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当代中国?

来源:政见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8-29,星期一 | 阅读:1,158

政见特约观察员:栾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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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我和西方同事交流时,发现他们以宗教的视角讨论“儒”,我感到十分惊讶。在中国,称“儒”为“儒教”的情况比较少见。
◆“孝”实则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交换资本及权力的一种方式。
◆中国民众的祭祖行为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增多,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基层民众对“家”、“根”和“传统”的意识正在逐渐加深。
◆在当代中国,儒教和其他宗教的边界并不明晰,民众的宗教活动常常涉及多种宗教类别。
◆儒学研究正逐步呈现女性化趋势。事实上,在传统儒学观点中,对于女性角色的讨论是动态和立体的,而不是片面地将女性归于男性之下。

Anna Sun,美国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社会学系和东亚研究系副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儒作为世界宗教:历史和现实》(Confucianism as a world religion:Contested Histories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此书获201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宗教社会学部最佳书目奖和2014年美国宗教研究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宗教历史部佳书目奖。她目前正在著写一本关于祭祖礼仪的新作。

7月19日,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采访了正在哈佛授课的Anna Sun教授。

问:您为何选择儒学作为研究对象?您认为儒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Anna Sun:儒学研究可以从三个视角展开,包括“文化儒学”、“宗教儒学”和“政治儒学”。我的研究视角兼顾文化和宗教两方面,强调二者相容。在这种视角下,“儒”既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礼仪,也是道德伦理的基础。另外,“儒”是一种历史性概念,在不同社会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

在西方语境下,“儒”的概念更倾向于一种宗教概念。《儒作为世界宗教》以西方语境下的“儒教”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儒文化的资本获得和再生产的社会机制。起初我和西方同事交流时,发现他们以宗教的视角讨论“儒”,我感到十分惊讶。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称“儒”为“儒教”的情况比较少见,“儒”更类似于一种传统文化,中国人也倾向于使用“儒家”或者“儒学”。而在西方,不论学术领域还是普通民众,对“儒”的认识更倾向于一种宗教传统。事实上,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对中国儒学和儒文化比较密集的学术研究。以英国牛津为学术中心,西方国家对儒教进行了大量研究。随后,儒教研究在海外学术领域中逐渐发展起来。儒学作为宗教,也主要是基于西方的情境和学术研究范式。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让我对从西方视角研究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兴趣,也成为我开展这项研究的最初动机。

在我看来,儒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虽然中国民众对儒文化的认知可能并不自觉,但是儒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活交流、价值判断和文化学习。儒家文化和礼仪的复兴有坚实的社会根基,其文化机制在影响国家整体社会变迁上的作用是隐性而深刻的。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一套礼仪系统,比如祭祖;另一方面,也是一套价值判断系统,比如在中国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化建设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地位与作用。近几年来,儒文化逐渐引起了中国中央政府的重视。2014年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儒文化在新时代环境下的重要性;2014年,他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孔子诞辰及以“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2003年,北京大学开启《儒藏》编纂与研究项目,由汤一介先生任首席专家,使儒学首次成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之一。所以说,不论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看,还是从人民群众日常文化实践的角度看,以儒文化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文化研究的队伍,帮助民众、国家更清楚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实践机制。

问:在研究儒文化及行为实践中,“个人-社会”关系是您的研究重心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文化通过增强人们的道德及文化素养,如何指导日常实践,并进而影响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另外,个人层次的道德内省与文化获得如何付诸社会行动,并与外部的社会结构及国家体制相互影响?

Anna Sun:从“费孝通时代”开始,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注意到了家庭结构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费先生研究中国的学术路径对我影响很大。我认为,虽然家庭作为社会核心结构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家庭结构的道德基础更加深厚,中国人对于家庭观念更加严肃,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基。在当代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传承、实践及其再塑造,对个体、家族、社区和国家整体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变迁影响深远,儒家文化的扩散也是一个结构化、有序和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以“孝”文化为例,“孝”虽然以家庭和子女及父母关系为核心,但同时也影响着个体和朋友、同事甚至社会之间的行为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不孝”,则很难在朋友、同事甚至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获得支持;反之,一个人如果“孝”做得好,可以帮助其加固与延伸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和广度。也就是说,“孝”实则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交换资本及权力的一种方式。另外,我在研究中格外注重儒家文化的符号化特质。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上周她母亲过生日,她和母亲通电话时,母亲让她在电话的另一端磕三个头,她就在电话的另一端象征性地磕了三个头。听她讲这件事情,我很受触动。因为如果考虑这位朋友日常的生活方式,这种磕头的仪式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然而在电话中,“磕头”却成了传递的一种文化符号。另外,通过最近在中国本土调研,我发现,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比如上海,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开展一些祭祖仪式,并且相当一部分仪式是在家中进行的,虽然其具体仪式可能和繁文缛节的传统规范相差很远。

