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为民主育人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9-12,星期一 | 阅读:1,017

撰文:伯特兰・罗素 翻译:蓝旭

伯特兰罗素(资料图片)

今天的话题是“为民主育人”,让我先把民主看作理所当然值得向往的目标,而且假设民主可以实现。对此,我很愿意在别处详加讨论。现在先假定我们乐于维护民主政治,假定这是件好事,而我们只想知道怎样使民主切实可行。

民主在我们的时代正面临挑战,考虑到它在十九世纪的势如破竹,这一点真叫人惊讶。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民主的基础,考虑怎样捍卫它。显然,要建成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教育有重任在肩。一群文盲,成就不了民主;无法读书写字,民主所需要的机制就不能运转。人得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民主才有可能,这是简单明白的道理。但我关心的,不是这类基本条件。世上有些错误,不少民主社会没能幸免,不少地方还因此走向独裁。为了避免这些错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是我要关心的。

说来古怪,要成就民主,顶困难的事,是怎样在心理上划一条界线,因为民主需要两种品质,而彼此方向相反。一方面,每人得有一定程度的自立和自信、一定程度的愿望,来坚持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观点,来捍卫它,宣传它,必要时甚至组织宣传,如此等等。民主政治的日常事务,不用说,事事要人对自己的判断有自信。但还有另一面:想要民主行得通,人就得愿意服从多数,即使多数的意见与他相左。

这两件事,没有一件容易办到。有些人过于恭顺,领导人如果坚决有力,他们就一路跟随,直到身陷独裁;有些人又一意孤行,太过专断——这都不是服从多数,最终会导致国家陷入混乱。有这两种相反的危险威胁着民主,教育要贡献于民主,就该培养出另一种品格——准备尽最大可能,坚定有力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多数相悖,又乐于服从多数。

要培养出这样的人来,教育的任务有两方面(人要做事,总有这两方面)。其一关乎性情,其二关乎理智。性情主要不是由学校来养成,而是较多地取决于家庭,虽然如此,我也愿意说一说。家庭的影响举足轻重,我们没法置之不理,不过在这方面,教育家长的学校,跟教育孩子的学校一样必要。

我们想要民主行得通,人民就应该尽可能脱离仇恨与破坏,免于恐惧与恭顺。这些情感虽然应该避免,却是现在的教育反复向孩子们灌输的,从很小就开始。做父母的,即使并不特别粗暴,教起孩子来,总要他先学会彻底服从。殊不知这等教法,不是养成奴才,就是培植造反派。民主社会却不要奴才和造反派。公民是另一种人,既不是奴才,也不是造反派。公民有恰当的情感,专制而粗暴的家长却没法培养出来,专制而粗暴的学校当然也不行。

我可以顺便一提,在这一点上,欧洲的独裁者全都认同我的意见。战后有一段时期,欧洲国家几乎都有许多自由的学校,纪律不太苛刻,对教师也不必特别恭敬。接着,所有的军人专制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一个接一个地全面压制学校里的自由,恢复了严苛的军事政权。教师进门时,学生全体起立,教师受到格外尊敬,此外还有许多老式的繁文缛节。可见大陆的军事独裁者显然全都认同我的意见,他们也相信学校的自由跟社会的民主有关系。人应该时时乐于向对手领教。

要培养出能受用民主的人群,太多的纪律就不是什么好事,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想要民众养成自主的习惯、自己拿主意的习惯,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意见,就先要培养他们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权力既不卑躬屈节,也不一味造反。人感到自己是权力的一部分,自然会有这种态度。

民主社会,人人有主人翁的心态,只不过或多或少罢了。所谓主人翁心态,在没有民主的地方,就是主人对仆从的心态,这在民主社会却不合时宜。民主社会需要的是平等合作,这包括坚持个人意见到一定程度,但不过分。

