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为什么要改革?

作者:张鸣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11-1,星期二 | 阅读:972

张鸣

什么叫做改革?不触动制度,就不叫改革。以这个标准,清末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谈不上是改革,用李鸿章的话来说,顶多是裱糊,修修补补。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修补,后来的改革,也就没了基础。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朝应该是最保守的一个。墨守成规,是这个王朝的个性。对于它来说,即使是修补,小修小补,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它也不会做。嘉道年间,由于河道的淤塞,大运河系统的漕运,变得少慢差费,成本逐年增高。一些地方督抚,提出漕运改海(运)的方案。这种在元代已经实行的成例,就当时的技术水准看,已经相当成熟了。在道光年间,由两江总督陶澍试行之后,大获成功。可结果道光却否决了这项小小的改革,河运依旧。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切断了漕路之后,才不得已实行海运,但河运的漕运体系依旧保留。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朝廷的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土崩瓦解,王朝摇摇欲坠,新兴的军事力量湘淮军才得到朝廷的特许。待到剿灭了太平军之后,朝廷最急不可耐想要做的,居然是裁撤湘淮军。曾系湘军还真的就裁了,淮军和左系湘军是因为国内尚有叛乱的存在,才得以保存。

这个保守的王朝,即使到了末世,也是一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架势。所以,所谓的洋务运动,只能是一场地方导向的变革。而变革,也只能是物质层面的引进。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制度变革的话,只有工厂和海军制度,因为要建工厂,不引进工厂制度不行,没有海军制度,则海军无法成型。就这点变革,还是交了大量的学费,多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为之。至于中央政府的总理衙门,不过是在外人的压力下成立的“临时机构”,理论上根本不算制度的变革。

当然,尽管是地方导向的洋务运动,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大体赞同的。虽然在此期间,任何一点触动旧制度的变动,都不会发生。漕运已经改海,但河运的漕运体系如旧。连小偷都无奈的绿营,也照旧保留,每年空耗上千万的军饷。只要洋务这个补丁,能够让这个王朝的破旧的老房子还能立在那里,王朝就不会改革。李鸿章们,也就只能做裱糊匠,而没有受过教育的西太后,权术玩得精熟,对国家未来的命运,却一无所知。

在此期间,除了俄国之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基本上是以逼清廷开放为主,对把中国拉入它们的世界体系,开放市场更感兴趣。这样做,显然成本更低,更为合算。这也给清廷一个错觉,觉得洋人无非贪利,只要给它们一点利益,就可以打发,不至于危及统治。

这个王朝真正的改革冲动,来自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由于这个惨败,引发的列强瓜分的征兆。日本的逻辑跟西方不同,这个新兴的军国,要踩着朝鲜和中国做垫脚石,才能脱亚入欧。打败中国,并吞下辽东和台湾的日本,令西方相当恐慌,它们遏制日本野心的方式,居然是瓜分中国。于是,有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毛泽东后来抱怨,中国是西方的学生,但老师为何总是打学生。其实,中国不像日本,不挨打,根本没有人想学。

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当然不会对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无动于衷。甲午战败,最伤最痛的,其实就是这母子二人。亡国之君不好做,亡国之太后未必就不惨。这一点,没怎么读过书的西太后,也是知道的。

但是,问题在于,尽管朝野明白人,包括太后和皇帝都知道大清非改革不可。但是,由于甲午之败,实际统治这个国家三十几年的西太后,却不好像过去一样操控朝政了。女主专权的道德魔咒,使得日后的改革,只能由此前作为傀儡的光绪皇帝来打理。而且原先一直被罩在母后阴影下的皇帝,此番受到亡国危机的刺激,也跃跃欲试,打算一展身手。原本,由于有强势的西太后在,朝廷是形不成二元结构的,但是,由于甲午之败,西太后的威信低落,光绪皇帝走到前台,二元结构成型了。直接打理朝政的光绪帝,处在第一线,而退居颐和园的西太后,则在第二线。身居二线的西太后,不直接负责变法,但却依然握有最后决定权。

