿赴德之后,朝廷严旨批评郭嵩焘和刘锡鸿,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可想而知,郭嵩焘接到朝廷的这道诏令时,会是多么委屈和悲愤。他惟一可做的是,再次给总署写信,要求立即走人。

11、

尽管国内有李鸿章的力挺,建议总署去刘保郭,但由于沈桂芬等人作梗,总署并未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朝廷同意郭嵩焘辞职,同时也宣布免去刘锡鸿职务。郭嵩焘的驻英、法公使由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接任,刘锡鸿的驻德公使由李凤苞接任。

也就是说,不论贤愚曲直,朝廷统统不再任用。看上去似乎很公允,但其实无异于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一并倒掉。

窃以为,晚近中国曾面临过多次选择。大者言,如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器物抑或学习西方制度的选择,戊戌变法之守旧与维新的选择,立宪运动之议会制与君主制的选择。也就是说,历史不是没给中国以机会,可惜的是,每一次选择,中国都选择了错误。以至于道路越走越窄,终至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

从小处说,清政府到底是留用郭嵩焘还是刘锡鸿,也是一次选择。郭嵩焘精通洋务,善于与洋人打交道,洋人对他亦颇为敬重,但个性刚烈,直率敢言,常常出语惊人,在举国敷衍所谓中兴和盛世之时,他就像那个喊出了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孩一样,一语道破了这个国家火烧眉毛的窘迫。

刘锡鸿对世界茫然无知,像所有守旧的士大夫一样,昧于新生事物却又顽固地拒绝学习,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总之,在刘锡鸿为代表的守旧派眼里,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船更坚炮更利,器物更精巧,但至多不过是奇巧淫技,而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西方的那一套,断然不能引进中国。所以,在他们看来,地球上其实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其它国家。

主事者并非不知郭嵩焘之是而刘锡鸿之非,却仍然把两人活生生地绑在一起,互相掣肘,互生摩擦,甚至在两人争议时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便在于看不惯郭嵩焘咄咄逼人的个性和敢于说出这个国家真相的无所顾忌。

至于普通民众,则简单地以为与洋人来往,替洋人说话就是汉奸,而对洋人和洋物一概否定便是英雄。可以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产生义和团的肥沃土壤,而义和团越强势,则郭嵩焘们越大音稀声,国家也就越偏远普世价值。在指斥西方为夷狄之时,其实我们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昧于现代文明的夷狄。

12、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刘锡鸿,这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代表。显然,刘锡鸿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忍辱负重于洋人和郭嵩焘双重压制之下,而力图维持民族气节的正直之士,除了他本人心术不正,希望借打击郭嵩焘来迎合国内政坛大佬和所谓清流派外,还在于他的识见局限:盖中国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天下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因而从来就没有所谓外交的说法,因为外交是建立在国与国的平等基础上的。

这也难怪,刘锡鸿把出使,当成是到国外当人质,就好比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为人质一样。苏武牧羊北海而大节不亏,历来是中国士人的榜样,刘锡鸿便骄傲地把自己和苏武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和刘锡鸿都是爱国的,至少他们都以爱国忠君为行事准则。但两个爱国者却势同水火,仅仅源于二人之识见与思想的严重对立。一个主张开放,一个主张闭关,一个视洋人为人为师为友,一个骂洋人为夷为虏为寇,一个主张不仅引进西方器物与技术,还应该引进西方政教和文明,一个则坚持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只会越走越远,最后冰炭不容。这说明,仅仅以爱国与否去评价人物,很可能会得出刻舟求剑般的错误定论。

刘锡鸿认为郭嵩焘是卖国贼,但我们知道,郭嵩焘肯定不是卖国贼;反倒是刘锡鸿,有爱国贼的嫌疑。所谓爱国贼,乃是以爱国为外衣,为号召,为堂皇之冠冕,实质上却干着挖国家之墙脚,摇国家之根基,为国罹患,为邦招难的蠢事。

