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情况

发布: | 发布时间:2010-10-14,星期四 | 阅读:1,430

来源:中国报道周刊发表于2010-10-12

范长江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的遗体在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枯井里被发现。他是怎么死的?是自杀的还是被害死的,至今都是一个谜。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自杀的,也是由于残酷迫害所致。他已经被关押三年了,受尽了折磨。

范长江在中國新闻史上是个名记,他最早出名是因为他在国民黨统治区里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后的情况。

1935年,26岁的范长江做为《大公报》记者到西北采访,写了几十篇采访通讯,汇编成《中國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其中透漏了红军北上的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到了陕北,写了系列通讯《塞上行》,介绍了共產黨和红军在陕北的情况,替共產黨做了宣传。《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使他成了全国知名的记者,也成了共產黨的朋友。

1938年,他离开了大公报,投奔了共產黨,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变成了组织的喉舌。他先后当过新华社的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的社长,为黨的宣传事业兢兢业业地效力,热情讴歌黨。

范长江的经历与悲惨结局很说明问题。他在国民黨统治区的媒体工作时,可以报道反对政府“分裂国家”的“CCP”的情况,甚至为之做宣传,还可以在文章中批评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仅没有被问罪惩处,还由此成了名人。而他为共產黨做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为对立政黨说话,更没有对自己的组织、政府和领袖说过一个 “不”字,但最终却难逃杀身之祸,冤死在黨的天下……

不知是谁的主意,现在中國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以范长江命名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知道“范长江新闻奖”是号召新闻工作者学习他在《大公报》时期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由精神,还是要大家记住他在组织内充当喉舌最终被戕害的命运?

透过范长江和《大公报》,我们可以看到国民黨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的一个层面。

国民黨引进了苏联的经验,以黨治国,限制言论自由。孙中山有一个蔑视民众的理论,认为国民素质低下,革命者的要当民众的“保姆”,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训导,要实行“训政”。为此国民黨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中宣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黨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黨的宣传体系。国民黨还查禁对立政黨的报纸,迫害报人。由此看来,国民黨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慈禧、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大大倒退了,但要比它以后宽松得多。

说它宽松主要是指它允许民间办报,报纸不仅不必只唱主旋律,还可以批评政府。

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黨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黨、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黨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

《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既骂共產黨,也骂国民黨。共產黨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黨,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黨有点雅量。

在国共两黨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國人内斗,给中國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黨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國”表示担忧。

《大公报》还对国民黨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黨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黨,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

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文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并发表《黨祸》一文对国民黨在四·一二以后以暴力铲除政治对手共產黨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怒。抗战时期,报纸搬到重庆,它也直截了当地抨击官僚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对于《大公报》敢骂国民黨政府,有人说那是属于“小骂大帮忙”,但是,共產黨执政后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大帮忙”呢?为什么不允许“大帮忙”的报纸存在呢?不要说骂,报纸敢给领导人提意见吗?

我们再看看《申报》。这家老牌报纸敢于在国民黨执政后“猖狂”向黨进攻,说“国民黨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它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 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 共红军的时候,它连续发表了三篇与中央对着干的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指斥政府:“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何时能绝。”“官逼民变,民安能不变。”

不仅仅是《大公报》和《申报》,其他民办报纸也常常登载批评政府、揭露和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抨击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批判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论调。抗战后,《世界日报》还公然向国共两黨提出要求:“国民黨还政于民”“共產黨还军于国”。

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黨政府黨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

国民黨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黨的喉舌。

国民黨视共產黨为“匪”,对共產黨采取的是鎮壓政策,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封堵共產黨的声音。国民黨制定的法律把宣传共產主义和階級斗争定性为反动宣传。但是,亲共產黨或者干脆就是共產黨员的左翼文人,却可以在国民黨统治区办报,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国民黨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远不够严厉、坚决和成熟。

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在国民黨时期发表了大量具有战斗精神的硬骨头文章,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就发表了143篇文章。鲁迅一生主编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十九个,其中一半是在国民黨时期办的。如果那时候蒋介石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准媒体发表鲁迅的文章,或者鲁迅的反黨反政府言论一出笼就被“右派”被“劳教”被“劳改”甚至被“镇反”,硬骨头要么变成软骨头,要么变成骨灰。我们就会少看到许多硬骨头文章,鲁迅全集就要减掉几册。

那时候,左翼作家包括共產黨员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扬、矛盾、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共產黨控制的左翼作家联盟还先后办了十几份刊物,如《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

抗战期间国共两黨合作,共產黨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黨统治区出版发行,宣传共產黨的主张。国民黨执政时期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报纸,但国民黨以后的中國,就只有当权派的报纸了。

国民黨虽然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不过,检查得不是很严。1945年8月7日,国民黨统治区发生了“拒检运动”,就是各家报纸联合行动,不送检就出报,国民黨也不在意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居然在10月1日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当然,国民黨对于它认为严重出格的媒体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时限令停刊1天,有时限令停刊3天。对于它认为太过分的,则不惜使用暗杀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杀的。史量才是个不畏权贵的人,有好心人曾经劝他不要得罪当局,说蒋介石有百万军队得罪不起,史量才回答说,我也不敢得罪百万读者呀。史量才被暗杀后,蒋介石不敢承认是自己干的,还下令彻底追查,远没有红太阳执政后不许敌人乱说乱动的气魄和气势。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黨查封了共產黨报纸,还杀害了共產黨的报人羊枣。上海的61位新闻记者居然敢于公开提出联合抗议,各报予以登载。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红太阳时期,别说是鎮壓敌方的报人,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主席迫害死了,也不会有任何媒体敢吱一声的,不仅不敢吱声,还一个劲地拥护呢。无论杀谁,舆论都会一致高呼“大快人心”。即使是今天,也不会有哪个报纸敢为政府的敌人被杀而向政府提出抗议。

不管怎么说,国民黨统治时期是中國近代史上言论自由非常黑暗的时期,但不是最黑暗的时期。

出处:网易历史 郭老学徒

作者:郭老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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