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庭审改革的一丝曙光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11-8,星期二 | 阅读:1,306

“透明”、“阳光”、“公众监督”,人们可能不会把这些词和中国的司法制度联系起来。这是因为早就有广为人知的做秀式的审判、刑讯逼供,以及中共通过非正式渠道干扰本应独立的司法决定。

但在9月27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长周强,这位中国司法的最高领导宣布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网站——中国庭审公开网——的首次启动。该网站已上传了超过6.7万件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全程高清庭审录像。但是,目前仅有少数法院提供了庭审录像,包括最高法所有的公开庭审和一些地方法院精心选出的庭审实录。据管理“中国庭审公开网”的私有互联网巨头新浪公司称,在全国每年审理的约1200万件案件中,截止2018年将会有3500家法院上传至少100万件庭审录像到该网站。已另有几十万件庭审录像上传到了法院的内部网,尚待纳入这个全国范围的新平台。

在那些了解中国法律制度的人看来,这是一个进步,也是最近为增强司法透明度而采取的新举措中最为大胆的一项。从表面上看,这种程度的公开透明似乎比美国的做法更彻底——美国的联邦法院和部分州法院通常仍然禁止在庭审时摄像。中国最高法此举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说服中国群众,中国的司法是一个先进有效的机构。

现在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网站观看广东省的一个毒贩如何上诉二审,或者观摩一个合同纠纷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庭审情况,甚至再访迈克尔·乔丹今年4月在中国最高法院以失败告终的上诉庭审实况(乔丹为保护其中文名字起诉了中国一家以“乔丹”为注册商标的鞋业公司)。

尽管在线观看庭审明显受制于诸如选择性上传,以及对庭审当事人隐私保护不足等局限,但毋庸置疑,这将增加公众对中国法庭的关注度。该举措还与强有力的党中央在2014年10月提出的目标相关。该目标宣称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及强化人民群众对司法的监督。然而,司法改革在一些更基本方面的缺失,使得在线庭审这一举措难以有效改善中国失调的司法体系以及常见的司法不公。

虽然中国的办案法官们长期以来都在关注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司法判决的影响,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乎司法机关领导们的意见,而不是那些在线群众的。参加这场改革的法院领导们必须对诸如是否让每一个案件的庭审都上网这样的重大决策进行审批;反过来,这些法院领导也必须取悦于他们自己的上级领导,以此类推,直到中央。在这个新网站公开运行的前一天,我们从《人民日报》上一篇关于“司法标准化”的社论中,或许能对中央政府为什么在全国范围进行庭审录像看出一些端倪。这篇文章是天津市高院(华北一重要法院)的院长撰写的。文章强调,司法监督以及由此产生的司法标准化“把那些孤立、零散、抽象的规范上升为系统、科学、可评价的标准”。这一说法暗示着中央欲加强对庞大分散的法律系统的控制,使困扰着每个司法系统的矛盾裁判问题最小化。

我们应该把最高法的这次努力放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雄心勃勃的司法改革运动的背景下来分析。这次司法改革企图通过筛选掉许多占有“法官”或“检察官”名额但实际上并无能力或责任履行法官或检察官职责的司法人员,来提高法官和检察官的声誉和待遇。最高法希望创立一群真正的有别于政府官员的司法精英,进而减少政治因素、腐败、关系、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地方党政对地方法院司法决定的不当影响。然而,要达到对司法人员近乎减半的改革目标还是十分艰难。鉴于此,各地法院试图采用员额制来精简人员。但该制度实际上对年纪大(通常能力较弱)的人员有利,而且看来还导致了严重的士气涣散,引起最近大量年轻、过度工作且待遇低下的法官、检察官的辞职潮。

