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我眼中的乡土中国,你了解么?

作者:范小林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2-5,星期日 | 阅读:242

题图:咖啡馆的阿东经理在清迈森林走溜索。

作者:范小林(Colin T. Flahive),1977年出生于美国,2002年移居中国,与朋友在云南开办了萨尔瓦多咖啡馆。十年间,咖啡馆成了五十多名来自周边山村的年轻女子的家,也成为备受喜爱的知名餐厅。

离开时,芽芽只带了一件厚外套、一支牙刷和一条毛巾,她把这些都塞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白色购物袋里。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走在泥土小路上,离记忆中唯一的家园越来越远,她的神情既紧张又畏惧。

走了两个小时,她到达了山谷底部的小镇茂兰,这是她到过的地方中离家最远的一个。那天晚上,她有生以来17年第一次离开她在山顶的村子,借宿他乡。

我感到内疚,芽芽是因为我们才离开乡村生活,并赶往昆明这个云南省最大的城市。

我是Colin,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2002年,我搬到昆明,和我的合作伙伴Josh、尚子、Kris开办了萨尔瓦多咖啡馆,这是一项小事业。我们并不想因为工作拆散一个家庭,带走他们唯一的孩子。芽芽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她不知道咖啡的味道,也不懂如何做西餐,但她来到昆明与我们一起工作,她将会学习这一切。

2004年,大理,Colin和Kris在萨尔瓦多咖啡馆门口

我们来到云南西部的村庄大路边,本意并不是寻找潜在的员工。我们是来参加阿丽的婚礼的,她是萨尔瓦多的一名经理。

萨尔瓦多全体员工和几个朋友坐了14小时的大巴车和拖拉机,才到了阿丽的村子,见到了阿丽的家人。这三天里我们饱餐了各种菜肴。我们唱着不懂歌词的歌,跳着舞,大家一起欢迎阿丽的丈夫进门,她家驴子则酸酸地看着。就在一切都结束后,芽芽带着她破破的白色袋子缓缓地下山了。

2008年,临沧云县茂兰大路边,咖啡馆的人参加阿丽经理的婚礼

这不是第一次有村里的女孩下山来为我们工作,芽芽是第33个,然而这次却有些不同。通常会有朋友或亲戚介绍女孩们和我们在昆明进行初次会面,而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女孩离开她的家。

谁都没有说再见,至少我们没看见。芽芽的父母静静地站着,一言未发。他们不是不关心女儿或是不思念她,只是在中国,这类的公开情感展示只会在争吵或葬礼时出现。在理应庆祝的此刻,芽芽的父母不会在大家面前真情流露。

芽芽能够搬到城市里,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的一分子,这是她的父母从未有过的机会。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补偿性的收入,有时甚至能带给整个村庄帮助。青少年外来务工者常常把大部分的薪水寄给父母,之后他们的父母把这些钱投资于种子、牲畜、房屋修缮和医疗。

对于大路边和中国其他农村的大部分人来讲,移民到城市并不实际:搬家很昂贵,工作不好找,而放弃农田则意味着这个家庭有可能失去有保障的收入。而且从农村到城市来的移民得到的待遇常常很差,被城市居民歧视,被称为“土包子”。“土包子”是针对农村人的贬义词,类似于英文中的“country bumpkins”。

目前中国农村向城市移民达到史上最多。不论出生在哪里,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城市会为每个人提供成功的机会,这种想法让城市移民愈演愈烈。这无异于美国梦——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可以白手起家。有人可能会说:在当今全球大环境下,美国梦已经死了,但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人中,却仍然存活着类似的梦。

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50%,仅仅30年前这个比例还很接近80%。中国许多村庄有着上百年或者上千年的历史。以前在云南省旅行时,我常常会穿过一些村庄,它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人们的生计以养殖猪、鸡、鸭、牛、羊为中心。他们在田野劳作,打理水稻、玉米、小麦,采集野山菌及其他山林物产,种植茶叶、咖啡、烟草和水果。在农村,劳作就是生活。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讲,他们仅有的现代中国经历来源于电视机。

大部分的外来者,包括许多中国城市居民,从未体验过中国这样的一面。我频频遇到自称游遍全国的游客,他们常常接着解释说,曾经去过上海、香港,见过北京长城、西安兵马俑和成都大熊猫。我通常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没错,他们见过全中国。但是我忍不住去想,关于我理解并爱上的那个中国,他们错过了一切。