这就不能不谈谈所谓“原则”——在许多民主人士看来,它们是纷扰的起因。说到原则,说到为某个理想自我牺牲、英勇奉献,诸如此类的话头,其中多数,我们最好抱几分怀疑态度详细审查,这才明智。显得英勇慷慨,貌似无私奉献,如果目标欠妥,就总是别有蕴藉;对它做一番心理分析,就会发现它可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究其实,正是人们的傲慢、仇恨、复仇的欲望,在全国上下一经理想化、集体化、人格化,就成了高尚的理想主义。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要做一番心理分析,才能判断某种情感是好是坏。当我们看到有人满怀爱国热情地献身祖国,且先问问自己:“如今他心甘情愿为祖国所做的,究竟是什么?”纳粹想做的,似乎就是杀人。他呈现给祖国的“无私奉献”,真实含义不过如此。杀人这种事情,假如不是声称为了祖国,大家是不会钦佩的,在我看来,许多人一起干这件事,也决不会使它显得好一点。这种行为,他们全都相信是高尚的,其实祸害人类。我们满有把握认为,它所凭借的激情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假如一群人秉性善良,打小就受到善待,假如他们在幸福中成长而想象这世界是友善之地,决不会有那么一种特殊的理想主义——要大家一起大开杀戒,而且称之为“爱国主义”。我自己是不钦佩这种理想主义的,我想,你也不可能在身受温良家教的人群里看到这种理想主义。跟它形影不离的,是这样那样的残酷、不幸、得不到满足的需求。早期教育如果培养了恰当的情感,这样的理想主义就会销声匿迹。

还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吧,这跟学校教育倒也没有太多关系。让我尽量把话题集中到只跟学校相关的事情上来。在现实生活中成就民主所需要的理智,其品格跟认知领域中科学的品格恰好相似。有科学精神的人,既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也不是完全的独断论者,他住在二者之间的客舍。他不像怀疑论者那样,断言“一切知识皆不可能”,也不像独断论者那样,宣称“我已认识了真理”。他总是介于二者之间,他说:“真理难以弄明白,说实话也不可能完全弄明白,不过,在某个程度上,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艰苦工作搞清楚的。”这就是科学的态度——真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但不彻底,而且困难重重。

不难发现,所有独裁统治的国家,总有跟独裁统治分不开的教条。追随希特勒的人有一套教条,追随墨索里尼的也有一套,追随斯大林的另有一套,其余可以类推。我说的教条,是指如此这般的一整套信念——在孩子们还小,小到不懂得思考的时候,就灌输给他们,而且日复一日,持续不断,以致日后也不能摆脱早期教育中靠催眠术施加给他们的影响。这些信念靠灌输得来,而不是给你这样那样的理由来说明它们确实可信——这可不是他们的教育机制。他们只靠鹦鹉学舌般的重复、固执、集体歇斯底里、大众意见。我要说,这不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东西。因为这种办法教给人的,是信从什么东西都不必凭证据,只凭那是催眠术所教就觉得可信,而且不能自拔。如果有两种对立的内容,都靠这个办法来教导,就能教出两群互相冲突的人来,谁也调和不了他们的冲突。受了催眠的机器人,个个觉得最神圣的事无不与自己的胜利息息相关,最可恨的事无不由对方现身说法。宗派纷争狂热到这种地步,就丧失了彼此见面开会的能力,也根本不会说:“让我们来看看谁是多数。”——这些都太乏味,太世俗了,要知道,他们每一派,都自以为代表神圣的理想。

倒不是说世间不存在神圣的理想,我要说的是,人要十分谨慎,才敢声称自己的灵药秘方是个神圣理想,别人的药却恶毒而可憎。对待别人我们得有几分宽容,这种宽容很容易获得——只要这样想:好吧,归根结底我可能搞错了。人是可能犯错的,而我是个人。不难想象我也许是错的。

当然,在独裁统治下,这种态度人家受不了。假设你是德国人,同胞就指望你赞同希特勒,因为大家相信希特勒错不了。如果你确信自己是对的,这就意味着,谁跟你意见相左,你就有权利拿刺刀刺他,甚至用毒气窒息他的孩子。这样武断的确信,有赖于至高无上而万人景仰的“伟人”,是格外危险的。我认为我们不该放任自己抱这种态度。说实话,对谁都不该抱太多敬意——这是民主的要义之一。我当然不是说你要鄙视他,我的意思是,尊敬某人到这种程度——“某某人这样说,那一定是对的”——可不值得称道。我们如果看重民主,就希望大家兼听多端,自己拿主意,自己做结论。

我乐于看到人们在学校时,在每个问题上都接触到争论各方的激越论证和滔滔雄辩。希望你们这个组织——中学校长协会,搜集各种想象得到的观点及其雄辩的论证,向全国所有学校广为颁发。这些观点最好针尖对麦芒,个个辩才无碍。接着,我又希望教师对孩子们说:“好,现在你们已经听到某某人是怎么说的。轮到你们来分析他的论据了,把这些论据写到纸上吧,看看结果是怎样。”孩子们很快就会发现,乍听之下最有效果的演说家,能写到纸上的论据最少。如果你在每个问题上都能汇集不同观点,那些针锋相对的宣传家就会彼此折中,最后你将看到这样的人:他们能听取雄辩却不为之裹挟。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学会对雄辩产生免疫。获取这种能力,靠的不是对雄辩闭耳塞听,恰恰相反,是多闻多见。我主张所有学校听取所有类型的雄辩,需要在意的只是它们应该各不相同,彼此对立。