结果,清朝第一次主动性的改革,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掉入了权力斗争的陷阱。执掌国家大权36年的西太后,早已成为政治动物,当然不甘心做一个无所事事,只能画画、喂鸟的尊贵老太婆。而处在变法第一线光绪帝,所缺的,只是一点事功和政绩。一旦变法有了进展,所缺就可以得到弥补,就可以做一个有权威的皇帝。那么,西太后也就真的要归政退休了。这一点,是这场改革的巨大隐患,而这个隐患,在百日维新尚未开始之时,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百日维新的改革,除了科举内容废八股,设置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还都属于旧式王朝范围内的调整。无非裁撤阑尾衙门,淘汰冗员。裁掉了督抚同城的一个巡抚,关掉了早就没用的漕运衙门,同时,让从明朝开始就是阑尾的几个中央级的监寺关门。即使是科举改革,也不过就是让士子改习一点新学而已,考试依旧存在,波动并不大。而那个京师大学堂,就当时而言,也不过是同文馆的升级版。

真正大力度的变革主张,实际上是在康梁,尤其是梁启超的舆论宣传中,在梁启超的时务学堂的师生互动过程中。特别刺激西太后神经的,是康有为一次次传递给光绪皇帝变法参考书,强调要光绪帝乾纲独断,学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以霹雳手段推行变法。这让属“坤”的西太后,情何以堪。

能将变法有所推进的,是一些地方开明的官员。比如湖北的张之洞和湖南的陈宝箴。特别是湖南,是戊戌维新期间,变法在中国走得最快的地方。不仅兴办新式工矿有起色,而且整顿吏治,办学,办报,设立城市保卫局,都见了一点成效。

然而,即使这样可怜的变法,受到损害和感觉将要受损的满人权贵,已经感到非常惊恐而且不满了。他们利用维新派宣传中的一些内容,制造谣言,直接攻击光绪皇帝。而且,利用接近西太后的特权,包围这个权力欲极强的老太婆,拼命说光绪帝的坏话,说是变法搞砸了。潜意识里不乐意丧失权力的西太后,对这样的话,是越来越听得进去了。随着变法的深入,帝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到了礼部的王照事件发生,光绪皇帝一怒之下,因阻塞言路而撤了礼部六堂官的职,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破坏了原来的权力约定,非常愤怒,双方已经接近摊派了。

戊戌政变,起因虽然是作为光绪变法助手、四小军机之一的谭嗣同策划的军事冒险。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冒险,光绪皇帝的权力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西太后从后台杀出来,是迟早的事儿。谭嗣同的冒险,只不过是给了西太后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把不孝的屎盆子扣在光绪帝头上的借口,让西太后的愤怒以及训政显得名正言顺而已。

在顽固派拥戴下重新出山的西太后,虽然内心深处未必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则出师无名,而且拥戴她的人也不会答应。清朝第一次自主性变法,因权力之争的缘故,以流血的方式突然中断,无疑是灾难性的。

原本为挽救救亡国危机的变法,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被强行逆转。在西太后重新全面掌权之后,她发现她自己和拥戴她的人们,并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亡国危机。在变法中止之后,西方包括日本对清政府的态度,不仅没有变好,而且变得更加恶劣。西方公使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西太后想要废掉光绪帝的图谋,几次遭受挫败。西太后对自身权力的担忧,不仅没有减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重了。

顽固派对于如何应付西方,半筹莫展。没有当年倭仁的勇气,用儒家道德来抵御西方的侵略,只好乞灵于民间反洋情绪和巫术神怪。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对于现代化的反弹,本来就是强烈的。这种反弹在得到官方的默许甚至纵容之后,就变成疯狂了。一向明智的西太后,就是在自身权力的焦虑之中,意乱神迷,迭出昏招,最终演成庚子拳乱的大祸。

经过逃难的颠沛之苦,西太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中国的土法子跟西方列强对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列强也并非像顽固派忽悠她的那样,非要光绪掌权不可。她也明白了戊戌维新期间,一直感到困惑的事儿,对于满人皇室来说,保大清和保中国,其实是一回事。中国不保,大清也就没法存在了。因此,重启变法,势在必行。

