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怀特:自由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5-20,星期五 | 阅读:1,535
译者: 铁蜗牛

223918_47695在进城的路上,我常常发现,人们会通过重新裁剪衣服来赶时髦。而上次进纽约市,我发现,人们在改衣服的同时,似乎也重新裁制了自己的思想──改小腰部的同时,收紧信念;缩短袖子的同时,加强决心;人们从历史的最新一页,抄得精美的设计,用款式新颖的知性套装打扮自己。我觉得人们跟随巴黎似乎已跟得太久了。

我必须承认,我有些反胃。看到有人参照在国外取得成功的新暴政调整自己的思想,我总是感到恶心。因为,在我看来,由于其自身的根本局限性,法西斯主义似乎容不下任何折衷或合理性;此外,一些人居高临下的姿态也让我非常恼怒,他们认定我对自由的朴素信仰尚不成熟。如果说,认为人应该自由地生活,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倒是非常乐意抑制自己的发育,让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去成长。

我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在纽约听到的奇谈怪论。有位男士对我说,他认为,也许纳粹的理想比我们的宪法制度更加完美,“因为,你有没有发现,纪录片里那些年轻的德国士兵,有着多么俊朗机灵的脸蛋啊!”他还补充说:“而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只知道整天看电影──他们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便是他对现实的总结,这便是他对新欧洲的解释。他的一番话惊得我面容失色。如果说这代表了我们的智力之巅峰,那么,稳步进军的独裁者,将会在我国海岸所向披靡。

还有人跟我说,我们关于人民政府的民主概念,已逐渐式微,不值一提了──“因为,英国已经变得腐朽不堪,那里的工业城镇一蹶不振”。只因为这一点,他便认定民主已经不可救药;他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仿佛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善于对衰败进行剖析,仿佛他对现状的观察,是最为“明察秋毫”。

还有一位先生对我说,对所有政府都一视同仁、严肃对待的人,都是容易受骗的傻瓜。他说,你应该能确信,除了腐败还是腐败,“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凡尔赛的所作所为”足以为证。他说,那场战争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又一次战争罢了。一番堂而皇之的论证之后,发泄完的他平静下来。

还有一位,看到我隐隐有种热血沸腾的迹象,便斥责我不该抛弃超脱的态度,批评我的观点纯属怀疑论。他宣布,他是不会被任何胡言乱语所迷惑的,他宁愿做一个天真的旁观者。他说,这才是所有明智的人应该做的。(我注意到,他事后又打来电话,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补充说明,仿佛在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他也丧失了几分天真。)

这只是我周围流行的几例街谈巷议罢了──这类言语充满失败主义和幻灭感,有时还充满着造作的天真。现如今,人们正在迅速地自相残杀,并且用弥天大谎来互相欺骗。萦绕在我耳际的这类议论,一旦累积起来,其扰乱人心的效果非常可怕。它们比俯冲轰炸机和雷区更具杀伤力,因为它们所攻击的,不只是个人的前沿阵地,还有他的防御工事。在我看来,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未为自由而奋斗、从未理解自由的人;还有一种,则是叛徒。我本以为我能看到义愤,可最后看到的,却是麻木不仁以及模棱两可的默认,这态度犹如孩子吞下苦药丸。有一位先生让我看到了反犹情绪正在不断增长,这位先生没有怀着羞耻之心含泪注视残忍的反犹现象,而是袖手旁观,仿佛是在用精心打磨的透视镜观察着这一切。

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至少可以做到表明态度,摆明立场。在一个半世纪前,人们怀着狂喜、忠诚和激情去庆祝自由在美洲大陆的诞生,我对自由的信仰之情,与此相同。我正在迅速撰写我的宣言,就仿佛为了去赶一班火车而匆匆刮着胡子。国外所发生的事件,给人们一种迫在眉睫之感。而其实,我并不觉得时间有多紧迫。如果我的文字已经给读者造成这种印象,我向各位表示歉意。我只是想在自己变得迟钝之前告诉人们:我热爱自由,这种热爱由来已久,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感觉很美好;对于那些只因法西斯主义和独裁者打赢了战争,便开始顺应他们的人,我深表怀疑。这种顺应散发着恶臭。我捏紧鼻子。

从记事时起,我就已经萌生出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生活的意识。我所指的,不只是行动的自由,更是生活中那种看上去无拘无束的特质。我在旅行时携带着关涉神圣密约的秘密文件。凭借着直觉,我一直都能察觉到这份极端重要的密约,它由人们和自己所订立,它让人们完全属于自己,将自己与万事万物视为等同,凡事皆依靠自己,但也能够善用任何机会(比如他与一颗行星之间的偶然联系),他会像一只猎狗般执著于自己的爱好。我最初和最热烈的恋情,就发生在我和那被称为自由的事物身上,它是媚惑无比的美女,危险、美丽而又庄重,她能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生机与活力。

自由诞生于萦绕于心头的神秘暗示(我相信每个孩童都领受到这种暗示);那暗示关乎精神生活;也关乎人类心中的上帝;那暗示告诉我,大自然通过“我”来彰显自身。这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是如此动人,如此令人难忘。它诞生于人生的早期阶段:比如说,在夏夜里,一个男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突然,他仿佛全身沐浴在新的知觉中,第一次听见了的蟋蟀有节奏的鸣叫,心中充溢了一种新奇的感觉,他把自己同自然界的伙伴昆虫、青草和黑夜视为同类,在混沌中感觉到一个声音在回答着那困扰众生的问题──“‘我’是什么?”又比方说,有个小女孩从她宠爱的小鸟的墓旁回到房间,她倚着窗台,胳膊肘撑在窗台上,呼吸着陌生的死亡气息,突然,她意识到,她自己也是这整个故事中的一部分。再比如说,孩子稍稍年长一些之后,第一次邂逅到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位老师偶然的一句话或一种情绪,就唤醒了学生的内心,年轻人从此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以独立的人格活在世上。我认为,这种知觉一定是作为一种“与上帝同在”的感觉,在许多人身上不断发展的,它是一种内心的爆发,其动因,是人的敏感性,以及神圣的存在感——认为人的存在不同于纯粹动物性存在。这便是人与自由的初恋。