现代政府的全部技巧,从它最坏的各方面说,都得自广告。广告人是我们这时代卓有实效的心理学家,把弗洛依德和研究潜意识的其他心理学家远远甩在后面。广告人发现,要人信任一项主张,靠的不是什么确凿证据。一句简单的话,提到某种肥皂或药片,把它沿着铁路立起牌子来,一路长旅,这名字总在那儿——光是这样,就可以叫人心想:那是些很好的肥皂、很好的药片。

同样的事情正好适用于政府。关于总统,我们早就知道是这样。你在硬币和邮票上都看到总统的头像,而总统一直都知道,广为人知是值得向往的。现代独裁者做的就是这种事。你到处见到他们的画像,到处听到他们的名字,这跟药片或肥皂的广告对你同样有效。你开始心想:“他是个很好的独裁者,因为我老是听到他的名字。”

如上所说,广告人找到了怎样培养非理性信念的技巧,在这方面他们起了示范作用。我想,关心民主的人必须做的,是要审慎地构建一种教育,用来抵制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天性中的轻信和轻疑。这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有两个相反的缺陷:没有证据便相信某个主张,有证据时又怀疑这个主张。于是你也有两个相反的任务:让人在没有证据时怀疑,在有证据时信从。自然人的轻信和轻疑同样错误。如果确有“原罪”这回事的话,它的活动范围大概就在这里——要么轻信,要么轻疑。

我要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假使我办一所婴儿学校,我是老师,我要有两种糖果,一种非常非常棒,一种非常非常糟。那款很糟的糖,我请世上最能干的广告师,想尽办法做广告。而那款很棒的糖,只用冷冰冰的科学陈述,罗列成分,介绍良效。让孩子们去选。当然,我会每天变换种类,但是过了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可能选中附有枯燥的科学陈述的糖果。这就算初见成效。我要用同样的办法一直继续下去。

再想象一下短途旅行上哪儿去的问题。我想这么办:给那个非常讨厌的地方做绝妙的广告,彩页印得绚丽夺目;另一处呢,只有地图和粗略的轮廓,交代周边的植树总量,陈述时语言尽量枯燥。当然,我用枯燥语言做广告的,是好地方,另一处却令人不快。

我还要用同样的办法来教历史。既往的重大论战,我要带他们身临其境。今天已经无人赞同的立场,我要给他们读昔日的滔滔雄辩,比如美国内战前南方的演说家,他们为奴隶制辩护的说辞,就极其动人,不同凡响。今天再读那些演讲,你几乎要相信,奴隶制一定曾是个好东西。我要给他们读各式各样极其雄辩的说辞,而这些说辞所辩护的见解今天已经没人支持,比如焚烧女巫有多重要。

等他们对这些东西开始有点无动于衷,我再给他们读当今的言论。这些言论同样雄辩,形成对立的意见。我总是把双方的意见一起给他们,在历史课上每天都读,就像给他们可口的点心——比如《纽约美国人》对劳资之争首先说了什么,而《工人日报》又说了些什么——只要劳资之争仍在继续,或不管争论的是其他什么问题。然后我会问:“你们以为事情真相如何?”我设想,他们迟早将学会从这些针锋相对的言论中推断真相。

从报纸中发现真相,的确是个难以掌握的本领,也是每个民主人士应该受到教导的。作为某个事件的目击者来读报,是极有教益的实验。我要尽力一试,好让学生有这种经历——他们先是目睹了事件,随后又读了彼此相反的报道,这样就能懂得:真相差不多总是介于二者之间。

如果我们希望民众掌握对政治问题做出判断的能力,上面这种方式的教学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不想把这样那样的观点教给别人——这不是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是要教会学生形成自己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不受雄辩和宣传的左右,必须对潜在的误导随时警惕,而且懂得什么才算得上真正的证据,并以此为立足之地。