然而,此时的中国,其处境,比之戊戌时分,要恶劣得多了。甲午败于日本,中国只是让人看不起,觉得你百事不如人。但经过庚子之变,朝廷纵容义和团毫无道理地屠杀教民和传教士,大街上把人剁成肉酱,不由分说地盲目排外,扒铁路,砍电杆,带点洋货的人,就有可能被杀。这样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人,则被视为野蛮的国度和野蛮人。那时候,手持大刀,脑后辫子飞舞,张口大叫的义和拳形象,在欧美各大报纸头版流传。中国的形象,因此大坏。

此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降到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最低点。北京的使馆区,由列强的军队来负责保护,因此,北京有了外国兵营。从大沽炮台被拆毁,天津不许中国军队驻扎。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辛丑条约签约国的军队,可以合法驻扎。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由关税也盐税做抵押,逐年扣除。一直到1943年所有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庚子赔款本息尚未付完。由于关税和盐税,占了当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也就意味着,此后的清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没了。应该说,经过庚子之变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象征,已经所剩无几。

当时的国家状况,也非常不堪。北方数省经过战乱,已经残破,有些省份,在庚子赔款之外,还需支付地方性赔款,不堪重负。北京经过拳民和八国联军的破坏,破烂不堪。被烧毁的前门商业区,一直到朝廷回銮,都没有恢复旧观。被烧毁的前门楼子,在回銮前夕,才匆忙由袁世凯和陈夔龙等人凑钱草草修复。整个国家,由于戊戌政变后的朝政混乱,吏治的腐败与秩序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最坏的境地。

更加严峻的是,原来蓄意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一直都没有国内的市场,经过庚子之变,也开始有人同情了。原来,在变法的时候的众多倾向康党的士人,越来越多地对清朝感到绝望,开始另寻出路。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各地不乏造反者,但没有哪个可以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相比。推翻满清的新式革命,一旦有了号召力,对于这个王朝,显然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没过多久,各路主张革命的组织,在东京联合起来,组织了同盟会。随着革命的声势日涨,原本主张保皇和改良的康党,也有人逐渐被革命吸引,连梁启超都一度动摇,差点被革命党拉动。如果朝廷不赶紧变法,康党估计都会变成革命党。至于国内那些在洋务运动以及戊戌维新运动中,主张改良的人们,或早或晚,也都会变的。

事实上,尚在逃难途中,西太后就已经乖巧地知道,变法必须重启了。她也知道,此前的种种,是她错了,而非光绪犯了错。所以,一旦议和大局告成,知道西方列强并不想拿她治罪,还没有回北京,变法就再度启动了。

就情势而言,西太后就是不想变法,也不可能了。此时的朝野上下,但有人心之人,都知道非变不可,不变,必亡国,变成印度和朝鲜。西太后从来都是一个聪明人,非常识时务,非常知道利害之所在。因权力之争铸成大错之后,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好在,经过拳乱已经西狩的折腾,光绪皇帝此时也没有了跟他的母后争胜之心,原来帝后二元的结构,在悄然之间消失了。

尽管如此,戊戌的阴影,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始于1903年的清廷新政,事实上就是戊戌维新的重启。但是,当家的西太后却无论如何都不允许那些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回来。这个老太婆,依旧固执地认为,康党都是些坏人。她要把自己犯错的原因,归咎于康党的挑拨。西太后的这种心态,给了那些仍然不肯变法,或者担心变法会伤及他们既得利益的人,一个破坏捣乱的机会。作为变法的第一步,1903年招徕变法人才的经济特科考试,事实上就是有人利用西太后对康党的嫌恶,造谣说参试和录取的人中,混进了康党,还说,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是当年的维新党人余孽。于是,竟然将这场朝野上下精心准备的考试,事实上给废了。幸好,其中的一些顶尖人才,都被袁世凯收入帐下,否则,后果更加不堪。