地区差异是另一重要因素。尽管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律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法院的人员素质仍然相当不均。一些欠发达地区法官的司法经验和职业化水平明显低于大城市的同行,后者的工资待遇、教育程度都更高,而且处理的通常都是复杂的经济纠纷。这种不均衡对中国来说并非好事:它会削弱公众对司法体制的信心,让普通大众及政府官员都更难预测司法裁判结果,反而促使地方党委及其他部门干扰地方法院工作。而这些地方部门并不总是把中央的决策规划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周强在宣布开通这个全国新网站时指出,要通过庭审视频直播“倒逼法官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能力”。人民群众现在普遍对司法不信任,希望这个媒介能提高群众对中国司法程序的尊重。除了影响和教育观看视频的群众,这个网站还有可能成为对司法人员进行培训的教学工具。虽然中国刚开始尝试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观看别的同事在类似案件中如何主持庭审,应该对审判法官准备庭审有所裨益。在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因为中国的立法常常缺乏细则和一致性,法官都需要权威性的指导。基于这个原因,最高法近年来除了出台权威性的司法“解释”以及其他文件以便法律实施,还(大张旗鼓地)出版了少部分“指导性案例”来帮助地方法院处理某些类型的典型纠纷。但在实践中这些指导性案例的作用还比较受限。

庭审直播还会迫使检察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做出(也看来做出了)更好表现。这个受人关注的网络新技术如果能促使检察官和律师学会一些东西,例如如何在法庭上交叉诘问证人,将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要求法律制度能够强迫通常不愿到庭的证人出庭作证,同时还能保护他们免遭报复之风险。(现在的法律规定允许证人提交书面证词从而避开法庭上的交叉诘问,而在任何法律体系中,交叉诘问通常都被认为是发现真实最为重要的方法。)然而,现在的司法政策是使庭审成为法庭裁判的中心。这要求最高院在庭审方面投入远比现在更多得多的资源。这反过来会推动正在试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辩交易”制度,这样那些已经超负荷工作的法官只需对真正有争议的案件进行全套庭审程序。没有这项制度,司法听证体制将会因超大的案件量而陷入瘫痪,正如美国的司法听证如果缺少诉辩交易将会崩溃一样。

然而,这种大规模的程序变革将会要求政府领导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在上任之初宣称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决心。那他会为司法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吗?没有这些,任何与司法改革相关的网站都毫无意义。

另一关键问题是律师是否允许为普通群众解释庭审公开网上的直播内容。没有了律师的帮助,法律系统以外的大多数观众不太可能理解他们在这个炫目的网站上看到的东西。虽然最高法多次告诫下级法院要注意裁判说理,并且最近的情况也有所改观,但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中仍然极少法律论证,而主要是引述基本事实和裁判结果。要让司法裁判结果有理有据并向公众阐释程序问题,要求律师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士(不论他们是否涉及直播的案件)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

诚然,在一些关注度较高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有对一些法院判决的批评,法官自己偶尔也会就播出的庭审进行评论。但2013年出台的一部司法解释禁止辩护律师“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一位律师抱怨这是“让公开审判秘密化”。最近大量针对维权律师的逮捕行动以及官方媒体对他们的诋毁也说明了,律师中利用社会媒体的潜在力量集合大众对抗司法程序和实体不公的积极分子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新网站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用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这些针对律师的控制手段在实践中将如何用来对付评论新庭审直播的律师。坦白地讲,虽然庭审直播网的初衷应该是让司法程序“阳光化”,但现在网站上的用户界面尚无点评功能,仅可以反馈关于视频质量的意见。最近发布的关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更是加紧了对律师的控制,禁止他们通过互联网、公开信或者公开抗议方式来讨论他们代理的案件。这不容乐观,也激起了168名律师向司法部递交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公开信以示抗议。

换言之,虽然中国直播庭审的计划值得肯定,但此举在多大程度上会激励公众对司法的理解和司法职业化还不得而知。这些措施也并不保证带来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或司法公正。中国的公众对该国的司法仍然持怀疑态度,法官、检察官内部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继续面临着近乎不可思议的艰难处境。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如果公众无法明白他们在直播网上看到的东西——如果也没有律师胆敢为他们解释——那普通大众将无法帮助中央制止地方法院的权利滥用,也无从提高司法标准。

要想真正转向更好的司法职业化和司法公正,中共必须改变政策,鼓励而非打压律师的批评。对此,并无“应用程序”可循。

(注:孔杰荣,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所长,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兼职研究员。戴伟·沃泰姆,《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外交关系委员会会员。中文版由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翻译,英文原文载于《外交政策》杂志。范思深为本文提供了帮助。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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