我还要回顾既往战争的历史,给他们读双方的宣传材料,看看这些东西全然失实、远离真相到怎样的地步。有时我要给他们读一读大战期间的报纸。不知近来你们有没有人读过大战期间的报纸——不管哪一天?要是读过,你会大吃一惊。你们中间年长的人还经历过那段时间,你会心想:“天哪,我那时真的读过这份报纸吗?而且合情合理地考虑过吗?”因为只要你开卷一览,一股神智错乱的热流便从字里行间迎面扑来。很难相信,我们的确曾经处在那么一种集体狂热的状态,以致不能把事情看个明白。为民主育人的要义之一,就是先要预防大家太激动;但这是一门难以掌握的本领,因为你也不想叫大家变得冷漠无情。

在这一点上,我要为自己设一道防线。不管你想为这世界取得哪一种改善,获得哪一种美好生活,没有情感做基础都行不通。但你要保证这基础是个好基础。照我看,只有一种情感可以称为善良,那就是希望人人尽可能幸福、开明,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愿望不该只跟你的亲人朋友相干,也不该只是跟你认识的人相干,而是期望人类全体都如此。要是你发现另有一些理想(其实这样的理想很常见),不管用什么名义给人夸得上了天——道德高尚也罢,民族复兴也罢,还有这样那样的胜利——只要这理想必须有另一群人为之受苦、毁灭、不幸,那就得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理想,向往民主的人没有喜欢这理想的。因为民主的精髓,是我们认为每个人分量相当。”

一个目标,对一群人合适,却要另外一些群体付出代价,我们对这样的目标不满意。所以,任何狭隘的爱国主义,不管在此时此刻从现实上说有多么必要,都不配做我们的理想。一定能激励我们去实现目标的情感,是别人受难,我便痛苦;别人幸福,我才快乐。这才是唯一堪称美好的情感基础。

如果上面所说不错,你就得有个信念——要人类活得比现在幸福,是可能的。许多人悲观失望,觉得似乎办不到,努力争取也没用。他们认为这世界糟透了,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见。无论最近的将来会是怎样——据我看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也决不怀疑:人类生活的世界将比我们已知的任何年代幸福得多,芸芸众生、男女老幼,都会比从前更美好,更自由,更健康,更少破坏,更多善良。

要不是我们见识不够,仅凭现有知识本来可以拥有几乎人人幸福的世界。唯一阻止这世界到来的,是人群间的相互仇恨。这些仇恨,我认为以民主为宗旨的教育应该既从情感上,又从理智上铲除它的基础。我们既应该引导大家养成善良的情感,来使他们不再对另一群人怀有残暴的仇恨,还应该引导大家进入理智的状态,这样他们就能看出为了跟别的人群作对而提出的理由有多荒唐。

我看我们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有许多可以指责的地方;别的国家更多,不过贵国也是如此。比如,有些信念,给政府很多方便,给权力很多方便,在理性上却未必站得住。而这些信念,学校一直鼓励,包括给爱国主义涂脂抹粉的一整套信念、对国旗的敬意等等。其他还有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国旗如果待在它自己的地方也许妥帖合宜,但是在教书育人的地方,请考虑一下要靠它刺激什么情感呢?

有许多伟大的美国人,大家也很高兴本来是该有这么多。不过,也还有许多伟大的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这是一样好的事情。那些伟大的人是美国人,这是个事实,不过这件事跟国家的目标不相干,然而一旦把他们集合在国旗下,正是这个不相干的特征得到了强调。何况,国旗暗示你钦慕的美国人,往往是另一些人。你也许钦慕爱迪生、伯班克,可是一见到国旗,想起来的倒不是他们,而是谢尔曼、格兰特。国旗跟一个国家的联系,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军事方面。

我们活在这世上,大概不得不承认国家得有军队,不过依我之见,爱迪生、爱默生、梭罗比谢尔曼和格兰特更值得骄傲,所以我认为,把孩子们的情感集合到国旗周围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让我换个话题。我们教书的自然都知道,受人尊敬,教起来就方便些,维持纪律也容易些,何况我们还想叫人相信所言不虚。一个班里的孩子,全都自己拿主意,又觉得你也不比别人高明多少,总有些不便。所以我们挡不住诱惑,在我们所教的范围内,全都当起了小神。这么一来果然方便得多,不过这对教书育人可没什么帮助,除非为了教学任务可以展开而不得不这么干。

我记得有人写过托尔斯泰教书的学校,说除了托尔斯泰以外,不管是谁在上课,教室里总是一片嘈杂。托尔斯泰上课时,孩子们便绝对安静,绝对尊敬他。大家都感到奇怪,后来才发现,只要有人吵闹,托尔斯泰便暴跳如雷,所以孩子们个个怕得缩成了一团。