自上而下的改革,领导者们,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乐意变法的西太后,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场变革意味着什么。所以,就在变法启动的1903年,当她听说上海的苏报在骂她,另一个在西方通讯社做事的康党疯子沈荩被拿获的时候,她发了雷霆之怒。沈荩未经审讯就被在刑部杖毙了,只是,缉拿苏报一干“乱党”之时,有了麻烦。多数人在办案人员明确的暗示下溜走,执拗的书呆子的章炳麟和邹容投案。但是,租界当局,却不肯按照西太后的意思交出人犯。这在以前,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租界当局没有司法权,所谓的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一般只适用于外国人,对于租界内的中国人,并无管辖权。但是,庚子之后,列强在中国的存在更为强势。所以,对于苏报案,租界当局只肯按西方的法律来办,清政府只能作为原告,指控章炳麟和邹容。

原先觉得理所当然的西太后,突然发现,她因为这两个案子,变得非常的孤立。来她这里做客的西方公使夫人,纷纷指责她。西方的舆论,更是对她抨击有加,一点面子都不给。同时,也令正在准备向西方学习,推行变法的清政府,变得非常的被动。到了这个地步,西太后才明白,原来向西方学习的变法,也包括学习西方的做派。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对舆论的容忍。

更大的学习机会,出现在第二年。这一年,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大打出手。显然,老旧的沙俄,虽然勉强也是欧洲列强,但却在战前丢尽天时地利人和。开战之后,笨拙的国家机器,又暴露出无数的破绽。所以,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都吃了大亏。虽然清政府对日俄战争表示中立,但实际上却偏向日本一方。对于日本的战胜,中国的舆论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毕竟,这是近代以来,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作为“同文同种”的国人,对此也感到与有荣焉。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媒体,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的沙俄。日本的胜利,是立宪的果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媒体这样说,在野的士绅这样说,连朝中的实力派大臣,如张之洞和袁世凯,满人开明的权贵端方、载泽他们,也这样说。于是,国中因日俄战争的缘故,掀起了一场立宪的风潮。一时间,好像人人都在说,中国也应该立宪,而且必须立宪,只有立宪,才能救中国。

人人都这样说,宫里的西太后也坐不住了。于是她请来从日本学法政回国,而且表现优异的曹汝霖,进宫为她讲课,讲什么是宪法,什么叫立宪,日本的立宪,德国的立宪以及英国的立宪。西太后对立宪后皇权的地位很不放心,曹汝霖向她保证,立宪之后,皇权有了宪法的保证,肯定是皇权永固。尽管如此,西太后还是不能全然放心。于是派出以满人开明派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的宪政。让她信得过的人,出去眼见为实,她的一颗心才能落地。

然而,对于朝廷将要立宪的消息,革命党人却感到十分的焦虑。显然他们知道,如果真的立宪了,国家状况变好了,他们的机会也就不多了。所以,五大臣出国,受到了革命的狙击,幸好刺杀行动没有造成大的伤亡,五大臣最终还是出去了。五大臣周游世界,考察的报告,却是交给杨度和梁启超写的。西太后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口头汇报,尤其关心皇权在立宪之后的地位。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正式启动。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主张立宪的人们,其实心目中的立宪,是各不相同的。海外和国内的立宪派,希望的是英国的模式,而朝中的人物,想的则是日本和德国的立宪。至于西太后想的立宪,则比日本还要日本。但是,只要预备立宪启动,各省的准议会被选出来,中央的准国会也问世了,中国的立宪,就一定不会是西太后心目的样式,有人一定会把它往英国道路上拉。

按道理,20世纪初年启动的清廷改革,如果依照朝廷当年的官僚机构,是绝无可能搞得起来的。整个官僚体系,不仅贪腐横行,而且因循守旧,人浮于事。甚至可以说,都烂透了。但是,碰巧的是,改革是朝廷为了挽救危机的自救行动,太平天国战争时,朝廷求助士绅,结果危机被克服。路径依赖,此番朝廷依旧求助于士绅,更为深度地发动士绅参与。这种近乎下意识的动作,使得这场原本没有希望的改革,被注入了非常大的可能性。