爱国贼有自觉和非自觉之分,自觉者目的明显,不过是以爱国为表演,或邀清誉,或媚时俗;不自觉者则纯属天性混沌,无知者无畏。刘锡鸿属于后者,是一个稀里糊涂的爱国贼。如今我们把他视作历史的B面,就在于传统的巨大惯性使他无法把握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洪流过于浩大,而时机则稍纵即逝。

回到国内后,恭亲王和李鸿章试图让郭嵩焘在总署任职,继续办理洋务,但已经被洋务伤透了心――与其说是洋务,勿宁说是来自同胞的攻讦与构陷――的郭嵩焘力辞不就,从此致仕。

刘锡鸿继续在京城做官,先后任光禄寺少卿和通政使司参议之类的闲曹冷职。刘锡鸿希望剑走偏锋,能得到高层的赏识。恰好当时左宗棠和李鸿章交恶,刘锡鸿便极力攻击李鸿章,但李鸿章岂是刘锡鸿之类的蜉蚍所能撼动。他自不量力的攻击令慈禧大为恼怒,下令将其革职并交部议处。

刘锡鸿晚年曾有一方印章,曰儒侠。这是他的自许。但事实上,他既非真正意义上的儒,更非光明磊落的侠。他只是滚滚而过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块小小的卵石,既不能阻挡河流的行进,也不能主宰自身被无情冲刷的命运。

13、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初五,郭嵩焘结束他的西行生涯,回到上海。一个多月后,抵长沙,住在新落成的玉池别墅。晚年的郭嵩焘著书讲学,企图以另一种形式影响时代和后人。

但他的退休生活并不平静,斯时的一个内陆省份,对这个在夷人堆里生活了三年,又处处把夷人当人,甚至还主张向夷人学习的失意官员,“官府既不示以礼,士绅更谣言攻讦,诸生则揭贴訾毁。”当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讲求征实致用之学时,士大夫们怒斥他“不讲时文试贴,而讲天文算学”,对此,郭嵩焘哀叹“世风败坏至此,可为痛哭”。

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三日(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长沙病逝,享年七十三岁。郭嵩焘毕生知已,是时已位极人臣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朝廷上奏称郭嵩焘学行政绩,请求宣付国史馆立传,并请赐谥。按照当时一般情况,李鸿章的这个请求合情合理,朝廷肯定照准。但意想不到的是,朝廷竟然否定了。也就是说,当郭嵩焘在他那个时代盖棺定论之时,他是一个有罪之人,这罪,就来自于他的《使西纪程》,来自于这部《使西纪程》里,他对西方文明的推崇和引进之渴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郭嵩焘去世四年。他在西行归来途中曾提醒国人必须加以警惕的日本,终于通过“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二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的广泛学习之后,短时间内便跻身于强国之列,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郭嵩焘去世七年。亲政后的光绪耻于甲午屈辱,决意改革求变。其间,有人向他推荐了一部朝廷禁书,那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推荐者希望这位貌似有为的君主能从中借鉴出富国强兵之道。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郭嵩焘去世九年。据说能撒豆成兵,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粉墨登场。一时间,凡是与洋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是身负原罪的二毛子。其时,郎中左绍佐上奏,要求鞭郭嵩焘和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2011年,郭嵩焘去世一百二十年。位于湘阴县的郭嵩焘故居已被一片杂乱的民宅所替代,即便是在他的老家,知道他名字和事迹的也鲜有其人。他如今和这个世界的惟一联系,仍是那部令他生前不得开颜舒怀的《使西纪程》。

只是,在这个步伐过于迅速,据说连灵魂也追不上的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历史和往事再次观察和叩问的兴趣,一如郭嵩焘时代的谋国者们,在把自己意淫为盛世、为天朝之后,自然也就失去了以平视的目光打量世界的兴趣。

2011-6-4

【作平注:本文曾刊于《文学界》,并收入《天朝1793-1901》,文太长,此处推送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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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西行,从个人悲剧到国家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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