可见教师要受到足够的尊敬,教学才能进行。但也不必很多,因为我设想,教师并不愿意自立为当然正确的形象,也不想在孩子们寻求思维独立时叫他们感到气馁。当然,这不仅跟教师有关,也跟整个社会的现有结构有关,跟权力有关。我们要小心的是,不要反复灌输不假思索的敬意。敬意应该是理性的,应该建立在对某某人的优点的确有所认识的基础上,而不只是根据传统、虚夸,或催眠效果。在你们美国,大家为此所受的罪比别的国家少得多,不过你们还没能完全补救这一点,尤其在那些传统比较悠久的领域。你们对某些事物的敬意,也不免超过了它们所应得。

孩子们是乐于怀抱敬意的。有的孩子不愿致敬,多半是因为看透了征求敬意的意图。有人要他们尊敬这个尊敬那个,结果他们发现这个那个全不配受尊敬,于是学会一种凡事看破的态度,什么也不信。但是如果你不是强加给年轻人,不是设法欺骗他们,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找到尊敬的对象,把值得尊敬的东西放到他们面前,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以我的经验,他们很乐于尊敬那些对象,跟他们应该做的一样。没有必要反复灌输矫揉造作的敬意,这种敬意如果超过界限,就会抵制思考。

大家知道,如今的大学教育跟从前有多么不同。大学教师不得不向聪明人施教,所以从不指望从学生那里得到哪怕极其微弱的敬意。学生有时会揪出他的错误,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在他看来全是理所当然。我们在早期教育中也该尽量在现状允许的程度上向这种态度靠近。你们是想要鼓励学生独立自主、自己拿主意的人,你们也要鼓励学生懂得:谁都会犯错。不要希望他们以为凡你说的都对——只是因为这是你说的。更何况你还可能说错呢。当然,如果你只是陈述事实,你是对的;如果你说的是意见,就该意识到,三百年前大家的见解,只有极少极少,今天你还认为是对的,同样,我们今天的意见一定只有极少数是正确的。

理智以外的话题我谈得很少,不过在结束以前我愿就此多说几句。因为,虽然我说过我希望看到的,是尽可能接近科学态度的某种东西,但我同时也希望学生有能力去领悟人生的目的,领悟什么是人生中重要的东西。这是教育事业里跟文化相关的一面,我认为不是只靠了解事实就可以获得的。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许多人得之于音乐和诗歌,有些人从天文学获益良多。有时我想,我们有些人把这微不足道的星球上的分歧看得很重,假如大家仔细考虑过天体的尺度、宇宙的古老,也许就不会如此,也许还能从我们的纷扰中清除一点点尖刻和狭隘。我们所需要的,从消极的方面说,是懂得我们的争端不像看起来的那般重要;从积极的方面说,是靠美术、音乐、诗歌及其他,来明白确有供人受用的无价之宝、待人成就的名山事业——这可不是政治领域里引起冲突的劳什子,也不是战场上发生的那点儿事,而是个人的事,发生在你自己的心智、领悟、情感、洞见里。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它保持活力,不要它为共同体中集体化、组织化的生活而牺牲。社会生活是必需的,今后也该继续存在,但不是我们生活中最高级的成分。我们生活中最高级的成分,跟宗教老师通常所说的好有一比。那是些更加个人化的东西。有些人信仰团结,信仰跟团结相关的一切,我觉得以上所说的一点是我跟他们最深的分歧。他们大概觉得最高级的生活在集体活动,我却一点儿也不信。我认为最高级的生活是更加个人化的生活,我还认为,团队合作固然十分重要也极有必要,却不是我们天性中最高方面的常态,因为我们所有人,是在略有不同的事情上各臻极致的,所以一旦我们一起工作,就几乎不可能各尽天性之所能。

我认为将来所有的教育应该对这一点铭记不忘,还应该关注个体臻于卓越的可能性。职此之故,教师资格种种,顶重要的是对学生心怀由衷之情,他要对每个学生怀抱这种情感:“这是个有才能的人,能做出一番事情,他有权利在这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说,“这是军队的一名战士”,也不是说“这是块搞宣传的料子”,或“这个人可以培养出来,让他去身居高位,好干这个,干那个。”这都不是雕琢璞玉的恰当方法。恰当的方法是近于宗教的方法,是悟到每人各有所长,各有某些可能性,而教书育人无非是叫它们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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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罗素:为民主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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