自北宋以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士绅导向的社会。几乎每个社区,士绅都是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他们主导着民众的礼俗活动,也承担的社区的公益,甚至负责提供某些必须的公共产品。而朝廷则通过对宗族权力的默许,承认士绅的自治领袖地位。自鸦片战争以来,虽说中国社会几经动荡,但士绅自治的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有些士绅,变成了绅商。朝廷求助士绅,实际上是给了士绅和绅商更大的权力,去参与政事。参与的途径,一是通过建立新型的社团,比如商会、学会。二是通过地方自治改革,建立地方自治机构,直接合法地掌控地方。三是通过预备立宪的选举,进入各级准议会。当然,自打苏报案之后,愈发自由,也愈发发达的媒体,也给士绅和绅商提供了更为方便和广阔的舞台。

无疑,这样的改革,是一场放权的改革,把原来集中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部分地放给了士绅和绅商,让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合法地分享这些权力。这不能说是西太后设计好的,但却无意之中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格局。这是的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督抚专权的地方分权,进一步深化。极大地调动了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在一个不可能的条件下,推动了改革。反过来,也使吏治的改善成为可能,官场之外活跃的士绅和舆论,使得体制外的监督,第一次成为现实。在新政期间,很多地方的吏治状况迅速好转,以至于辛亥鼎革,多数地方官并没有被杀掉,而是留任或者轻松地离开。

对于新政,还必须提到两个人物。在李鸿章死后,朝廷恰是由于有了这样两个能干的大人物,新政才能如此富有成效。这两个人,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其中,袁世凯的作用要更大一些。新政期间,凡诸行政、军事、法律和司法、地方自治、警政、以及非科举办学堂,即教育改革,和宪政改革,都有他们两人的份儿,其中袁世凯还是直接的领导者和设计者。湖北和直隶这两个地方,在新政时期,成为各项改革的先锋和标板,几乎每项改革,都走在前列。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接下的北洋系,在新政期间,成为改革的领头羊。袁世凯的智囊班底,收罗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一班儿最顶尖的人才。北洋在辛亥后能够得天下,跟北洋系在新政时期的杰出表现和他们的实力,实在不无关系。

所以,新政在不到8年里,获得了非凡的成绩。国家经济状况持续好转,国内外投资,翻着翻地增加,几乎每年都有大量的企业在兴办。GDP的增幅,达到了两位数。社会秩序,迅速得到改善。在新政后半段,各项大的改革,迭次推出,但都没有引起大的动荡。辛亥前一年,只有清查户口和土地,才引起了一些骚动,不多的几次流血的事件,也只发生禁烟铲烟苗过程中。庚子以后,国家糟糕透顶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原本每年不到四千万两的收入,到了1911年,已经翻为两亿四千万,在资政院的监督下,财政收支实现了平衡。而且,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财政结余。这些结余,后来都成了各省革命的本钱。

然而,新政最终还是被中断了。有人说,新政时期,是革命跟改良在赛跑,最后革命跑在了前面。其实,多数情形下,改良是跑在前面的。革命党人的起义和暗杀,始终是作为一个场外因素存在的。没有一次起义,真正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因为在满清统治者在改革途中,对自身权力的流失,出现了恐慌。这种恐慌,在西太后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西太后还不至于特别莽撞地急于收权。到了西太后和光绪同时死去,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当家的时候,由于少不更事,这种恐慌达到了顶点。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毫无道理地赶走,载沣一步步把权力和资源从地方收到中央,从汉人手里收到旗人手里。这种收权,到了铁路国有(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和皇族内阁问世,达到了士绅和绅商所能忍受的极限。恰好这个时候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于是,相当多的士绅和绅商投奔革命,连资政院的议员都走光了。满清统治,也就只能告终,而新政的改革,则被革命所取代。

改革跟革命一样,都是一个不归路。上路之后,如果逆行,肯定要发生重大的灾难。清朝改革的发生发展以及失败,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经验教训,可惜,百多年来,这样的经验教训连总结都没有好好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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