然而,一个人的自由状态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本能的自由,人类作为动物在一颗行星上所体验的自由;一种是实践的自由,人类社会的特权成员所享有的自由。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能够更普遍地为人们所理解,受到的赞美更广泛,面临的挑战更严峻,受到的讨论也更热烈。它代表的,是自由实用和外在的一面。如今,似乎只有美国才能提供自由权、特权和自由的手段。这片国土仍欢迎公民们写剧本、写书、画画,他们还可以通过集会讨论问题,既可以表达赞同也可以表达异议,可以在公共场所搭起临时演讲台,可以在学校选择任何科目而无须经过审查,可以开庭审理任何案件,可以谱写音乐,可以与邻居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秘密警察的窃听,可以交换商品也交流思想,可以在需要嘲笑政府的时候嘲笑它一番,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真实事件的真实新闻,而不是国家雇佣的传声筒所编造的假新闻。这是事实,每个人都应该予以深思。

从行星的意义上来说,自由就是,感觉自己属于地球。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自由就是,在一种民主的结构中感到轻松自在。虽然阿道夫•希特勒是个不受束缚、发育成熟的个体,但我们无法在他身上发现这两种感觉。在读了他的书之后,可以推测出,他对地球的感情,不是对共享的渴望,而是极端的占有欲。他对人类的感情,不是希望与之和平共处,而是希望他们被一个具有超凡才智的人摆布,并被其标准化──在他这里,人们的生存,并不意味着个性的充分发展,而是意味着让他们的个性服从于共同的种族命运。当你在希特勒的文字中看到他对全人类的那种蔑视时,你就不会再认为他对日耳曼民族命运有多么专注了。 “我已学会,”他写道,“……看透人们那极为原始的观点和论点。”对希特勒来说,普通人就是被人随意利用和领导的原始人。他频繁地把人民称为绵羊、笨蛋、鲁莽的白痴──而他恰恰要让这些人绝对忠诚,他许诺说,要给这些人最终的奖赏。

在美国,我们的社会建立在对个人的信任上,而不是对个人的轻蔑上,因此,生活的自由原则能够得以幸存。我相信,该原则必须、也必将存在下去。理解自由,是所有决心追求自由的人都应该学会的;而热爱自由,则是众多美国人与生俱来的秉性。对我来说,与自由共处一室,共处一个半球,仍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我的奋斗》一书的作者,一生中最早发现的真理之一(对他而言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在群情高涨的时刻,激发大众投入高尚或可耻行动的,不是书面语,而是口语。与口语不同,书面语是人们私下研究的对象,研究者不是根据周围其他人的想法,而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理性标准,对其进行冷静的评判。“我知道,”希特勒写道,“与书面文字相比,通过演说争取到的人,要得多……”随后,他又轻蔑地补充道:“让我们告诉所有的文人和政客,特别是今日的文人和政客:世界上最大的变革,从来都不是由鹅毛笔引起的!不,笔杆子一向用来从理论上激发这些变革。”

幸运的是,我没有试图改变世界──有人正为我改变世界,而且速度惊人。但是我知道,人类的自由精神一直存在于本性中;它不断再生,从未被火或血抹杀过。我写下以上这番话,仅仅是为了(借用希特勒的说法)从理论上激发这种精神。我本人是个手握鹅毛笔的文人,我没有误解“争取民众”的意思;但这些天,我为这枝笔而感到无比自豪,因为通过历史,这枝笔已经证明,它是给人们接种的注射器,它使自由的胚芽永远在人的体内循环,这样一来,任何国度、任何时候,都会有伤寒玛丽(Typhoid Mary)式的种子携带者存在了,他们只需通过接触或榜样作用,便能感染别人。所有的专制暴君都害怕这类人──暴君们焚书坑儒,暴露出内心的恐惧。今天,一个作家在怀着极大的满足感进行写作,因为他知道他将是第一个掉脑袋的人──甚至比政客们的脑袋掉得还早。对我来说,这样更好,因为如果尘世的命运拒绝给我自由,我就会变成行尸走肉,如果被法西斯主义统治,我情愿做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因为在那种环境中,脑袋将没有任何用处,我一点也不想承受如此沉重的累赘!


附注:
克莱蒙梭(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理。他对第一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起了重要作用。


延伸阅读:
E.B.怀特(1899—1985)是美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讽刺幽默作家、童话作家。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他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其文风冷峻清丽,辛辣幽默,自成一格”,因为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除了终生挚爱的随笔创作之外,他还不忘为孩子们写书,他的三本经典作品:《斯图尔特鼠小弟》(又译《精灵鼠小弟》)、《夏洛蒂的网》与《天鹅的喇叭》,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读者都异常喜爱的文学经典。1985年10月1日,怀特因阿尔茨海默病在缅因州北布鲁克林的家中去世。

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意德国的要求,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又称Molotov–Ribbentrop Pact),自此,苏联置身于希待勒发动的战争之外。1940年7月,美国还没有加入反对纳粹的战争中,整个世界还处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极权主义给民主造成的威胁视若无睹。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怀特写下了这篇名为《自由》的散文,并将其发表于《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1942年,这篇散文被收录在怀特的文集《吾之甘露》(One Man’s Meat,典出俗语“吾之甘露,彼之砒霜”——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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