2002年,大理,Colin和Kris第一天练习打拳击

在那个中国,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回家吃晚饭,饭菜总是多做一些,以免有人顺路拜访;在那个中国,人们给自己做饭之前,要先做猪食;在那个中国,主人不会注意不到刚生完蛋的母鸡发出的自豪咯咯声;在那个中国,小孩子不会每天练习5个小时的小提琴,而“虎妈”这个词除了老虎的妈妈别无他意;在那个中国,路上通行的只有一群羊,“鸣笛”的只有一群鹅;在那个中国,走到邻居家可能花上几个小时;在那个中国,即使伴随着狗吠、牛铃、公鸡报晓和拖拉机马达的轰鸣,你依然会莫名其妙地熟睡,胜过以往。

农村是中国的心脏,热门城市或历史景点只能展示其复杂文化与社会的表层。这个国家的核心存在于稻田旁的朴实农宅里,存在于曲折的山间小径上,存在于涓涓溪流与小河畔,存在于荒漠里,存在于高原上。中国有将近100万个村庄,这是7亿农民的家园。只有在这些村庄里,中国的传统才不会仅仅是对着镜头作秀,这单纯是一种生活方式。

芽芽在大路边长大,大路边是一个偏远的山村,与我们常常读到的现代中国风马牛不相及。当和芽芽一样大的城市女孩去上学、购物、加入网络聊天室的时候,她在照料家里的茶园、玉米地和稻田,喂养家里的猪、牛、鸡。当城市女孩做美甲时,芽芽的手在变强壮,长老茧。她和家人一起长时间的劳作,每月从茶园和核桃树中赚取50美金(约合300人民币)的收入。但是由于他们所有的食物都可以自己种植或养殖,所以尽管芽芽工作很辛苦,吃得却很好。

走到大路边的小学需要一个半小时,但走到最近的高中却超过两个半小时,所以芽芽和村里大部分孩子都没打算上高中。相反,她渴望走出村子去找工作,这样她就可以赚足够多的钱,寄给父母。她希望有一天能帮父母盖一座新房子。

2002年,大理,Colin和Kris第一天练习打拳击

当芽芽的妈妈只有3岁时,她跌进火里,烧坏了双手,也毁了容貌。大路边的村民离不开在田里收割庄稼、采集茶叶的生活。火对她的双手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让她几乎不可能胜任这类工作。最终她嫁给了一个差不多聋了的男人——撮合残疾的男女是村里的传统。芽芽村里大部分的男人都能找到建筑类的工作,而这样的机会聋子是得不到的,所以芽芽作为一双残疾人父母的女儿,要承担很重的工作负担。她能离开家乡到萨尔瓦多来工作的那一天,不仅仅是她的机遇,也是她整个家庭的机遇。

阿丽的婚礼之后,我们和芽芽一起走下山坡,到了司机等我们的地方。当她踏上开往昆明新生活的大巴车时,没有说话,明显有些紧张。我回想起自己踏上旅程,第一次从美国横跨太平洋那一天,自己是多么紧张,面对未来又是多么茫然。我只能去想象芽芽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过渡到中国比芽芽过渡到昆明容易,昆明对于她比当初对于我来讲更陌生,因为我至少了解城市如何运作,而她对此并不熟悉。

她会像我一样被这个城市视为外来者。但与我不同的是,她仅仅是又一个来城市找工作的农村女孩,会因为没文化、教育程度不高而被城市看不起。

Josh、尚子、Kris和我为了寻找更多东西,离开了美国和日本的家远行。我们把一切留在身后,搬到世界的另一端,最终遇到了彼此,开始一起经商。萨尔瓦多咖啡馆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在昆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也希望芽芽和我们在一起也能找到她的位置。

我们知道,对于芽芽和其他员工,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为她们提供可观的薪水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萨尔瓦多是她们走向崭新未来的桥梁,也是在这座城市获得成功的一个机遇。

2012年,昆明,咖啡馆所有人参加团建活动

芽芽离开她的村庄来到萨尔瓦多工作两年后,也就是我们四个离开自己的国家来中国十年后,我们回去拜访芽芽的父母。我们一边啜饮着茶水,咀嚼着大麻籽(一种当地小吃),一边夸着芽芽离开村庄后在萨尔瓦多的成就。

芽芽家的小院几乎是村里山坡上的最高点,俯瞰着一道宽阔的山谷,山坡被开垦成梯田,种着玉米和茶树,梯田边上排列着核桃树丛。我们可以看见谷底升起的浓密烟雾,那是农民们正在烧掉老茬作物,为新作物腾地方。

芽芽的妈妈端出一大盘花生和瓜子。我们四处打量,惊喜地发现一座刚刚上瓦的带独立厨房的新房子,而另一处增建的部分似乎还在施工中。这对村里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昂贵的开销,更别说是一个夫妻双方都残疾的家庭。

芽芽的妈妈注意到我们好奇的表情,就用她疤痕累累的手指着新房子自豪地说:“这是芽芽盖的。”

2015年,咖啡馆的员工在泰国清迈的大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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