在研究中国儒家文化时,我的主要理论路径也是文化符号化,受到法国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比较深。我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社会学理论为逻辑线索,研究强调个体通过教育体系和家庭两个主要途径获得文化资本;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社会群体逐渐形成并巩固着自身的文化场域,并帮助产生行动者所在阶层的文化符号;在文化实践中,既有的外部社会结构也对个体文化场域产生影响,比如使个体有选择地进行各自文化实践,强化不同文化阶层的符号区隔;长此以往,个体通过实践进行文化阶层及其相应的社会阶层的再塑造,调整或加固既有社会结构,构建或巩固新的文化阶层区隔。

再举一个例子。目前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中国祭祖文化社会行为的研究。我认为,祭祖可以看作是一种家庭文化的行为符号,也是个体自身通过身体关系、以生者的角色,和其家庭、家族、社区等更广泛的文化传统相连接。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民众的祭祖行为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增多,80%的中国公民在过去一年中有过祭祖行为。我所说的这些祭祖行为,不是指网络祭拜等,而是实地参与的祭祖行。网络祭拜和实地参与,这两者是有差异的。祭祖行为的增多和广泛传播,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基层民众对“家”、“根”和“传统”的意识正在逐渐加深,并通过祭祖实践,进一步强化这种对传统文化和家庭观念的认知。

另外,不同的文化认知,可能影响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及其资源交换。在城市地区,祭祖多以小家庭为单位;在农村地区,多是大型家族。这种区域和家庭规模的差异,对不同地区个体在不同阶层社会网络的影响能够有多少,目前研究小组尚在讨论之中。另外,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祭祖行为的增多和强化对区域间社会阶层流动无显著影响。

目前中国社会学正在逐步发展起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变迁和乡土重建,我也希望在本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尝试将之前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断层粘连起来,使东西方理论阵营能够更好地交流。

问:刚刚您说了祭祖文化的具体实践。另外,儒文化也可以作为公民文化修养的重要智识来源。那么,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儒教信仰具体实践情况如何,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正在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

Anna Sun:
1998年起,我在中国做了长达十几年的田野调查。调查期间采集的民间信仰实践和以儒教为主的信仰实践数据,是我观察中国宗教和儒文化价值及实践的主要资料,也是我研究当代中国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多元互动关系的重要信息来源。通过史料搜集和田野调查,我发现当代儒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儒教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伦理、民俗礼仪和世俗化生活方式。以往的研究中,关于中国民众宗教认同和实践的分析比较模糊。在多次“全球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台湾社会变迁调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中,儒文化成了一种宗教类别。比如,1981-2002年间的4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显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被访者在祖先崇拜认同及参与的比例分别为2.5%和44.0%,而在儒教认同及参与的比例仅为0.2%和0.0%;200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报告数据结果显示,93.9%的中国大陆被访者认为无宗教信仰,89.7%的中国被访者从未参加宗教活动;而2004年台湾社会变迁调查中仅有的有关儒教祭祖活动的数据结果显示,84.8%的台湾被访者曾经参加过拜神和拜祖先的活动。从数据结果上来看,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程度最小,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认同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对于儒教认同的程度较小,但是其具体的儒教实践模式却和祭祖行为紧密相关。另外,不同的调查研究方式,以及问卷设计过于模糊或者问题设计与当地情况不相吻合,导致学者对于中国大陆宗教的情况的数据结果和分析出入较大,宗教实践的调查结果有重叠、也有冲突,产生的数据结果可能也很难反映实际情况。

第二,在具体实践中,儒教和其他宗教的边界并不明晰。十几年来,我通过对中国各地(如北京、上海、福建等地)的民众参观孔庙和儒家文化实践(如孔庙上香、祈福、学习儒文化知识)的长期田野调查发现,在当代中国,儒教和其他宗教的边界并不明晰,民众的宗教活动常常涉及多种宗教类别,儒教实践是一个多元复杂但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进程和社会化过程。在《儒作为世界宗教》一书中,我区分了三种不同层次的儒文化祭礼活动,第一种是孔夫子崇拜(如参观孔庙、烧香叩拜、祈愿祝福等),较为泛化的第二种是祖先崇拜(如扫墓、祖先庙宇),最泛泛的一种是儒文化实践(例如孝、学习儒学知识、遵守家礼等)。在这些实践过程中,不同的模式可能出现重叠情况。

第三,和社会发展相匹配,儒学研究正逐步呈现女性化趋势。事实上,在传统儒学观点中,对于女性角色的讨论是动态和立体的,而不是片面地将女性归于男性之下。在研究中,我们需要分析和对比典籍中的论述和历史事实、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女性地位的差异、女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个体差异等等。研究视角的不同,会带来对儒文化认识上的很大差异。

问:您是否认为,儒学是中国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是,怎么发展与实践这种文化?应该怎样对待传统文化?

Anna Sun:当然是。儒家文化的具体实践主要有两种具体途径:一种是教育途径;另一种是自省,比如“正”、“做好人”这些自我训诫,等等。不论哪种途径,其具体实践都是一个兼具道德信仰内化、获取文化资本、个体社会化和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过程。我希望更多的研究可以关注民众文化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另外,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十九世纪以来未曾间断过。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在不断发展壮大,这也需要我们更加注重本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我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宗教实践(比如祭礼),需要以包容的态度加以系统化的学习、扬弃,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很好地继承与创新,才能引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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